亚里士多德 生平和学园

据说海德格尔在给学生讲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只用一句话就概括了他的生平：“他出生，他思考，他死去。”随后就直接转入了关于亚里士多德思想的讨论。 不可否认，确实有一些哲学家像海德格尔一样只关心纯粹的思想，亚里士多德给我们留下的思想宝库也足够哲学家们皓首穷经了，但是作为对哲学“史”有兴趣的读者，总还是好奇，曾经被当作“哲学家”代名词的亚里士多德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有哪些社会关系？ 有怎样的经历？他如何工作？ 纳塔利教授的这本《亚里士多德：生平和学园》就满足了我们这方面的好奇。不仅如此，这本书还为我们打开了一道侧门，让我们可以走进亚里士多德的生活，更好地了解他的思想。 但是，这本《亚里士多德：生平和学园》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 物传记”——作者会详细告诉我们传主的生平细节、趣闻轶事；也不是常见的“思想传记”——作者会梳理传主不同时期的作品和思想发展。这并非因为纳塔利教授对亚里士多德的生平细节和思想脉络不感兴趣，相反，作为当今国际上*著名的亚里士多德研究专家之一，纳塔利教授对有关亚里士多德的一切都充满兴趣，并且了如指掌。因为有关亚里士多德可靠的传记资料太过有限，不足以支撑一般意义上的 “人物传记”；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又太过精深宏大，难以用一本“思想传记”详细概括。这本《亚里士多德：生平和学园》或许可以被说成是一本“学术性人物传记资料汇编”，纳塔利教授收集了古代关于亚里士多德的所有传记资料，吸收了亚里士多德著作中与他的生活、教学和研究有关的只言片语，同时参考了自19世纪以来有关亚里士多德生平研究各种语言的重要资料（拉丁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英语），以严谨的历史和哲学态度，给我们讲述了现有资料允许我们讲述的有关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吕克昂学园的可信故事，同时澄清了很多围绕亚里士多德的不实流言（比如他的奢侈作风，他和马其顿密切的政治联系）。纳塔利教授特别强调，亚里士多德建立的吕克昂学园，并不是一个致力于教育青年的、类似现代大学的教育或研究机构，而是一个力图以共同进行哲学探究/沉思的方式过好闲暇生活的小团体，吕克昂学园*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开创了这样一种有组织的“沉思生活”（bios theoretikos）的方式。 因为是严肃的“学术性人物传记资料汇编”，这本书读起来一点都不轻松，随处可见的原始资料引文和参考文献，提醒我们这本书的写作有多么不易。更不易的是，作者需要判断这些资料来源是否可靠断，原始文献对亚里士多德持何种态度，还要猜测和试图补全那些缺损的文字，然后再基于所有这些对亚里士多德生平中的细节做出审慎的判断。 在阅读时，读者或许会在很多地方感到意犹未尽，我们总希望知道得更多一点，比如亚里士多德的性格到底什么样，他对学生是温和还是苛刻？他如何工作、如何进行时间管理，才能写下那么多高质量的作品？他的那些传世作品到底是按照什么顺序创作的？他在给亚历山大当老师的时候，到底给这位未来世界帝国的建立者教授了哪些知识？但是这些“意犹未尽”正是一个好的哲学史家不同于小说家的地方，他不会发挥自己的想象（哪怕是“合理的想象”），为我们补全一幅地图里的空白的信息。如果我们想要获得有关亚里士多德的更 多准确信息，恐怕只能寄望于更多的古代资料被挖掘或者破解出来。这本书无疑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亚里士多德传记研究中的一座里程碑，本书英文版的编辑哈钦森教授在他所写的前言里说，这本书 “将会成为全新的、现代的、标准的亚里士多德传记，也会成为关于亚里士多德本人以及他开辟的理智生活方式的所有未来研究的出发点。”八年过去了，这本书的学术地位不但没有被撼动或挑战，反而得到了加强，我们见证了这本卓越的传记被学者和学生广泛使用和引 用。如今我只需要把哈钦森那句评价里的将来时换成完成时，把“将会”改成“已经”就足够了。（当然，本书获得如此高的国际认可，也要感谢哈钦森教授所做的大量编辑、翻译和索引工作。） 接下来，我想借这篇后记回忆我和纳塔利教授的一些交往片段。2007年夏天我在山东大学参加中国社科院主办的中英美暑期哲学学院，结识了纳塔利教授和他的夫人克里斯蒂娜·维亚诺（Cristina Viano）教授、已故的余纪元教授和现在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梅丽莎·雷恩（Melissa Lane）教授。当时我刚完成在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年的学习，博士论文的计划也刚从近代政治哲学转向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而当时香港在希腊哲学方面的学习和研究资源都比较匮乏，因此这次暑期学院对我来讲就是一场及时雨。那三个星期也成了我整个求学生涯里*难忘的一段时光。我始终处于一种高度亢奋的状态，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从课程、讨论、阅读和课下的交流中，贪婪地学习一切我能学到的关于古希腊哲学的知识，写下我能想到的所有想法，向老师们询问所有我感兴趣的问题。当时我参加的是纳塔利教授的讨论组，在他的带领下细读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七卷，在讨论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 时，我有了想要修正乔纳森·巴恩斯的经典论文《亚里士多德与伦理学方法》的想法。在纳塔利教授的鼓励下，我做了平生**次英文 报告，讨论了自己对亚里士多德“辩证法”的理解，还记当时仓促准备的报告被四位教授批的体无完肤。正在我满头是、汗尴尬不已之 时，纳塔利教授说了一句让我终生难忘的话：“导师的任务就是在学生写完论文之后，毁掉他们的论文！”这句话当然有夸张的成分，但是也让我**次见识了一个严格的导师应该做些什么——就是去发现学生论文中大大小小的弱点和问题，用这种方式迫使他们不断修改论 文，强化自己的观点，同时学会如何正确地进行和应对学术批评。等我当上老师之后，总是会对学生重复纳塔利教授当年对我说过的这句话，提醒他们要对学术生涯中的批评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在暑期学院临近结束的时候，我在完成*终的作业之外，还花两天时间写了一篇英文论文《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城邦类比》 （Aristotle’s City-Soul Analogy）。我把论文送到纳塔利教授手上，他非常耐心地读完，之后告诉我哪些地方有说服力，哪些地方还需要修改，并且给我提出了很多具体的修改意见。*后带着他特有的意大利 口音，跟我说了另一句让我记忆深刻的话：“玮，你很聪明，但是你 需要慢下来，真的慢下来！”确实，不管是在阅读还是在写作中，纳塔利教授一直都在强调慢速、细致，正是用这样的慢速阅读和细致思考，他才得以完成那么多高质量的学术工作。从那以后，我在写论文的时候也慢了下来，一个问题，一些想法，放在脑子里、草稿上三四 年，甚至七八年都是常有的事，直到我觉得把问题想清楚了，可以彻底说服自己了，才会*终成文。 这次暑期学院的交往，虽然短暂，但是纳塔利教授严谨的治学态度，豁达幽默的人生态度，对学生的热情鼓励、真诚关心和严厉批评，都为我的学术追求树立了完美的榜样。那之后我一直和纳塔利教授保持着通信往来，他给我的博士论文的整体计划和部分章节都提出 了重要的修改意见，我们也会不时讨论对亚里士多德哲学中一些问 题的理解。但是直到整整十年后的 2017年，我才在雅典举行的第21届国际亚里士多德研讨会（Symposium Aristotelicum）上再次见到了纳塔利和维亚诺夫妇，久别重逢的喜悦自然溢于言表。我告诉 纳塔利教授，这本《亚里士多德：生平和学园》已经纳入了北京大学出版社“西方古典学研究”的出版计划。他热情地期待本书的出版， 我也计划在本书出版之际邀请他们夫妇作为“人大古希腊哲学名师讲 座”的嘉宾再次访问中国。不料，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这个看来完 美的计划。 在我看来，纳塔利教授的作品是历史学、语文学和哲学完美结 合的典范，我很希望将他的更多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我本想自己完成本书的翻译，但是后来因为译事繁多，便将本书的翻译工作交给我的学生王芷若完成。我要感谢她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了这本很难翻译的作品。在她完成初稿之后，我对照原文对译稿做了逐句的校对，并修正了英译本中的个别错漏。为了方便读者参考相关资料，我将原书中的尾注改成了脚注。译本中的所有错误和疏漏均由我负责。我还是要一如既往地感谢责任编辑王晨玉出色的编辑工作和北大出版社对中国古典学研究的大力支持。 *后，我要将这个中译本献给纳塔利教授，纪念我们 14 年来的友谊！ 据说海德格尔在给学生讲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只用一句话就概括了他的生平：“他出生，他思考，他死去。”随后就直接转入了关于亚里士多德思想的讨论。 不可否认，确实有一些哲学家像海德格尔一样只关心纯粹的思想，亚里士多德给我们留下的思想宝库也足够哲学家们皓首穷经了，但是作为对哲学“史”有兴趣的读者，总还是好奇，曾经被当作“哲学家”代名词的亚里士多德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有哪些社会关系？ 有怎样的经历？他如何工作？ 纳塔利教授的这本《亚里士多德：生平和学园》就满足了我们这方面的好奇。不仅如此，这本书还为我们打开了一道侧门，让我们可以走进亚里士多德的生活，更好地了解他的思想。 但是，这本《亚里士多德：生平和学园》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 物传记”——作者会详细告诉我们传主的生平细节、趣闻轶事；也不是常见的“思想传记”——作者会梳理传主不同时期的作品和思想发展。这并非因为纳塔利教授对亚里士多德的生平细节和思想脉络不感兴趣，相反，作为当今国际上*著名的亚里士多德研究专家之一，纳塔利教授对有关亚里士多德的一切都充满兴趣，并且了如指掌。因为有关亚里士多德可靠的传记资料太过有限，不足以支撑一般意义上的 “人物传记”；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又太过精深宏大，难以用一本“思想传记”详细概括。这本《亚里士多德：生平和学园》或许可以被说成是一本“学术性人物传记资料汇编”，纳塔利教授收集了古代关于亚里士多德的所有传记资料，吸收了亚里士多德著作中与他的生活、教学和研究有关的只言片语，同时参考了自19世纪以来有关亚里士多德生平研究各种语言的重要资料（拉丁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英语），以严谨的历史和哲学态度，给我们讲述了现有资料允许我们讲述的有关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吕克昂学园的可信故事，同时澄清了很多围绕亚里士多德的不实流言（比如他的奢侈作风，他和马其顿密切的政治联系）。纳塔利教授特别强调，亚里士多德建立的吕克昂学园，并不是一个致力于教育青年的、类似现代大学的教育或研究机构，而是一个力图以共同进行哲学探究/沉思的方式过好闲暇生活的小团体，吕克昂学园*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开创了这样一种有组织的“沉思生活”（bios theoretikos）的方式。 因为是严肃的“学术性人物传记资料汇编”，这本书读起来一点都不轻松，随处可见的原始资料引文和参考文献，提醒我们这本书的写作有多么不易。更不易的是，作者需要判断这些资料来源是否可靠断，原始文献对亚里士多德持何种态度，还要猜测和试图补全那些缺损的文字，然后再基于所有这些对亚里士多德生平中的细节做出审慎的判断。 在阅读时，读者或许会在很多地方感到意犹未尽，我们总希望知道得更多一点，比如亚里士多德的性格到底什么样，他对学生是温和还是苛刻？他如何工作、如何进行时间管理，才能写下那么多高质量的作品？他的那些传世作品到底是按照什么顺序创作的？他在给亚历山大当老师的时候，到底给这位未来世界帝国的建立者教授了哪些知识？但是这些“意犹未尽”正是一个好的哲学史家不同于小说家的地方，他不会发挥自己的想象（哪怕是“合理的想象”），为我们补全一幅地图里的空白的信息。如果我们想要获得有关亚里士多德的更 多准确信息，恐怕只能寄望于更多的古代资料被挖掘或者破解出来。这本书无疑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亚里士多德传记研究中的一座里程碑，本书英文版的编辑哈钦森教授在他所写的前言里说，这本书 “将会成为全新的、现代的、标准的亚里士多德传记，也会成为关于亚里士多德本人以及他开辟的理智生活方式的所有未来研究的出发点。”八年过去了，这本书的学术地位不但没有被撼动或挑战，反而得到了加强，我们见证了这本卓越的传记被学者和学生广泛使用和引 用。如今我只需要把哈钦森那句评价里的将来时换成完成时，把“将会”改成“已经”就足够了。（当然，本书获得如此高的国际认可，也要感谢哈钦森教授所做的大量编辑、翻译和索引工作。） 接下来，我想借这篇后记回忆我和纳塔利教授的一些交往片段。2007年夏天我在山东大学参加中国社科院主办的中英美暑期哲学学院，结识了纳塔利教授和他的夫人克里斯蒂娜·维亚诺（Cristina Viano）教授、已故的余纪元教授和现在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梅丽莎·雷恩（Melissa Lane）教授。当时我刚完成在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年的学习，博士论文的计划也刚从近代政治哲学转向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而当时香港在希腊哲学方面的学习和研究资源都比较匮乏，因此这次暑期学院对我来讲就是一场及时雨。那三个星期也成了我整个求学生涯里*难忘的一段时光。我始终处于一种高度亢奋的状态，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从课程、讨论、阅读和课下的交流中，贪婪地学习一切我能学到的关于古希腊哲学的知识，写下我能想到的所有想法，向老师们询问所有我感兴趣的问题。当时我参加的是纳塔利教授的讨论组，在他的带领下细读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七卷，在讨论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 时，我有了想要修正乔纳森·巴恩斯的经典论文《亚里士多德与伦理学方法》的想法。在纳塔利教授的鼓励下，我做了平生**次英文 报告，讨论了自己对亚里士多德“辩证法”的理解，还记当时仓促准备的报告被四位教授批的体无完肤。正在我满头是、汗尴尬不已之 时，纳塔利教授说了一句让我终生难忘的话：“导师的任务就是在学生写完论文之后，毁掉他们的论文！”这句话当然有夸张的成分，但是也让我**次见识了一个严格的导师应该做些什么——就是去发现学生论文中大大小小的弱点和问题，用这种方式迫使他们不断修改论 文，强化自己的观点，同时学会如何正确地进行和应对学术批评。等我当上老师之后，总是会对学生重复纳塔利教授当年对我说过的这句话，提醒他们要对学术生涯中的批评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在暑期学院临近结束的时候，我在完成*终的作业之外，还花两天时间写了一篇英文论文《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城邦类比》 （Aristotle’s City-Soul Analogy）。我把论文送到纳塔利教授手上，他非常耐心地读完，之后告诉我哪些地方有说服力，哪些地方还需要修改，并且给我提出了很多具体的修改意见。*后带着他特有的意大利 口音，跟我说了另一句让我记忆深刻的话：“玮，你很聪明，但是你 需要慢下来，真的慢下来！”确实，不管是在阅读还是在写作中，纳塔利教授一直都在强调慢速、细致，正是用这样的慢速阅读和细致思考，他才得以完成那么多高质量的学术工作。从那以后，我在写论文的时候也慢了下来，一个问题，一些想法，放在脑子里、草稿上三四 年，甚至七八年都是常有的事，直到我觉得把问题想清楚了，可以彻底说服自己了，才会*终成文。 这次暑期学院的交往，虽然短暂，但是纳塔利教授严谨的治学态度，豁达幽默的人生态度，对学生的热情鼓励、真诚关心和严厉批评，都为我的学术追求树立了完美的榜样。那之后我一直和纳塔利教授保持着通信往来，他给我的博士论文的整体计划和部分章节都提出 了重要的修改意见，我们也会不时讨论对亚里士多德哲学中一些问 题的理解。但是直到整整十年后的 2017年，我才在雅典举行的第21届国际亚里士多德研讨会（Symposium Aristotelicum）上再次见到了纳塔利和维亚诺夫妇，久别重逢的喜悦自然溢于言表。我告诉 纳塔利教授，这本《亚里士多德：生平和学园》已经纳入了北京大学出版社“西方古典学研究”的出版计划。他热情地期待本书的出版， 我也计划在本书出版之际邀请他们夫妇作为“人大古希腊哲学名师讲 座”的嘉宾再次访问中国。不料，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这个看来完 美的计划。 在我看来，纳塔利教授的作品是历史学、语文学和哲学完美结 合的典范，我很希望将他的更多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我本想自己完成本书的翻译，但是后来因为译事繁多，便将本书的翻译工作交给我的学生王芷若完成。我要感谢她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了这本很难翻译的作品。在她完成初稿之后，我对照原文对译稿做了逐句的校对，并修正了英译本中的个别错漏。为了方便读者参考相关资料，我将原书中的尾注改成了脚注。译本中的所有错误和疏漏均由我负责。我还是要一如既往地感谢责任编辑王晨玉出色的编辑工作和北大出版社对中国古典学研究的大力支持。 *后，我要将这个中译本献给纳塔利教授，纪念我们 14 年来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