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于理性--拉瓦锡与法国大革命

**章 旧制度 1793年初秋，法国国民公会的官员们来到安托万·拉瓦锡位于巴黎玛德莲大道243号的私人住所。在这条繁华街道西部的一个街区，正在修建一座希腊帕特农神庙风格的教堂。教堂名为“圣玛丽-玛德莲”，自1791年起，其修建工程就始终停滞不前。从这座教堂未完工的古典门廊上向南眺望，是直通革命广场的皇家大道，不久后，广场上将安装一座断头台。断头台这个设想的提出者是吉约坦医生，他和拉瓦锡都是巴黎科学界的精英人物。吉约坦曾设想，自己所提议的装置是文明且人性化的刑具，可以取代残忍的刀斧和绳索。但看到自己的设想*终演化成西方世界*恐怖的武器之一，他必会因此感到震惊。 这些官员代表可怕的“公共安全委员会”，他们搜查并扣押了拉瓦锡的文件。但*终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物品，除了来自科学家同行的一些外文（英语和意大利语）信件，来信人包括：拉扎罗·斯帕兰扎尼拉札罗·斯帕兰扎尼，、约瑟夫·普里斯特利、约瑟夫·布莱克约瑟夫·布莱克以及本杰明·富兰克林。拉瓦锡要求用自己的私人印章在被查封的文件上盖章，这一请求得到了官员们的批准。尽管相关报告指出 “拉瓦锡这一举动并非出于不信任，而是为了遵守秩序”，但他这样做，也许是担心政敌会把其他更危险的文件放进他的文件中。 按照法国大革命历法，这一天是共和国元年果月果月的第24天，但拉瓦锡等人并不知道这些。对他们而言，这只是1793年9月10日。尽管法国大革命历法在1792年9月22日法兰西共和国成立时便已确立，但直到1793年10月才宣布启用。因此，共和国元年只在回顾历史时才存在。虽然没有人直接经历过，但它仍旧很重要。共和国元年以前，拉瓦锡的生活和事业完全融入了波旁王朝的社会结构中。然而，从这一天起，他的生活和工作将在新的充满革命和恐怖的环境中被重新审视。 法国大革命历法旨在将宗教的专制权威从历法中剥离出来，并废除儒略历。改革后的日历采用十进制，每月分成30天，每天10小时，每小时100分钟，每分钟100秒。拉瓦锡本人也是历法改革的倡导者，1793年，他也积极参与与之并行的度量衡体系改革。事实证明，这种十进制的换算方法比大革命历法的“寿命”更长，是至今为止仍在使用的公制标准。共和国元年果月24日，拉瓦锡的一位科学家同行安托万·弗朗索瓦·德·富克鲁瓦与其他官员一同来到玛德莲大道，收缴了拉瓦锡在度量衡项目中所使用的仪器。这不是一个好兆头，拉瓦锡本打算依靠这一公共改革来安稳度过动荡的年代。 如果拉瓦锡能清醒意识到充满激进革命气息的全新环境将给他带来的危险，他也许会逃离这个国家。尽管在他所了解的其他领域，比起同时期的其他科学家，拉瓦锡要更了解彻底改变观点的重要性，但显然，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处于危险之中。拉瓦锡对于氧气的发现将确保他突出、恒久的科学地位，尽管在拉瓦锡之前也有人对氧气进行过研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根据研究提出过“固定空气”说法，卡尔·威廉·舍勒则将氧气称为“火空气”。但拉瓦锡的创举在于经过深入理解和思考，将这一并非全新的气体命名为氧气，并将它置于一个全新的化学语境中，进而推动现代化学的整体发展。拉瓦锡对氧气的命名是一次伟大的实践。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数年里，拉瓦锡做事极为守序的天分已经在他纯粹的科学研究之外有了诸多体现。1788年，他同时担任了五个重要公职，包括火药和硝石管理局的局长以及贴现银行董事在内，这些职位使得他在法国的国家金融之中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到了1790年，由于广泛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加上非常可观的财富，拉瓦锡成了激进左派的抨击目标。1791年1月，雅各宾派的记者让-保尔·马拉在《人民之友》这份报纸上抨击拉瓦锡：“我向你们揭露骗子首领拉瓦锡先生，土地掠夺者之子，半吊子化学家，日内瓦股票投机商内克尔即下文的雅克·内克尔。的弟子，包税总会的包税官人，火药和硝石管理局局长，贴现银行董事，国王秘书，科学院院士，沃维利耶即让-弗朗索瓦·沃维利耶的密友，巴黎食品委员会的渎职者以及当代*大的阴谋家。” 马拉之所以发出这样的公开谴责，是因为他与拉瓦锡有私人恩怨——1779年，拉瓦锡曾代表法国科学院将马拉判定为科学骗子。1791年的动荡中，国家科学院、文学院和文化学院的存在被视为可恶的精英主义。拉瓦锡在1771年得到父亲赠送的结婚礼物——贵族特权，此时它已不再有什么价值了。拉瓦锡*受人诟病的一点，是他在法国包税总会任职——这是他*赚钱的工作，公共安全委员会的官员之所以到他玛德莲大道的家中来查抄文件，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几个世纪以来，法国的税收一直由法国国王出租或“外包”给私人投资者。在每次租赁期间给王室财政上缴足够税收后，这些私人投资者便可以自己支配剩下的税款。到17世纪末，包税总会的规模不断扩张，已经是拥有3万名员工的庞然大物。18世纪末，法国政府已极度依赖通过包税总会来获得借款和偿还迅速增长的国债。 1768年，拉瓦锡进入包税总会时，该公司由40—60个包税官共同管理。那一年，一个包税官全部的股份收购价格为156万里弗尔里弗尔为法国古代的一种货币单位名称。 ；24岁的拉瓦锡从一位正在聘请助手的名叫博东的包税官手里，以首付6.8万里弗尔的价格，购买了其三分之一的股份。拉瓦锡将改革家的热情带入了包括税收工作在内的所有活动中。然而，即使是拉瓦锡提出的*为开明的创新政策，也会引起法国纳税人的反感。同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税收机构一样，法国包税总会并不受人们欢迎，甚至有可能是*不受欢迎的机构。它不仅对盐、酒精和烟草征税，甚至还对从法国其他地方进入巴黎的商品征税。人们通过走私等各种手段逃税是当时的普遍现象。包税总会对这些违法行为进行过严厉打击，更增加了公众的厌恶感。此外，关于暴利的指控也有充分的根据。 1791年，由于饱受管理不善的指控，包税总会*终被废除。拉瓦锡在此前不久就已从这里辞职，不过，法国国民公会要求彻查包税总会在1740—1791年间的所有事务。包税总会的资产本应被清算并收入国库中，但由于一系列政治危机，清算程序一直被推后，而包税官或前包税官也被批评拖延怠慢。到1793年秋天，随着“恐怖统治”的开始，处理捐税专收总会事件（及收集资产）走向极端。拉瓦锡只是遭到搜查和收缴的许多前税务官之一。 在波旁王朝统治的*后20年，资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通过加入包税总会，拉瓦锡成功跻身资产阶级上流社会。到1786年，拉瓦锡的总收入为120万里弗尔，相当于20世纪的4800万美元。即使拥有这么一大笔财富，拉瓦锡的生活方式却并不奢侈。据1791年的一份财务声明显示，拉瓦锡在卢瓦尔河谷拥有1400英亩（约5.67平方千米）的弗雷钦庄园，在维勒弗朗克尔还有254英亩（约1.03平方千米）土地，但他只有6名佣工（1名厨师、1名女仆、1名马车夫和3名男仆）。以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他的身份地位来说，这样的仆人数量算是极少的了。 包税总会的工作为拉瓦锡提供了可观的收入，但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科学研究和其他公共事业上。实际上，是税收收入资助了他的科学研究，在这一时期，这是一种反常现象。在18世纪的法国，科学研究可以是事业，但绝不可能成为谋生手段。政府对科学研究的财政支持力度很小。有抱负的科学家必须自行承担研究费用。拉瓦锡的家庭背景相对优渥，他用从包税总会赚取的利润，组建了当时欧洲*先进、*昂贵的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