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经典书系:钟敬文民间文艺学文选

（二）古代关于神话、传说的论述中国古代文献上保存了相当丰富的神话、传说、故事的资料。可能是由于儒家重史实和“不语怪、力、乱、神”思想的影响，很多带有原始思维特点的神话、传说，在记录的时候往往就被删削、节略，使之历史化；有的虽然未经改窜，但儒者又对其中神怪的因素加以曲解，使之合理化。如《太平御览》引《尸子》所记孔子对“黄帝四面”的解释：“子贡问于孔子日：‘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日：‘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谋而亲，不约而成，大有成功。此之谓‘四面’也。”’还有《吕氏春秋·察传》孔子把“夔一足”解释成“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日‘夔一足’，非‘一足’也”。这种把神话、传说历史化的解释和作法，成为后代儒家把神话、传说历史化的重要依据。它除了反映儒家理性主义思想之外，还在程度上表明了由于时代发展，某些远古神话已不能为后世所理解和信奉。从神话、传说研究的角度来看，屈原的《天问》对许多古代神话、传说提出质疑，也是在这种时代条件下产生的。
司马迁是一位很有见识的历史学家，他对于神话、传说时代“三皇”的历史持保留态度，对于充满“荒诞”材料的《山海经》、《禹本纪》也“不敢言之”，而把中国历史从较少荒诞成分的黄帝传说开始（后世《史记》版本中的“三皇本纪”是唐人司马贞填补起来的），表现了他的比较严格的史学观点。当然，现在看来，即使是《五帝本纪》，其中也多有化了装的神话、传说，这是司马迁那时还不能解决的学术问题。另外，在《史记》的其他部分，也采用了不少民间口头传说（如周王以烽火为戏，张良和圯下老人相见等的故事），他还引用了许多民间歌谣和谚语。司马迁对于民间口传史料这种区别对待的态度，对于民间文学研究也是很有意义的。
汉代另一位史学家班固，他在《汉书·艺文志》里，保留了许多古代小说的目录，并对古代小说的起源、意义等作了说明：“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现代欧洲有的学者称民间故事为“小说的童年”。班固这里如实地论述了中国古代小说和民间口碑的密切关系。他对古代小说的这种看法，一直为后代史学家等所承袭。
对于远古神话中某些“荒诞”因素的看法，在经学家注疏中也反映出来。例如《诗经》的商颂、周颂等都有关于始祖的神话故事，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履帝武敏”对于这些神话，西汉经学家毛公在相传是他著的《诗传》里，极力使之合理化。他把吞燕卵而怀孕，说成孩子（契）诞生时燕子适来；把“上帝”说成是“高辛氏帝”，把“践上帝足迹”说成是走在高辛氏帝后面。这样一来，就把原来的神话色彩洗刷干净了。这种解说显然不符合神话产生时代人们的认识。因此，到了东汉另一位经学家郑玄的手里，他在《毛诗传笺》中就撇开毛公的种种曲说，比较实事求是地恢复了原诗的说法，也就是承认了“荒诞”的神话，从而表现了一种比较明达的识见。
东汉还有一些学者，如王充、应劭，他们对古文献所载和当时流传的神话、传说、民间风俗等，也用一种唯理主义观点去评价。例如关于共工怒触不周山，折天柱，绝地维的神话（《论衡·谈天篇》），燕太子丹致天雨粟、乌头白、马生角的感应（《风俗通义》卷二）等，都被认为不合事理，给以驳斥。这种见解一方面表现了这些学者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思想，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他们还只能指出神话、传说的某些情节非实际生活所能有，对于古代神话、传说产生的社会条件及其思维特点，仍然缺乏理解。这种情况作为历史条件下的认识，是我国民间文艺学史上不能忽视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