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掌故 第一缉 不为繁华易素心

一个人名噪一时并不稀奇，但一生饮誉却难得一见，梅兰芳是这样为数有限的人之一。他经历北洋军阀统治、国民党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北京杨梅竹斜街或鲜鱼口照相馆的橱窗陈列，如走马灯似的，一会儿袁世 凯，一会儿黎元洪，一会儿又是冯国璋；冯“大总统”的肖像换上徐世昌、段祺瑞，未久，又让曹锟、吴佩孚、 张作霖、冯玉祥所顶替，然后是蒋中正……可是梅兰芳的玉照却“我自岿然不动”。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我和几位蓄须明志的梅兰芳同事自重庆转往上海。在大后方住了多年，一旦旧地重游，恍如隔世，对那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的生活，看不习惯。昔日的租界虽说收回了，满街却是趾高气扬的美国兵。刚从日寇铁蹄下解放出来的上海市民，瞪眼望着那群飞扬跋扈的花旗“烂水手”，憋着一肚子气。请看今日城中是谁家天下？那时从天上飞来的和从地下钻出来的“五子登科”之徒，竟把上海看作殖民地，沦陷区的人都被戴上了“伪”字号的帽子，不但汉奸是正牌的伪官、奸商，连普通老百姓也成了“伪百姓”，一切都乱了套。难怪洪深教授一回到上海就叹气：“除了电车还在轨道上跑，一切都出了轨！” 我们几个从大后方来的记者，有时在咖啡馆小坐，闲谈种种光怪陆离的现象。忽然有人提出：“去访问梅兰芳，怎么样？这是位新闻人物呀！”这个建议立刻获得大家的同意。“双十节”将近，上海充满了节日气氛。市政府筹备这天清晨在跑马厅（人民公园）举行隆重的庆祝大会，会后是盛大的游行，晚间在兰心戏院演出精彩的文艺晚会，大轴戏是梅兰芳的《费贞娥刺虎》。由于他在敌占区坚贞不屈，蓄须明志，拒绝粉墨登场，人们对他的表演艺术望眼欲穿。他息影多年，为了准备演出，免不了忙于重新组班，自己也要勤吊嗓子、练身段。 我忖思，这个日子口约他访问不太可能。我向父亲提起这事，父亲说：“我打个电话试试。” 谁也没料到，梅兰芳一口答应下来，日期就是十月十日。 父亲提醒他：“你这天有戏，够忙乱的，还是改日吧？” 梅先生答：“就这天合适。人家都知道我晚上有戏，白天不会来找我的。” 就这样，我们在胜利后的**个辛亥革命纪念日，作为大后方的**批记者，采访了这位举世闻名的艺术大师。这也是我生平**次会见梅兰芳。他的名字，我*初知道还是儿时从父亲口中听到的。梅先生是男旦，当时演员都有艺名。我小时候以为“梅兰芳”如同“白牡丹”一样，也是艺名，突然问我父亲：“梅兰芳的真姓是什么？” 父亲大笑道：“傻孩子，梅兰芳不是明明姓梅？”我好纳闷，这样一个女性的芳名！ 民国初年，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幼伟）、吴震修、李释戡、许伯明等先生和我父亲以及一些文苑名流，热爱梅兰芳的戏曲，钦佩梅兰芳的人品，与之结为忘年交。这几位老先生被时人视为“梅党”，被梅先生的表演艺术所倾倒。无量大人胡同“缀玉轩”中，时常能见到他们的踪迹。老人们在一起，或击节歌唱，或研讨剧情，或推敲音韵，或撰写唱词，或讲究服装、身段、扮相等，酒酣耳热之际，豪兴大发，放论古今，不久，一个剧本就产生了。 梅兰芳能在他周围有这样一个强大阵容的“参谋团”，对今天任何一个名角儿说来，是不可能的事。 我**次接触梅先生，是在北伐战争时的上海。那时我还是一个弱冠的学生，随长辈去串亲戚。亲戚家正主办《诗钟》，梅先生也来了。我不能厕身父执辈中，对梅先生也只是隔窗窥视，可称“望梅止渴”。 来到思南路梅宅，阶前木叶殷红斑斓，一只主人豢养的猢狲在草坪上自由自在地玩耍。客厅内这时却静悄悄的，如同大战前夕的宁静，完全出乎我们意料。这位新闻人物家中，既没有如云的宾客，也没有丝竹管弦之声，更无形形色色的人事纠缠他，连电话铃也未响过一次。如果不是姚玉芙开门肃客时告知：“梅大爷正在候驾呢！”我们还以为走错了人家。 这座小楼连同草坪虽占地不广，却异常玲珑舒适。据他后来自己说，房子的业主是新华银行，仗着冯幼伟的说情，才暂缓追索积欠的租金。梅先生在沦陷时期的生活窘境可想而知。我正端详壁上悬挂他学画的老师汤涤（定之）先生的巨幅墨梅，主人已经含笑安详地走入客厅。那次谈话，我曾写过访问记，作为专栏文章刊于《立报》**版，可能是（抗日）胜利后**篇关于梅兰芳的报道吧。 梅兰芳是一位可敬的爱国者。对他的蓄须明志，自己认为“这不过是国民的天职”。在香港，在上海，他都在日本人的严密监视下，言论行动不能自由。他手中无枪，无以驰骋疆场杀敌。他手中没有马班之笔，无从对敌伪口诛笔伐。他竭力所能办到的是拒绝粉墨登场，不为所谓“王道乐土”粉饰太平。并不像什么人说的，凡天才都是天生的革命家。 梅兰芳自不例外。在他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之前，他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未必了解。他与左翼文化人有接触，也访问过苏联，但他对国家和爱国的概念，并非一开始就明确的。当我告诉他，大后方的人们很想念他时，他脱口而出：“我准备收拾收拾，把家安顿好之后，就上重庆向蒋委员长致敬！” 在当时，举国一片胜利的欢腾，“元首”就是国家的象征。当人们还未彻底认清蒋介石的面目之时，梅兰芳有那样的说法又何足怪？事实教育了梅兰芳，他后来并未去重庆向蒋介石致敬，也没有去南京给蒋祝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既未出走香港，更未逃亡台湾。梅兰芳深明大义，待人温柔敦厚，即使在他经济困窘时，也照常供养他的旧班底、老伙计、厨师、司机、仆役，直至梅先生本人辞世。他毕生不忘提掖他从艺的恩师与挚交冯幼伟、追随他多年的策士李释戡和秘书许姬传。 梅兰芳是京剧改良运动的先行者。从来历史上伟大的艺术家都是革新运动的首创人。蹈袭前人，只能是跟着人家屁股后头跑。墨守成规，口口声声以不逾越祖师爷的规范而扬扬自得的演员，只能是抱残守缺，一代不如一代。从《天女散花》《邓霞姑》到《生死恨》《战金山》以及晚年的绝响《穆桂英挂帅》都验证了他不断追求进步的足印。 梅兰芳不但在表演艺术方面足以雄视梨园，他的戏德，他的为人谦恭，也值得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一次戏剧节大会演中，他和周信芳先生合演《打渔杀家》。这出戏生旦并重，而以萧恩略占上风，本来以梅先生的声望论，可以不轻易给人配桂英，然而他毅然接受周的提议，排出这个戏码子，破例为周挎刀，用周的琴师，出场时也让周先出台亮相，而自己闪在一边。这样，并无损于梅兰芳的声誉。相反的，愈使人佩服梅先生谦让的戏德高人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