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中合作60年

前 言 虽然相隔万里，中摩友谊源远流长。早在14世纪，著名的摩洛哥丹吉尔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游记中描述了元朝时期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他的游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播下的友好种子使摩洛哥人对遥远的东方国度产生了无穷无尽的想象，十分渴望了解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的灿烂文化。 作为伊本·白图泰的后裔，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就曾怀着求学的梦想来到中国，踏入了这片正处于改革开放快速发展时期的广阔热土，并在中国南方著名学府中山大学取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笔者在中国生活、学习和工作了20余年，目睹了中国一日千里的发展速度以及在国际舞台上日渐成熟的表现。2018年正值摩中建交60周年，身为沉浸摩中关系二十载的摩洛哥人，借此时机回顾和梳理摩中两国自1958年建交至今的合作关系，就成为个人内心强烈的愿望和一项极具挑战的任务。 摩洛哥与中国于1958年11月建交，是继埃及后第二个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至今两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政治合作关系。2016年5月，摩洛哥穆罕默德六世国王在访华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摩洛哥王国关于建立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两国合作打开了新的局面。2017年摩中双边贸易规模突破40亿美元。2018年中国文化中心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揭牌。 然而虽然摩中两国积极地开展良好的政治、经贸与文化合作，但摩中关系的潜力尚未完全开发。笔者长期客居中国，也清晰地看到摩中两国的合作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但因相关研究文献较少，缺乏互相认知的资料，阻碍了双方决策者进一步采取有力的措施来强化两国关系。另外，企业家、学者、大学生和社会组织中关注摩中合作的有识之士，也因缺乏详尽的介绍资料与资讯，相互了解不足，无法在各领域展开进一步的合作。这也是笔者创作本书的缘由之一。 那么要探讨摩中合作关系，首先需要了解国际合作关系理论的发展与现状。 西方国际合作关系主流理论视角 从古至今，国与国之间怎样发展合作关系都是被高度关注的问题。近现代以来，国家状况以及国际关系更为复杂多变，国际关系的发展更是关乎一国的发展与生死存亡。二战后的国际关系相关理论经过西方学者的反复验证，已经形成一套较完善的理论体系。这些理论通常用来解释西方发达国家如何改善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西方发达国家官方话语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动机是为了协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但这种观点并没有解释若只是为了“协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为何对不同国家的协助会存在优先度这一问题。这说明，在协助发展经济动机外，还有其他未说明的动因。 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根据对外政策的需求，把不同的发展中国家视为合作对象。以美国为例，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随着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1967年与1973年的两次中东战争，与苏联的间接冲突进一步扩大。美国的支持重点从西欧开始转向东亚的日本、东南亚的越南“亲美派”以及西亚的以色列。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苏联通过古巴开始深入南美洲，美国的重点随之转移到南美，并通过“拿骚集团”为南美亲美政权提供支持。20世纪90年代，在苏联解体后，为了促进原苏联集团国家快速融入全球化经济，美国把支持重点转移到俄罗斯以及东欧和中亚国家。“9·11事件”发生后不久，美国再次把方向调整到中东地区。从上述美国重点合作对象的历史变迁可以看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与其政治、经济利益息息相关。提供援助成为发达国家常用的万能利器，尤其在后二战时期。 西方国家的“协助”是指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给予不同领域的援助。国际政治学的国际政治动机理论（Motivational Approach）假定：“援助国的动机基本上决定了其与受援国之间互动行为的特性。”援助国需要产生一定的动机才能决定提供援助与否，例如政治、经济、贸易以及人道主义等的多种动机。另外，受不同时期世界格局变化的影响，援助被看成是援助国获得政治利益的工具，而纯粹为帮助发展中国家促进其经济发展的援助则是次要的。这种基于争取政治同盟动机的援助方式被学者称为现实主义援助范式（Realist Paradigm）。 史提芬·胡克被誉为现实主义援助范式研究的发起人，他认为：“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与法国的援助动机纯粹是出于自身国家利益而并非人道主义。在这种以单方面援助国利益为导向的关系中，确保受援国的依赖是至关重要的。”汉斯·摩根索认为，任何发达国家提供的援助本质上都是政治性的，自身的国家利益是对外援助唯一的、根本的目的。 中国合作模式的兴起 再来看看中国与同样属于发展中国家的非洲国家之间的合作状况。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便开始把在工业、农业与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分享给其他刚获得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作为世界*大的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相比，在国际合作方面形成了自身的“中国合作模式”。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一致通过的《亚非会议*后公报》中提出了著名的十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同时也提出了与会国在互利和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基础上进行经济合作。在新中国的不同时期，中 国政府对与非洲国家合作的理念和方式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但整体而言，依然严格遵守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在出访非洲10国期间所宣布的《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 20世纪80年代非洲国家因陷入经济危机不得不接受来自国际金融机构的结构调整和私有化改革。当时发达国家大多数企业因认为非洲没有投资价值了，纷纷撤资，并停止了大多数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与提升生产能力的合作项目。西方国家政府对非洲的合作理念转变为以推行民主建设、良好治理（Good Governance）和政治与社会援助为主，其核心价值主张是让贫困人口也分享经济增长的收益。与此同时，中国将自己作为苏联、日本和欧美国家的受援国所积累的经验与心得进行了整理再分享给非洲国家，其目的是通过协助非洲国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提升生产能力来实现经济发展，作为回报，中国可以对非洲合作国家的天然资源进行开发。 随着非洲国家私有化浪潮的兴起，因担心非洲合作国家无法持续运营，对于自1960年合作发起的项目，中国对其中涉及的投资和援助的生产性项目进行了调整。中国企业开始通过与非洲合作国家的政府或企业合资，使原来具有援助特性的项目转变为可盈利的合作项目，挽救了这些企业，使其免遭出售或者遗弃，例如在马里的糖果工厂、几内亚的烟草工厂、坦桑尼亚的鞋业工厂等这些原来的生产性援助项目。1995年后，中国开始把投资、贸易与援助结合，并向几乎所有非洲国家提供用来促进经济发展的不附加政治条件的优惠贷款。中国在非洲的合作项目由商务部和外交部评估，由具有雄厚资金实力的中国进出口银行（The Export-Import Bank of ChinaEXIM Bank）、国家开发银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CDB）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Bank of China-ADBC）三大中国政策性银行提供贷款，*后由中国企业通过招标的形式负责项目的具体执行。 基于中国政府和企业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与投资的经历，中国和海外学者开始对“中国合作模式”进行梳理。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永蓬结合对海外援助的主题、动机和内容，把海外援助定义为：“一国或国际组织以从事公益或促进发展的理由或形式，在实际不排除私益目的的情况下，向另一国或组织（含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所做的优惠或自愿性资金或资源转移。”张海冰把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与合作机制形容如下：“以援助促进发展，以发展促进合作，*终实现中非共同发展。其核心是中国通过援助非洲来培育一个更稳定、更繁荣的非洲，再与其展开更多的合作，共同发展。”张永蓬在其对中国与西方援助非洲的比较研究中指出，中国与西方在援助非洲方面虽然存在差异性，但在多方面具有互补性。他认为，中国的援助模式也具有国际借鉴意义，主要因其执行直接、手续简单、不附加政治条件、体现平等，而且援助的形式以实物援助、资源转移为主，避免了腐败环节，使援助对象直接受益。 美国学者黛博拉·布罗蒂加姆在其著作《龙的礼物》中，从西方学者的角度，客观、全面地分析了中国与非洲国家合作的政策、方法和实践，并以纺织业、皮革业、汽车制造以及大量的基建设施工程为例，来证明中国破坏非洲的工业基础一说并不成立。她认为中国靠自身的能力成功地使数亿本国人脱贫，而这几十年来西方对非洲的支持没能实现非洲的复兴。因此，中国可以向非洲国家政府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与教训。a在援助理念方面，黛博拉认为，中国自1972年开始接受日本的援助，到1978年，中国与日本签署的74个大型合作项目打下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工业现代化基础。日本向中国提供设备、技术和贷款援助，以换取中国的石油、煤矿和商品。通过这种合作形式，中国在不浪费稀缺的外汇资源情况下，获得了日本的先进技术并强化了工业基础，形成了一种以资源换取基础设施和生产能力提升的双赢合作模式。 瑞典学者佩尼·戴维斯从西方发达国家的角度对中国在非洲的新角色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议。戴维斯认为，中国在非洲的介入已经改变了原先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援助模式。西方发达国家需要与中国积极探索三边合作来协调，还建议发达国家批评中国在非洲的角色的同时，需要以身作则，例如免除非洲国家的债务以及规范贷款审核与审批的流程。该研究也给中国有关部门提出了一些建议，尤其是中国主张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很可能造成非洲受援国政府对援助支配不当，从而引起民众对中国的偏见与批评。 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跟非洲国家的合作具有本质的区别。中国当前对非洲国家的合作理念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坚持帮助合作国家提高自主发展能力，坚持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坚持平等互利、共同发展，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对比1964年提出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可以看出，中国在与非洲60多年的合作中延续了相同的理念，即在不干预非洲国家内政的情况下，帮助其自力更生地实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