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人马可:意大利与中国的古今丝路

陌生人马可（节选） 归 途 1291年2月，马可一行在刺桐港登船。要回家了，这次走的是海路。为什么要离开呢？也许是觉得挣够了，可以不枉此行。也许是因为反元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就像马可说到的1287年和1289年两起那颜贵族的反蒙事件，威尼斯人开始担心会碰上让世道大变的战事。忽必烈已经老迈自不必说，连父亲尼科洛和叔叔马菲欧也上了年纪，他们想要叶落归根了吧。 在《百万》述说的故事里，马可和他的两位长辈把接受可汗托付的*后一项任务作为这次启程的契机，将与名字依次为兀鲁（Oulatai）、阿卜失哈 （Apusca）、火者（Coja）的三位蒙古使节一道护送阿鲁浑未来的妻子到波斯的伊尔汗国。根据*早的法式意语手稿，忽必烈同时还委托他们出使教皇、法国国王和头顶不止一枚王冠的西班牙国王，马可的这一说法听上去比较传奇，可惜没有更多具体的内容。至于中心事件即阿鲁浑的新娘的出发，我们找到了旁证，那是1941年发现的一份签署日期为1290年4月至5月的中国文件，记录着当时有三位名为兀鲁、阿卜失哈和火者的使臣被派遣经马八儿国（Ma’abar）即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Coromandel Coast，印度东南沿海］前往伊尔汗国，但这份源自中国的文件并没有提及那位我们知道名叫阔阔真的需要护送的新娘。还需指出的是，无论从中国还是从同时代的波斯，我们再没能获得同时载有这三位蒙古使臣名字的其他佐证。波斯历史学家拉希德·阿尔丁（Rashid al—Din）对此虽然留下过一些文字，但那已经是1310年至1311年左右的事，即马可·波罗回到威尼斯的多年以后。所以，来自中国的这一发现尤为重要，它与《百万》中的情节彼此吻合，我们终于为威尼斯人马可找到了他离开中国的一个较为可靠的时间。 那是一次蔚为壮观的出征。他们应该是乘着冬季风于5月到达爪哇岛，并在岛上等待了五个月，马可在另外一个章节里提到过这五个月的停留。滞留爪哇与夏季风有关，西南季风不利于他们的航行，所以无法立即动身。1291年11月，他们重拾海路，驶向印度，并于次年初停泊在了印度海岸。《百万》中有不少篇幅是描写印度的，此行之前马可很有可能已经游历过印度并返回了中国。这次他们从印度海岸开始沿海航行，可能于1293 年春天到达霍尔木兹；有观点认为马可一行到达霍尔木兹的时间应该更晚，推测在1293年底或次年初。所以，马可草草描述的非洲海岸和西南地区情况，很可能来自旅途听闻而非亲自到访的结果。 马可一行终于到达了出使目的地，但等待他们的却是阿鲁浑过世的消息。阿鲁浑事实上早在1291年3月就已经去世了，差不多正是他们伴着新娘子离开中国的时候。远道而来的新娘被交给了接替为王的阿鲁浑的弟弟乞合都（Gaykhatu），但这名女子*后成了阿鲁浑的儿子哈赞（Ghazan） 的新娘，而哈赞登基则要等到1295年。当时的伊尔汗王乞合都派出人员护送波罗们西行，临行授予他们四块金子打造的牌子，那是可汗签发的通行证，保护他们返乡一路平安。四块保障通行的令牌，两块上面刻着隼（苍鹰），一块上面刻着雄狮，还有一块可能光滑无图案。马可一行不得不在伊尔汗国又耽搁了一段时间，直到1295年初或同年春天才重新上路。他们经过特拉布松［今土耳其特拉布宗］、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和内格罗蓬特公国［今希腊优卑亚岛］，终于回到威尼斯。时间的脚步已经踏在了1295年岁末的阳光里。 在故乡 马可回到家乡四十一岁，已经将此前的一大半岁月留在了亚洲的他并没有就此结束历险的生涯。我们不知道他回家后马上做了什么，比如是否立刻结婚生子，但我们确定无误的是，回到老家没几年，马可一头栽进了热那亚人的大牢，就是在那里，他和一位狱友——一个名叫鲁思梯谦的比萨人，合作写下了《百万》游记。同样确定无误的是，马可是因为参加 1298 年9月8日威尼斯与热那亚在科尔丘拉岛（Curzola）［亚得里亚海岛屿，今属克罗地亚］附近的海战才被抓了俘虏，而两个交战国于1299年夏天签署和平条约，之后双方释放了所有俘虏。如此算来，马可和难友口述笔录的合作仅仅持续了不到一年的时间。《百万》的内容缺乏连贯性，有时候甚至重复已经说过的，好像匆忙的书写，落笔未及展开，接着是仓促中的补遗。这不能不让人联想，马可的创作估计是借助了他断断续续的旅途笔记。 《百万》的问世是轰动性的，批判和质疑也如影随形地蜂拥而上。马可·波罗真的到过中国吗？1995年，英国汉学家弗朗西斯·伍德（Francis Wood）的一本小册子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否认马可·波罗游记真实性的沉渣再次泛起：为什么没有说起中国长城？为什么没有小脚女人？为什么连茶叶都没提到？为什么内容如此混乱？这些观点遭遇了来自不同角度的驳斥，其中相当奇妙的一个事实是：凡马可没有说到的种种，所有13世纪的其他旅行家也都没有提到过一个字。难道对那个时代的叙述者来说，这些东西一律算不上啥？反言之，假如马可没有亲身经历过在中国和印度的生活，《百万》讲述和传递的大量精准的信息又如何解释？ 1299 年，当马可从热那亚的监狱回到威尼斯，当他的《百万》开始四处流传，马可本人已经该干啥干啥去了——开始重新打理家族的生意。马可在威尼斯的生活留下了少之又少的痕迹和传闻。他与一位好像来自洛雷 丹（Loredan）家族的名叫唐娜达（Donata）的女子结了婚，育有三个女儿： 芳蒂娜（Fantina）、贝蕾拉（Bellela）和莫蕾塔（Moreta）。至于其他亲属，我们不清楚马可出狱后是否还见到过自己的父亲，因为从马可同父异母弟弟马菲欧的一份公证声明中我们得知马可的父亲尼科洛于1300年8月31日去世。这位弟弟有一次前往希腊克里特岛，出发前在公证人那里立了一份万一死亡等同遗嘱效力的意愿书，他在这份文件中声明，如果自己*后没有子嗣，那么，父亲传给他的那份遗产将转由马可继承。在同一份文件中，我们还了解到，与马可及其父亲一起旅行的马菲欧叔叔当时尚在世。但到了1310年，马菲欧叔叔也立遗嘱了，他在自己的遗嘱文件中提到“三块金牌，原本是鞑靼人伟大的可汗所授予”，显然就是指那些黄金通行证中的三个，也就是波罗父子叔侄三人从忽必烈和波斯阿鲁浑的继任者那里相继收到的“牌子”。人们推测马菲欧此后不久就去世了。 根据1323年的一份文件显示，有可能是因为马可上了年纪，或许健康状况也不乐观，为了安排相关家事，妻子唐娜达向马可转移了位于波罗家族其他产业所在地的一份财产。其实，次年签署的另一份文件显得更加重要，那是一份时间为1324年1月的遗嘱，马可很可能在签完这份文件不久就撒手人寰了，因为1325年是马可的妻子和三个女儿执行遗嘱的时间。在遗嘱中，马可给唐娜达留下了一份终身年金并宣布全部财产归芳蒂娜、贝蕾拉和莫蕾塔继承；*后那个女儿显然是三人中唯一尚未出嫁的，因为马可声明她有权拥有和其他二人同等的嫁妆，因此这笔数额不会记在遗产内。除了价值两千里拉的威尼斯银币，马可还将遗产的十分之一赠予了圣洛伦佐修道院，因为他希望自己葬在那里。马可的棺木*后应该是埋在了这家修道院的圣塞巴斯蒂亚诺小教堂的祭坛下，然而，光阴荏苒，斗转星移，这个地方遭遇了巨变，修道院原址后来沦为“工业之家”，马可的墓穴也就没有了踪影。 马可归还了尚存的债务，有还给一位嫂子的，还给圣乔凡尼和圣保罗修道院的，还有还给两位修士的。两位修士，一位叫拉涅罗（Raniero），一位叫班维努督（Benvenuto）。除了偿还借款，马可还分别赠予两人十个里拉和五个里拉。马可支付了遗嘱公证费用，还解放了自己的奴隶，他的名字叫“鞑靼人彼得罗”（Petro il Tartaro），谁也不知道“鞑靼人彼得罗”是马可在威尼斯的集市上买回来的，还是当年从亚洲一路跟随来的，马可离世前支付了他工钱外加一笔赠款。有一份1328年的公文证明，就在那一年，彼得罗获得了威尼斯公民的身份。 除了装有生意文件的包袋和原产西方或至少无法鉴定产地的家具（如床、桌布、餐巾、箱子、皮带和其他贵重物品），马可的遗嘱还提到各种来自中国或亚洲的货物和纪念品：蚕茧、绢丝、麝香、大黄、芦荟木；各色名贵纺织面料，包括变色闪光、方格、金锦等不同品种；三条带鞑靼装饰图案的盖毯；白色和黄色的契丹薄纱披巾；鞑靼衣袍；奇珍异兽图案的丝绸；一件蒙古贵族女性的头饰——罟罟冠，一米长的金丝浮花丝巾上装饰着宝石和羽毛；另外还有一个装着牦牛毛的口袋！而*后，是大汗递给他们的“牌子”，那些通行令牌中的*后一块！是的，可汗的令牌。我们只能说，相隔三十多年的时光，在生命的*后，马可从未忘记他的中国。（图 6.5，见彩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