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文化史研究

　　对《聊斋志异》女性狐鬼形象的解读视角，历来集中在性别话语或文学赏析上。我们拟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入手，探讨蒲松龄塑造花妖狐魅的具体语境与文化价值。《聊斋志异》的非现实女性形象，是由明清病态审美观发展而来的，蕴含着此前文学作品难以处理的现实题材与人类经验的内容。主要观点有三：一、虚幻女性可以达到“妍质”的极致，身体极端轻小以迎合病态的文化审美，可以具备现实女性缺乏的文化修养。二、狐鬼的风流放诞隐喻了民间的性越轨风俗，虚幻的人物体现了民间原始欲望和粗朴的底层生活。虚幻使不合乎礼法道德的人事，取得了合法的表达与传播方式，这是《诗经》以来萎缩的文学表现力的再扩展。三、从文化史的综合角度研究《聊斋志异》，有助于更具建设性地理解和阐释其中人物。　　《聊斋志异》塑造的女性形象多达二百余位，在这些人物当中，“花妖狐魅”一类的虚幻女性又占了很大一部分。从文化史的角度看，这类虚幻女性渊源久远。狐、鬼、妖魅的形象在万物有灵的民间信仰里，一向占据着重要地位，一直是小说戏曲、诗文笔记和人们谈资中的持续话题。这些形象已经逾出了纯文学的疆域而成为大众文化史的一部分，只有从文化史的角度，才能将这些虚幻女性身上的文化价值，看得更加清晰。　　以文化史的角度进行人物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到目前为止，人们对《聊斋志异》人物形象的研究过分依赖政治话语或性别意识，难有建设性的阐释与理解。例如近几十年对“聊斋”女性形象的评价就经过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持肯定评价的“女权说”占主流，他们认为，“聊斋”女性以争取恋爱自由来反封建，反映了性别平等的要求。可以说，女权解放说对《聊斋志异》价值的肯定是以女性形象塑造为主要依据的。90年代至今，部分学者认为“聊斋”女性形象是男权意识的产物，渗透着男权意识的酸腐和蛮横，与妇女解放毫不相干等等。至今两派学者还在各持己论，自说自话。　　两派看似相反，其价值判断的标准却是一致的：都以性别意识这个模糊标准来判定小说的文学价值。研究范式的单一和贫乏带来了评价的畸重畸轻，难有说服力。笔者以为，研究“聊斋”女性形象，应该放在文化史的大框架之内，小说人物应是作者对各种文化因素的整合与再造，尤其是“花妖狐魅”等虚幻形象更是多方互动的文化生成的结果，单从作者内心的性别意识层面很难获得全面的阐释。　　以文化的历史视角观之，清代社会的病态审美观对这些虚幻女性形貌的影响、底层社会存在的性越轨和文人借虚幻女性表达内心欲望的传统，是这类人物产生的具体语境。《聊斋志异》是一部志怪与传奇混合的小说，它的神怪故事与人物既是形式，也是内容，虚幻性是其魅力的来源之一。幻想的人物与怪诞的题材，丰富了小说的表现方式，使平凡狭窄的乡间世界变得丰富而幽邃，在令人着迷的形象之下，展现的是乡间的人情与风物。如果我们把蒲松龄从后人想象的神圣端严的姿态中解放出来，放回到他所处的粗粝而不乏风情的乡间社会，就不会只从文学渊源和个人力比多来阐释这些散发着原始野性的女性人物。　　笔者认为，《聊斋志异》以虚幻为手段来表现生活中多情放荡的女性，以虚幻性迎合病态的审美观，借这些幻想中的人物表达情思、揭示哲理。诸多的历史语境合力铸成了这些花妖狐魅虚幻的身体和灵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