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艺论美

大美：中华美育精神的意趣内涵和重要向度 一 大美是中华美育的重要命题之一，它与和谐等命题共同构筑了中华美育精神的核心谱系。中华美育精神聚焦以真善为内核的美的人格涵育，标举美情高趣至境的主体生命涵成，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民族意趣。 中华美育与美学同根同源，离不开民族文化的滋养。与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叩问“何为美”的认识—科学论命题相映衬，中华民族自先秦以来就探寻“美何为”的价值—人生论命题。自前学科的古典思想形态始，到学科意义上的现代理论形态，美与人的生命、生存、生活的价值关联，在中华美学中始终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崇扬大美，是中华文化与中华美学的重要价值旨趣。中华之大美，既是对象的刚健超旷之美，也是主体超越小我之束缚、与天地宇宙精神往还和合的诗性美。中华大美之意趣，究其根柢，乃“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浩然正大之美。“大”，不能简单将其等同于体积之大、数量之巨等形式化因素，它与西方美学中的“崇高”也“并不是同一的范畴”。西方式的“崇高”美，追求“理性内容压倒和冲破感性形式”，与内容形式统一的“和谐”美往往“是对立的”。中华之“大”美，建基于中华哲学天地万物相成化生之“大道”，深具中华文化的独特印记。“‘大’者，也是‘道’（天）之义”，“在古人的观念里，‘大’是*美的”。“大”是刚健正大与超旷高逸的统一，是物与我、我与他、小我与大我的诗性关联及审美生成。它并不破坏事物要素间的内在联系与整体和谐，而是通过以整体涵融局部的诗性化成，达至新的更高的更大的正大之美。“大”可以是“压倒和冲破”的超拔浩然，也可以是“和谐的统一”的诗性正大，其要义是冲破一切、升华自我、直抵大道的大无畏、大涵融、大自由之美。 王国维曾在《孔子之美育主义》中说：“美之为物，不关于吾人之利害者也。”这里的“吾人”，即“我”，即审美主体，后人据此常常把王国维解读为审美无功利论者。实际上王国维谈的是审美主体应超越美之于“我”的利害判断，而不是否定美之于人的普遍价值。“利害”作为偏正结构的语词，内含了辩证的尺度。以实用尺度的功利考量来替换利害考量，并不切于王国维的本义。在该文中，王国维又说：“无利无害，无人无我，不随绳墨而自合于道德之法则。”“无利无害”指审美主体超越“我”之一己利害判断，而达“无人无我”的道德境界，实现美的道德目标。因此，王国维的美的无利害并不是康德意义上的审美无利害。在中华文化中，“道德”的*高境界乃是合于宇宙自然之大道，亦即抵达“天地之大美”。所以，中华美学的核心命题乃“美何为”，而非西方式的“何为美”。中华美学必然要走向美育，以人的审美生成为*高目标。可以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国维又说：“观我孔子之学说”，“其教人也，则始于美育，终于美育”。如此，“之人也，之境也，固将磅礴万物以为一，我即宇宙，宇宙即我也”。我与宇宙万物融通之大美，超越了美对于“小我”之利害。唯此，大美与那些“逐一己之利害而不知返者”相反，是超越“有用之用”的“无用之用”。前一个“用”，对“小我”言。后一个“用”，对“无我”言。“无我”之“我”，也就是“宇宙即我”之“我”，是突破了个体与宇宙之对立、实现两者和合的诗性“大我”。 对诗性大我的体悟与涵育，是中华哲学精神之灵魂，也构成了中华大美命题之神髓。道家的大美，乃宇宙自然之道。老子以“大道”论之，庄子以“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应之。大美乃“大方”“大器”“大音”“大象”，乃“大成”“大盈”“大直”“大巧”。老子概之：“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儒家的大美，乃“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之“大德敦化”，是由自然之道贯通人伦之德。孔子以“仁”释之。闻道知命，尽善尽美；乐山乐水，立人达人。是以“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儒道均强调主体之我应循天地、百物、人伦之规律德性，而达大道，而成大美。天地物我和合，小我才有来处，大我方具进路。大美之刚健超旷，才可行可味。诗性之快乐，才与纯粹的愉悦同一。 “大”之天地物我往还和合的宇宙根性、立人达人无利无害的道德根性、超越小我宇宙即我的诗意根性，潜蕴了与美与艺术的天然关联，也潜藏了与生命与人生的深层关联。中华美学对大美的追求及其刚健超旷的精神意趣，在对普遍超越的至美追求上与康德等为代表的西方现代美学的无利害性是相通的，但中华美学的大美意趣又有别于康德美学为代表的偏倚以美论美的纯思辨循环，而是主张美向现实人生的开放，主张真善美的实践贯通，主张创美审美的动态统一，主张美学美育的知行合一，倡扬天地运化之美、艺术创造之美、生命化育之美的融通无悖。中华大美之意趣不停留于对艺术、对形式的有限的、静态的、优美的观照，而从美的艺术教育、美的知识教育、美的技能教育走向大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