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论与法社会学:通过沟通寻找最大公约数的研究

**章 议论的法社会学 溯源与创新 * 季卫东 一、 导言 ：结构—功能范式衰退导致法社会学碎片化 很奇妙，大概从1980年左右开始，在各国社会学界，试图建构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一般理论体系的那种雄心勃勃的作业都戛然而止。法社会学界当然也不例外。虽则对法与社会现象的实证研究还在不断地扩大再生产，发表在各类书刊里，但由于不以某种通用的理论范式为前提，缺乏对社会的整体性把握，这些经验分析的成果大多是小颗粒的，带有明显的局部性、表面性。有时甚至只是以琐碎而花哨的数据、图表以及模型来叙述和验证极其简单的结论，很难超出常识的范畴，其中也不乏些许知识泡沫。 这种学术倾向，也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罗伯特·K.默顿（Robert K. Merton）关于“中层理论”的主张的影响。然而，不得不指出，他所设想的中层理论只是一般理论体系与具体的作业假说之间的中介而已，并没有取代一般理论之意。实际上，他也不反对把一般理论体系的建构作为社会学发展的终极性战略目标，并且对狭隘的经验主义以及实用主义持明确的批判态度。更重要的是，他始终坚持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范式，并致力于不同流派的综合和精致化加工，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把既有的一般理论体系提升到更成熟的科学社会学阶段。所以，公允地来看，社会学一般理论的萎缩其实无法归咎于默顿，充其量这只是一场思想的误解。 众所周知，到20世纪70年代末为止，包括法社会学在内的社会学基本范式是结构—功能主义，关注的焦点是社会系统整体与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法国的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德国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代表的西欧古典理论传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美国的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就是这个基本范式的集大成者，其中系统观念来自涂尔干，行为观念来自韦伯。具体而言，特别是他受到韦伯的社会行为四类型说的影响，根据行为的规范性参照框架而明确社会的功能要件（适应、实现目标、整合以及潜在模式维系）及其相互的逻辑关系，独自提出了著名的AGIL图式并以此为核心进行社会系统的结构分析。他重视行为状况、行为连动以及功能关联的立场则接续了涂尔干的思想谱系。然而，帕森斯的这个理论体系太庞大，也过于精致，难免反倒显得有那么一些迂阔和脆弱，也容易被人发现瑕疵。 这种与功能要件密切结合、通过目的以及手段的效用来理解现象和分析结构的社会系统论，之所以能风靡一时，成为法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学界的主流，是因为该范式符合人们的日常体验和直觉，也符合社会有序化的各种实践需求。例如，今天我们说居家令和保持社交距离的举措可以减少交叉感染、建设方舱医院可以及时救助新冠肺炎患者、网络交易平台和快递系统可以统筹兼顾防疫、日常生活以及经济，其实就是很典型的功能主义解释；在这里，社会目的是明确的，实际效果也是可以识别、判断的，所以很容易为人所接受和应用。我国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费孝通的研究成果，正是从人类学功能主义的角度来考察中国传统社会的村落秩序、生育制度、生活方式、道德话语、相互行为及其内在逻辑的成功范例，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说服力。 但是，毋庸讳言，结构—功能主义也很容易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似乎总是在通过功能要件的分析来解释和维护现有的体制，甚至有意无意之间在证明“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之类意识形态色彩很浓的命题。因而这种范式很难用于说明社会变迁的动力和机制，也很难用于处理频繁发生的社会纠纷。结构—功能分析的方法以社会的共识和团结为前提，强调各种构成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不同组合方式，并根据社会目的对社会状态进行是非得失的评价，评价往往采取复数的功能要件的得分合计的方式。但根据马奎斯·德·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的投票悖论以及肯尼斯·J.阿罗（Kenneth J. Arrow）的不可能性定理，我们其实根本就无法从个人偏好排序合理地推导出群体偏好排序，因此在大多数场合，特别是随着选项和选择主体的增多，很容易导致循环投票而无从作出决定的事态。在这种状态里，合理的评价要么取决于一个公共权力机关的强制或者独裁，要么取决于大家都同意放弃一个*佳选项［如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建议的那样］。不可能性定理揭示的这种悖论，或迟或早，难免要引起对“结构—功能”分析有效性的质疑。 即便在功能要件很少，甚至是单数的场合，基于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的批判是难以成立的，我们也还是会发现，归根结底还是无法根据功能要件能否满足这样的标准来合理地说明社会变迁及其演进方向。换言之，社会变迁的研究必须打破“结构—功能主义”的窠臼，提出其他假说或者理论范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从世界结构开始巨变的20世纪70年代末起，“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范式迅速褪去往昔的辉煌也是不足为奇的。本来，在“结构—功能主义”相对化之后，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社会重构的自由度照理应该有所扩张。但是，结果却是社会学以及法社会学丧失了支柱和基本共识而显得有些混乱和碎片化，人们的无力感反倒有所加强。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 de Saussure）的语言理论、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结构主义、皮特·米夏埃尔·布劳（Peter Michael Blau）的社会交换学说、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符号分析、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的现象解释学以及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批判解释学都对法社会学研究的某些方面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相互间也有不同程度的关联性，但一直无法从中找到一个*大公约数。这意味着21世纪的法社会学乃至社会学仍然没有确立一个主流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