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小像:山河为歌

心系学生安危
陈竹隐
佩弦是个感情内向的人，平日话不多，但内心是很热的。他不仅牵挂着自己的妻子儿女，而且时时关心着国家的命运，关心他的学生。1935年冬天，北京爆发了有名的“一二·九”运动。12月16日，北京三万多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华北，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头天夜里，佩弦对我说，他担心学生又要流血。想起过去反动政府的种种暴行，他很为学生的安全忧虑。但是他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认定学生的行动是爱国的、正义的。第二天，他便同学生一道进城参加了游行。当听说许多学生在城里受伤时，他深感反动政府的残酷，很难过。
后来，佩弦还到百灵庙去慰问抗日部队，途中，认识了后来成为党的负责干部的一位共产党员，回来便对我说：“看来，这个青年人可能是共产党员。他很有见解，中国要强起来，还要依靠这样的青年；要这样，才是真有作为的青年。”佩弦从这位青年的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我们也正是怀着这种希望，度过了八年艰苦的抗战生活的。
共同的生活，使我深深地感到佩弦的爱是广博的，他爱自己的事业，为此他一生精雕细刻，锲而不舍；他爱自己的故乡，无论走多远都怀念着它；他爱自己的亲人，是那样质朴、挚诚；他爱自己的学生，为他们的安危焦虑不安。他的感情像一池深深的潭水，沉静而深邃……
在回到北京后的这几年里，佩弦看到国民党的统治越来越腐败，看到社会那样混乱黑暗，心情很不好。他这个从来不会感情冲动的人，变得很容易动感情了。他的思想感情已经进一步和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1947年2月，佩弦在抗议当局任意逮捕人民的“十三教授宣言”上签了名。此宣言在报上发表时，他的名字排**个。国民党特务也三次“光临”我家，但佩弦一点也不怕。他没有退却，他坚定地站立着。
那时，国民党特务也常在清华园里逛，并常在清华抓人。每次抓人，佩弦都很为学生担心，我们家也成为一些进步学生躲避抓捕的地方了。一次，佩弦犯胃病躺在床上，听到外边又在抓人，便很着急地对我说：“你注意听着门，怕有学生要来躲。”我们在屋里紧张地听着外面的动静。
忽然响起了敲门声，我马上去开门，果然来了一个女学生，便躲在我家里。那时，还有一个进步学生要到解放区去，他来找佩弦借路费。当时我们手头真是没多少钱，但还是从保姆那儿借了点钱，凑了20元，送他走了。佩弦对进步学生也是很信任的，他曾介绍一个进步学生到通县潞河中学教书。当时潞河中学行政上是被国民党控制的。不久，这个学生就到解放区去了。后来就有人扬言：这个学生领了一个月的薪水没工作就走了。佩弦听到后，很生气地说：“要是他领了一个月工资没工作就走了，我赔钱。”他专门派居乃鹏去潞河了解情况，结果证明根本没有这回事，原来是别人故意伤害他的。终于澄清了事实，批驳了谣言。
佩弦的正义感和广博的同情心，使他对相识的或不相识的人，都能伸出热情援救的手。今年（1981年）9月24日我接到王志之同志的来信，信中写道：“我在抗日同盟军战败归来，为了逃避叛徒的搜捕，未敢贸然进城，在清华园站下车，冒昧到府上投宿。朱自清先生并不嫌我蓬头垢面，更不怕我‘犯上作乱’而受牵连，殷勤接待，加以掩护。”这封信使我想起了那天的情景：佩弦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严肃地倾听他叙述山西的抗日救亡工作和沿途脱逃的情况，并一再嘱咐我：“他是山西做地下工作的，沿途很辛苦。把床被准备得舒服点，我们要让他好好休息一下。”由于这样，几乎国民党每次抓人都有学生来我家躲避，其中有的人我们根本不认识，只是他们信任佩弦而来的。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李 超
不久，南京陷落，上海的租界成为孤岛，金陵已是烽火连天。这时，田汉告别了南京，搭乘陈铭枢的车经宣城、徽州，再转屯溪。在去屯溪的路上，因路途不熟，误走黄山，本来长途跋涉，都很疲劳，却意外地得以一览名胜。这时的黄山已在紫云白雪之中，雄奇灵秀之姿，令人神往。同行都很焦急，田汉却暗自幸得数分钟的余裕欣赏黄山，并宽慰同行人说：“俾知中国山川之可宝爱实如此，盖励抗战救亡之志，亦未尝无益也。”不久到达南昌，南昌是行营所在地，也是敌机轰炸的目标，前不久敌机曾轰炸百花洲，投过数弹，这时湖中已无游艇，确令人有“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感慨。第五天晨5时离开南昌西行，入湖南境，经浏阳，不两日到达长沙。田汉说，离长沙十三年矣，亲友相遇，多以国事相询。予谓只要大家速取胜利的道路，*后胜利仍属我们，“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况今日不愿作亡国奴者，固不止三千户耳。因题诗志之：
轰炸声中到远人，故乡景物倍堪亲。
长沙岂止三千户，众志犹堪御暴秦。 长沙是他成长的地方，那时作为抗战的后方，正是需要作抗敌宣传和动员的地方。他约了廖沫沙、张曙、田洪等人，办起了小型的《抗战日报》。说是报馆，实际是寄居于一家电影院前厅的小楼上，中间的大房间还兼作过道和食堂，显然不能作为撰稿和编辑的场所，只好把办公、编撰、会客和睡觉都挤到东头的长条房间里。既然是日报，当然要报道有关民族危亡的大事，也有前方战况的消息，但这些并不是这份抗战日报的特色，而它的抗日宣传、评论以及关于抗战中可歌可泣的事迹的特讯，却是别家报纸所不多见。这是由于这份报纸是文化人、音乐家、诗人办的，自然文艺的色彩很浓。
田汉在故乡办报，虽然不是孤立无援，因为有许多有正义感的爱国人士、进步的青年、有志抗战报国的军人，都是他的后援，但是从经济上、物质上来说，在那战争年代，物力财力都很艰难。当时报馆同人，不但谈不上发工资，连伙食的开支也不富裕。在这艰苦奋斗的时期，田老大总是充满着乐观的情绪，想法寻来钱，拉着大家去改善生活。
1938年2月上旬，郭沫若从武汉来到了长沙，用他的话说是“避难”来的，原因是郭老被筹建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的陈诚请到武汉去做官。可是在**次宴会上，就暴露出国民党内部无时不在钩心斗角和争权夺利。说是叫郭老任第三厅厅长，在**次部务会议上，既没通知周恩来副部长，也没事先和郭老商量，就委任了第三厅的副厅长。凭郭老多年和他们打交道的经验，认为这样耍手段，就没法保证合作。因此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于是逃到长沙避难了。刚到长沙时，正赶上田汉约了同人到著名的回民馆子“李合盛”去改善生活。在去“李合盛”的路上，郭老和田老有这样一段对话：
郭老：……我是为避难而来的，我不想进政治部，打算到南洋去募款，来干我们的文化工作。
田老：（沉默了一会儿）这个计划还值得深思，我们正在号召团结抗战，不能走分裂的路，不能逃避，也不能退却。要团结，不管他们怎样，我们要拿出真意来。事实上在今天也不能不利用政治上的关系，不然，一切工作都不容易做通。
这段对话，说明田汉在这里办报，并不是一帆风顺，对“需要利用政治上的关系”是深有体会的。他对郭老的这番劝说，虽然当时没起多大作用，但对后来，经过斗争组成的三厅，还是有着影响的。
自从卢沟桥事变之后，我党即发表宣言，提出联合抗日，与南京政府联合组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请出周恩来副主席担任政治部副部长，请出郭沫若、田汉等知名的文化人来主持抗日宣传工作。
1938年2月，于立群接受了周恩来和一些朋友们的意见，到长沙来请郭老回武汉去。并告诉郭老，陈诚对周公明白表示，请郭老尽快去武汉，一切事情都可以商量。副厅长的人选也没问题了，那位刘健群惹起了什么桃色事件，已经跑到重庆去了。这时因为郭老正在观察于立群的反应，所以还在迟疑，田老便在一旁催促着，仍旧是他在去“李合盛”初见面时的意见。说：“这还有什么值得考虑的呢？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朋友们都在‘地狱’门口等着你，难道你一个人还要留在‘天堂’吗？”
郭老也幽默地说：“那么，你是愿意入‘地狱’的喽！”
田老肯定地说：“当然，不会让你一个人去受罪！”
郭老看着于立群，无可奈何地答应了：“好吧！那我们就去受罪吧！不过，我的问题很简单，要说走，随时都可以走。你呢？现在就要看你的了。”郭老知道田老在这里还有一摊子事，报纸停刊，也没那么简单，反倒来将田老的军。
这时田老却爽朗地大笑起来，转向于立群说：“不辱使命！毕竟还是女性的力量大、爱情的力量大啊！”田老既答应一起入“地狱”，就不能推辞，也不能拖延，只要求给他一两天的宽限，好让他把《抗战日报》的事交代清楚，并且还准备再动员一两位朋友一起去“受罪”。就这样，田汉也算加入了国共合作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入朝做“官”了。和张曙、田洪等随郭老于1938年2月28日去武汉。
田汉到了武汉，等郭老和陈诚谈好了条件，“约法三章”之后，就开始筹备政治部三厅的事。三厅下分三处，按政治部一、二厅次序排下来，三厅**个处应是原先的第六处，主管艺术宣传，由田汉任少将处长，下设三科，**科是戏剧宣传科，谁能胜任这个科的科长呢？田老想到的是能征惯战的老战友洪深，这时他正率领着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在前方的襄樊。在2月底和3月初，田老就先后发了三封快信和两份电报，催促洪老赶快到武汉来，并且讲了戏剧在抗战中的教育宣传的作用。前方部队和后方乡村都需要刻苦而且有能力的工作者，不断供给文化“粮食”，增强士气民气，此正吾人厉行宿志的机会，因此更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和科学的组织者，望来武汉与全国戏剧从业者合作，统筹全局。这些急切的言辞和道理，说服了洪深，就这样又拉来了个进“地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