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外寄象——中国文学在西班牙的翻译与传播

根据塞万提斯学院的*新统计（2018），全球共有五亿七千二百万西班牙语母语者，占到全球人口的7.8%，并且这个数字及其比例还在不断上升之中。预计到2060年，西班牙语将是人口数量上的全球第二大语言，也是国际交流中的全球第二大语言。自2016年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以来，国际政治形势变幻莫测，但可以肯定的是，加强同非英语地区，尤其是同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西语地区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将是中国下一步文化交流发展的重点。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文学艺术是中外文化交流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因此，研究中国文学在海外的翻译和传播，发现中华文明与异质文明间的互动与交流，思量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路径与方式，为中国的文化推广工作提供必要的借鉴和参考，是繁荣我国文化交流事业必不可少的途径之一。在学术研究层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对中国文学在英、法、德语世界翻译与传播的研究已经积累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成果，但西班牙文化语境下类似的研究成果仍是凤毛麟角。因此，归纳和分析中国文学在西班牙流传的历史与现状，探究其发展道路，是欧洲文化主体中中国文学翻译与传播研究的一颗遗珠，亟须补充完成。当然，研究中国文学在西班牙的翻译和传播的着眼点并不仅仅是西班牙这一国，而是整个广袤的西班牙语世界，以西班牙为对象的研究将是未来研究中国文学在拉丁美洲翻译与传播的学术基石。总之，深入归纳和分析中国文学在西班牙文化语境中的历史与现状，探索其发展道路，是既有时代意义，又兼具学术史价值的一次探索。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1593年到2018年中国文学在西班牙的翻译和传播情况。本书主要分为三大板块，互为支撑，层层推进。 首先从西班牙的汉学研究发展与现状展开。1593年在马尼拉出版了**部被翻译为欧洲语言（西班牙语）的中国文学作品《明心宝鉴》。其后数本开欧洲风气之先的“中国主题”作品，如《中华大帝国史》《中国纪行》等都由西班牙人用西班牙语写就。到18、19世纪，传教士们留下了大量汉语语言本体研究和汉西语言对比研究材料，其中*为知名的是瓦罗的《华语官话语法》。20世纪70年代前（中西于1973年建交），黄玛赛、雷孟笃和杜善牧都因为中西交融的人生经历和个人学术兴趣，翻译了相当数量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和毛泽东诗词。中西建交后，*初的西班牙驻华使馆随员中更是出现了毕隐崖和拉米雷斯这样的重量级翻译家。两位先生分别因为翻译了《道德经》和《儒林外史》而荣膺西班牙国家翻译奖。80年代起，西班牙外交部国际合作署开始系统选派留学生到中国学习，这些留学生中的很多人已成为21世纪西班牙汉学发展的中坚力量。围绕西班牙三大汉学中心——格拉纳达、巴塞罗那和马德里，本书将就供职于这三地高校的学院派汉学家逐一展开介绍。这些成员也基本都是西班牙各个东亚研究学会的积极参与者。在三大汉学中心之外，西班牙亦有诸多优秀的汉学学者。年轻一代的卡尔瓦尼、马娅莲和马诺也同整个西班牙汉学圈关系紧密，一直积极参与各项翻译及学术活动。卡尔瓦尼已经在巴斯克大学谋得教职；马娅莲在香港浸会大学任教；马诺协调巴塞罗那孔子学院的学术活动，还在巴塞多所高校兼职教授汉西翻译课程。黄玛赛、杜善牧、毕隐崖这些重量级译者的翻译研究活动绝大部分为个体自发，并非在学术体系或者团队框架下展开。因此，他们的个人背景及翻译学术活动介绍散落在作品翻译研究部分，而没有具体呈现在西班牙汉学章节中。莫言作品的主要译者普拉斯·皮涅罗目前在澳大利亚的高校执教，他虽然是一位活跃的译者，但是因为长期远离西班牙，不参与西班牙或者欧洲汉学圈的活动，因而其翻译研究活动呈现出相对个体化的特征。 其次，笔者将考察西班牙出版行业，尤其是中国文学翻译出版的整体状况。在中文语境中，过去对中国文学西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文本研究的层面，探讨语言转换中的“信达雅”，以及为达成这一目标所应该采用的不同翻译策略。本书力图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借助社会学的研究工具，依靠西班牙文化部和出版业行会提供的报告和数据库，对西班牙（出版量全球第五的出版大国）的图书出版业、翻译作品出版、西班牙翻译行业现状和2006至2014年西班牙畅销书类型与源语言进行梳理与归纳。笔者借助西班牙文化部的ISBN数据库，又通过访谈汉学家和出版社，对相关书目进行了补充与核实，*终整理出一份中国文学在西班牙的出版名录。本书以这份出版名录为基础，从不同视角处理数据，对中国文学作品在西班牙的翻译出版频次、作品译本在西班牙出版频次*高的作家、出版译作*多的中国文学翻译家（汉学家）、中国文学在西班牙翻译出版情况以及相关出版社等进行了辨析与归纳。 由于中国文学作品的加泰罗尼亚语和巴斯克语（巴斯克地区的官方语言）的译本数量非常有限，传播范围也有限，因此本书的研究还是聚焦于西班牙的国家官方语言——卡斯蒂利亚语译本。当然，笔者关注到，加泰罗尼亚语和巴斯克语译本都是由非常优秀的汉学家完成的，如欧洋安、罗飒岚、裴瑞清和马娅莲。对于这一部分译本的深入研究，期待着由熟练掌握加泰罗尼亚语或者巴斯克语的中国学者来完成。 *后，笔者将通过分类爬梳和个案研究深入了解中国文学在西班牙的翻译与传播。本板块的梳理分别涉及了诗歌（古代诗歌、黄玛赛诗歌译本、毛泽东诗词等）、中国古典哲学作品（《道德经》《论语》等）、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中国古代传说/传奇、明清小说、《红楼梦》）和现当代文学作品（鲁迅作品、《金陵十三钗》、《解密》、《三体》与几米的绘本等）。其一，对诗歌、中国古典哲学作品和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在西班牙的翻译与出版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辨析。对于中国诗歌的翻译，从《诗经》到唐宋诗词，再到民国时代的闻一多、戴望舒，20世纪80年代的北岛、西川，*终归于21世纪的新生代诗人及其《我们时代的雾》，毛泽东诗词则是其中独特的存在。对西班牙出版界和文学界对于中国诗歌的翻译和接受无论是从时间跨度还是从阅读深度来考察，都不负众望。作为法国汉学系统的传承者，西班牙对于先秦散文的译介，更是从《论语》《孟子》到《墨子》《韩非子》等均有涉猎。中国古代叙事作品中，从《山海经》、《淮南子》、唐代传奇小说，再到明清小说，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四大名著”，也均已进入了西班牙语的文化语境中。其二，对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中出现的新事物如何被翻译到西班牙、出版过程如何、民众的接受又如何，进行了深入的辨析，这些新事物包括跨媒介文学的样本——《金陵十三钗》、侦探文学《解密》、科幻文学《三体》和几米的绘本。这些同时承载着中国特点与时代性的新类型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全新生长点，也在西班牙的文学接受语境中展现出了自己的风采。如果说，过去西班牙汉学界和出版界主要关注的是经典的中国文学作品，那么从21世纪开始，中国新类型文学的被翻译和被接受，则体现出中国当代文学也进入了西班牙大众文学的阅读市场，我们面向的不再是单一的精英读者，以阅读消费为目的的普通读者也成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目标人群。 这是一项超越文本、以社会学研究为主体的翻译研究，尽管也会涉及文本转换的细节，但那并不是笔者关注的重点。因为并未显现，但迫于纸背的理论框架是特拉维夫学派的多元系统理论和文化翻译学理论。该理论认为翻译文学是一个系统，隶属于目标文化内社会、文学及历史的大系统。翻译文学在目标文化系统内的位置并不固定。当目标文化较年轻或者相对弱势的时候，翻译文学就会在系统中占据中心位置。反之，则属于系统边缘。在整个多元系统中的翻译文学，其价值的被认可和被接受，直接取决于目标文化的需求。而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则直接表示“翻译即重写”。他认为，居于权力位置的人参与了文学的“重写”，并影响普通大众的文学消费。重写的动机可能与意识形态有关（迎合或反抗主流意识形态），也可能与诗学形态有关（迎合或反抗主流的、人们热爱的诗学）。 也是在这两大理论框架的引领下，本研究未就译本忠实度或者翻译质量做出简单的评价。考虑如下：中西翻译研究中的语际翻译是个复杂的活动，如何评价其水平高低，存在很大的主观性。不同类型的译本有特定的读者群，往往在一类读者那里颇受欢迎，而在另一类读者那里则遭受冷遇。大量加注的译本非常严谨，但可能只适合专业读者，从接受广度来看，未必效果出众；而面对普通读者的译本，主要考虑接受广度，缺乏一些注解，采取大量的归化译法，专业读者却不一定支持，但在图书市场颇受欢迎。因此，对译本笔者很难以简单的优劣进行定位。在中国文学作品初步进军西班牙图书市场的阶段，一切正式出版的中国文学西译本，起码在行文质量上是为西班牙出版市场所接受的，在文化传播与交流上也起到了它们各自的作用，应对其进行积极支持和正面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