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勒操演理论研究

　　《巴特勒操演理论研究》：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维蒂格有关性别的观点在很多地方都启发了巴特勒的思考，并且在她的性别操演理论中有鲜明的体现。比如，巴特勒也和维蒂格一样将性看作话语的建构，从而，性和性别是没有区别的。再如，维蒂格对女同性恋的发现——或者说对女同性恋的颠覆潜力的发掘——使巴特勒注意到欲望、身体的增衍可以对二元对立框架的稳定性造成极大的冲击，甚至可以将其摧毁。再如，维蒂格建议完全放弃二元的性体系而开辟出更加多元的性别体系。这实际上是一种完全放弃性别范畴的设想。巴特勒在将性别身份看作永远是未完成的、不稳定的观点中以一种别样的方式体现出了这种观点。再如，关于将话语当作一种行为的观点，维蒂格没有作很多解释，巴特勒至此也尚未给予过多评价。但那样的观点其实对巴特勒将性别看作一种行为的过程的观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巴特勒在借鉴的同时也指出维蒂格的种种不足。维蒂格认为强制性异性恋机制无处不在，实际上是它结构了整个的、由男人支配的社会秩序。巴特勒指出，维蒂格的这个看法夸大了强制性异性恋的普遍性，这一方面使她陷入了古典唯心主义之中，没有认识到社会秩序的自然的、物质的维度；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她在寻求对强制性异性恋的反抗的可能时．过于急促与乐观地将希望寄托在女同性恋的身上，这使得她既不切实际地完全否认了异性恋的存在的可能，又看不到女同性恋全面取代异性恋的不可能。　　维蒂格认为异性恋和同性恋是势不两立的观点，巴特勒也不同意。巴特勒认为，同性恋和异性恋并不是完全分离的，这首先是不可能的。在维蒂格看来，似乎不是异性恋，就是女同性恋——或者说同性恋。巴特勒指出，实际上在有些情况下异性恋和同性恋不能截然区分：比如在有些表面上看起来是“正常”的异性恋关系中，双方持有的是同性恋的心理结构；而在某些同性恋关系中，表面上看来相同性别的两人所持有的却是不同的心理结构；甚至还有维蒂格所没有注意到的更加复杂的情况。因为那样的简单化的理解，使得维蒂格没有看到“经由挪用和重新调度性别范畴而使独特的同志身份增衍的那些话语”①。也就是说，在巴特勒看来，维蒂格没有意识到同性恋所带来的话语的增衍对现有的强制性异性恋话语机制的稳定性的冲击以及这种冲击的意义，也没有意识到“同性恋”并不是异性恋简单的复制品或副本。其次，那种认为同性恋和异性恋可以完全分离的观点，实际上是对异性恋制度的巩固——这种看法是以承认异性恋对同性恋的排除为基础的。而将同性恋看作与异性恋完全不同的观点也造成了同性恋与异性恋的关系的断裂。这种断裂使得同性恋远离了异性恋制度，从而削弱了同性恋对异性恋制度的颠覆的力量。　　针对“强制性异性恋制度”，维蒂格提出了“女同性恋”的主张。正因为维蒂格将强制性异性恋看作现有不合理社会秩序的基础，所以，她提出来的“女同性恋”不仅将担负对抗异性恋的任务，更被寄托了将“异性恋”取而代之的希望——因为这个强制性异性恋机制是话语建构的，自然它也可能被同样由话语建构的女同性恋所代替。并且，因为那个强制性异性恋机制是那么的虚幻、不合理，所以，应该广泛地推行“女同性恋化”（Lesbianization）。巴特勒认为，尽管维蒂格强烈地批判强制性异性恋，然而她却又过于夸大了异性恋运作的普遍性，她将异性恋看作话语对社会运作的唯一的方式，所以，她针对这种普遍化的异性恋所提出的“女同性恋化”也不免带着排除性与强制性的倾向，也就是普遍化的倾向——确实，维蒂格提出了要颠覆那个异性恋的机制只能通过女同性恋的观点。巴特勒认为，维蒂格的号召其实又落人了她所批判的那个异性恋机制运作的思维框架之中——维蒂格所批判的正是强制性异性恋机制的将自身普遍化的运作，但是，她自己却又企图普遍推广“女同性恋”模式。　　在对维蒂格一面辩护、一面批判的基础上，巴特勒提出了自己“操演”的性别的看法：不管是“性”还是“性别”都在文化中，也就是在话语中，被建构，被瓦解，又被重新流通。①在巴特勒看来，不管是性别范畴、同／异性恋欲望，还是性别身份，都应该置于一种永远处于未完成的过程中去理解——因为它们正是在不断流动的文化语境中被建构的。比如，巴特勒认为，身体经由“灵魂”的“重复”“引用”地“询唤”的过程而形成。维蒂格曾经指出“性”——“身体”——由某些文化、话语建构以及自然化而形成，并不是什么自然的事实。维蒂格也指出“女人”由强制性异性恋建构出来。但巴特勒认为，维蒂格没能进一步具体地讨论文化、话语是如何将“身体”建构出来的，而且，她为了对抗强制性异性恋而提倡的“女同性恋化”实际上也是一种“强制”的逻辑，并不可取。所以，巴特勒指出，在这样的基础上，要实现对现有的不合理的建构机制的反抗，更加巧妙而有效的策略是彻底挪用或重新调度那些已有的范畴，不仅是“身体”，还有和“身体”一样的、在话语中的范畴，从而使它们的稳定性永远受到质疑。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