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杜拉斯:写作的暗房

死后，我仍可以写作 杜拉斯知道自己已时日无多，“很多次，我们都害怕一张纸还没写完就要死了”。现代出版档案馆档案。1993年初，伯努瓦？雅各在圣伯努瓦街5号公寓和诺曼底拍摄杜拉斯讲述“年轻的英国飞行员”的故事，听她从诺曼底村庄的一座坟墓谈起，引出了对二战期间在沃维尔森林被德国人的大炮炸死的一个二十岁的英国小伙子的记忆(或者不如说是想象)。《一个年轻的英国飞行员之死》是献给所有在战争中无辜枉死的生命，献给死在殖民地的小哥哥，“任何死亡都是死亡……任何人的死亡就是全体的死亡。任何人就是所有的人”。这是对死亡的探寻，对战争的反思。“我写是因为我有机会插手一切，参与一切，有机会来到这个战场，这个战争已离开的舞台，有机会扩大这种思考，它慢慢地触及战争。”写作就是不忘记这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情，那些曾经绝望的哭喊，在孤独中死去的孩子，为了不让世界就这样在沉默中崩塌，为了生命的无邪。 《写作》DVD 随后，在诺弗勒堡，杜拉斯又在伯努瓦？雅各的镜头前聊起了占据她人生很大部分的“写作”。这两段录像的文字记录被杜拉斯用来写作一本新书，《写作》于1993年6月在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仿佛她一生的总结。在杜拉斯看来，写作无处不在，甚至在一只垂死的苍蝇身上，“它持续的时间，它的缓慢，它难以忍受的恐惧，它的真实”，因为作家的在场显得更加残酷。苍蝇的死亡在杜拉斯眼中产生了一种文学的位移，“反映出与人的共存，与殖民地民族，与世上庞大无比的陌生人群，与处于普遍孤独中的孤单人们的共存。生命无所不在。从细菌到大象。从大地到神圣的或已死亡的天空”。她感受到不公正，感受到存在的虚无，并为此哭泣。 即使哭泣无济于事，我认为也应该哭泣。因为绝望是可以触知的。它会留下来。对绝望的回忆会留下来。有时它会要人命。 写作。 我不能。 谁也不能。 应该说：人们不能。 但人们写作。 这就是人身上所承载的未知：写作，就是触碰未知。要么写作，要么什么也不做。 她在那只“写作的”苍蝇身上看到了自己。1994年4月4日，玛格丽特？杜拉斯过完八十岁生日，死亡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她已经不再写作，但想说的话还有很多。从1994年11月20日开始到1995年2月28日结束，扬？安德烈亚当着她的面记录下一些她说的重要的东西，形成了《这就是一切》。都结束了，只剩下死亡，如此切近的死亡。“但愿活着的人微笑着相互扶持。” 扬还在。 我得走了。 我不知道把自己放在哪里。 晚年杜拉斯和扬？安德烈亚 1996年3月3日，玛格丽特？杜拉斯在圣伯努瓦街5号公寓去世，享年八十二岁。她把自己放在了书里，在蒙帕纳斯公墓的墓碑上，只写着简简单单的“M.D.”，那是她作为作家的签名。“有一天我们会死的。” “是的。棺材里将有爱情和尸体。” “是的，棺材外面要放着书。” “也许吧。我们还不可能知道一切。” 中国人说： “能的。我们知道。知道将有一些书。” 不可能不是这样。 《这就是一切》 这是《中国北方的情人》中中国人和女孩分别在即的对话，这也可以看作杜拉斯和扬*后的对话。“即使在死后，我也能继续写作。”因为那些书打开的是“无限的阅读”，把读者也变成作者，一起驶向世界的黑夜、自身的黑夜。 杜拉斯去世后，扬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从“80年夏”以来，他已经习惯了生活在杜拉斯的世界里，沦陷在她的文字、病痛和琐碎的庸常里。疲劳，巨大的疲劳，还有责任。而突然，这一切都消失了，失重的生活，意义的抽离，没有工作，也没有钱，扬已经不知道一个人该怎么办，要怎么活，他想到了自杀： 我决定在窗口上吊。我在窗角用皮带系了一个圈，爬上一张椅子，把头钻进圈中。好了，头进去了。试验成功。后来，我又想，身体太重，会把皮带崩断的，或者会把窗框给拉下来。我想，我只会被勒一下，但吊不死。这不是个好办法。我想起了地铁，想起了塞纳河，想起了手枪。但怎样才能买到枪呢？我这副样子怎么去买枪呢？我不能这样出去，几个星期以来，我不洗澡，不刷牙，不洗头，脸也不刮了。 颓废，彻底的颓废，“脏兮兮的衣衫，脏兮兮的被单，成堆的报纸，红酒瓶、白酒瓶、玫瑰红葡萄酒瓶，所有的瓶子都扔在地上，堆得像小山似的。几个月后，地上几乎全是报纸和酒瓶。无处落脚”。只有醉了才可以睡着，才不用去想永远没有谁的日子，再也没有白天，没有时间，没有黑夜，他生活那堆垃圾中，觉得自己也是一堆发臭的垃圾。 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两年后的某一天，扬对自己说：“既然我没能自杀，既然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既然我不会饿死，仍然活着，那就是说我应该活着。我活着，根本不想自杀，我在跟自己开玩笑，我真蠢。”突然，他开始厌恶自己这种愚蠢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他给母亲打了电话，换上干净的床单被单，洗澡，洗头，到饭店要了一块白汁小牛肉。做完这一切后，他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继续一种普通的生活，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活着，爱，哭，吃，说。就这样”。 杜拉斯说，“扬，您只有一件事可做：写。”于是，消失三年半后，扬带着《那场爱情：我和杜拉斯》回来了。只有文字，只有真实。“我留下来是为了让您活着，也是为了爱您，爱您的文字，爱您的故事。” 《那场爱情：我和杜拉斯》杜拉斯撒下了种子，直到今天，她在全世界都拥有无数读者，“年轻的读者”，就像她在《这就是一切》中说的那样，有些读者甚至因为她而蜕变为作者。学术研讨会、电影回顾展、作品朗诵会、手稿展、摄影展、戏剧和电影改编……各种和她相关的文化活动在世界各地举行，在法国、在西班牙、在波兰、在日本、在中国、在越南、在美国、在加拿大、在突尼斯……对一个好作家而言，作品活得比作者本人长久，随着时间的流逝，它甚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旅行、在迁移、在生成，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杜拉斯说，要让书“变成属于每个人的东西，属于所有将它捧在手中、将它占为己有的人。作家必须把书从书写的牢笼中释放出来，让它有生命，可以运行，可以让别人做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