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先哲

　　《国学百科：儒家先哲》：　　6.“四句理”与“四句教”　　“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传习录》）这四句话被有些学者称为“四句理”（陈来《理解与诠释》），以区分王守仁晚年提出的“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的“四句教”。　　“四句理”把心、意、知、物作为一个纵向联结的结构加以界说。心—意—知—物的次序来自《大学》提出的“正心”“诚意”“致知”“格物”。“四句理”把《大学》中作为功夫条目的正心、诚意、致知、格物还原到心、意、知、物的基本概念层次上。“四句教”也是以《大学》的心、意、知、物的结构为基础，兼论功夫。所以“四句理”其实是“四句教”的基础。　　“四句理”的后两句代表了王守仁哲学的睿识，其中与心和物有直接关系，而且*能代表阳明思想特色的，就是“意之所在便是物”。王守仁晚年在《大学问》一书中，仍然坚持“致知必在于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　　作为意之所在的“物”，既包括意所指向的实在之物或意识已投入其中的现实活动，也包括意识之中的对象。“意之所在便是物”正是王守仁“心外无物”思想的具体内涵。　　“四句教”是王守仁思想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嘉靖六年（1527年），王守仁奉命出征广西之前，在天泉桥边与他的学生钱德洪、王畿商讨心学四诀。钱、王两人都是王守仁的嫡传弟子，但是对如何理解王守仁的这四句话，两个弟子发生了分歧。钱德洪认为“四句教”是教人的定本，其宗旨不能改变。王畿则认为这只是权宜之法，因为若心是无善无恶的心，那么意、知与物也都是无善无恶的了，所以王畿后来提出了“四无”说。　　在与老师分别时，两人在天泉桥边向王守仁请教。王守仁解释，“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四句教”，对不同的人要有不同的教法。人有两种，一种是利根人，比如圣人，比如活佛；一种是钝根人，即普通人。对利根人来说，悟本体即是功夫；对钝根人来说，还是要不断修行，为善去恶。王守仁希望两个弟子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但是后来两个人还是各讲各的，也就造成了心学的分化。黄宗羲说钱德洪遵循王学宗旨，但是也限制了王守仁学说的发展；王学因为王畿与王艮两个人风行天下，却也渐渐失去了根本。　　在王守仁的晚期思想中，人的意识结构中*重要的两部分，就是良知与意念。意念包括思维与情感，有是非，有善恶；良知则是人的更深一层的自我，又表现为判断意念善恶的能力。良知虽能判断是非善恶，但不能保证不善的意念不产生，也不能先验地保证人们只遵从良知的呼唤和指引。　　为什么说“无善无恶心之体”呢？因为这是良知本体自我存在的状态，这时候还没有任何经验性的东西。因为无善无恶，所以才能区分善恶。王守仁曾经举过两个例子：眼睛本来没有颜色，所以才能分辨各种颜色；镜子里原无一物，所以才能准确地照出人和事物本来的样子。金玉好，灰尘不好，但是进了眼睛都不行，所以善恶都不能进入心的本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在说“意”的作用。王守仁认为“意为心之动”，心动了，脱离了寂的状态，就进入了经验状态。良知*终是通过经验社会来表达的，有物的牵扯，良知就动——动得正，善得以保持；动偏了，就是恶。　　为什么说“知善知恶是良知”呢？因为良知是自知、自明的，所以能明他物，自然就具有对善恶的判断能力。人做什么判断、做出什么行为的时候，良知立刻就能感觉出来。　　“为善去恶是格物”是说，当良知判断出一个人当前的心理和行动状态是善是恶的时候，就要明明白白听从良知的召唤，不折不扣地执行。善的就去做，恶的就放弃，不能因为善小而不为，更不能因为恶小而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