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家族旧事

**章 义宁陈氏源流陈寅恪的家族，与客家人、修水怀远人，义门陈氏和义宁陈氏这几个概念密切相关。先把这几个概念解释一下。客家人在居民这个概念上，“客”是相对于“土”或“本地”而言的，但并非所有的外来人都叫“客家人”。从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的“南征百越”，到晋代的“永嘉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宋代的金人南侵等战乱，中原地区的百姓大规模地逃到江南的闽、粤、赣等地。他们南迁后，居住相对比较集中，生活习惯、风俗特别是语言保持相对稳定，学术上将这部分汉民及其后代称为“客籍人”或“客家人”，她是汉民族的一支民系。客家人因战乱等原因多次逃亡，远离故土，失去了原来的生存环境，到完全陌生的地方，毫无客观优势地艰苦奋斗，创造新的生存和发展条件，故他们具有明显的勤劳、勇敢、坚毅和团结精神，具有很强的生存和创造能力，因此又有“东方犹太人”之称。现在客家人总数约8000万，主要分布在粤、赣、闽等南方各省及港、澳、台地区，约有1500万分布在东南亚、欧、美及大洋洲的几十个国家。客家人中先后涌现出了许多杰出人物以至领袖人物。因不属于本书的叙述范围，恕不一一列举。修水怀远人明末至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的几十年间，义宁州（旧时义宁州辖高、崇、奉、武、仁、西、安、泰八乡）连年兵燹，加之水旱灾害，使得民不聊生，人口大减，田地荒芜三分之一以上，一万余石赋粮无法完纳，而以东南四乡尤为严重。康熙十七年（1678年），时局渐趋平稳，知州班衣锦奉谕招民垦荒。随后，闽、粤及赣南地区等客家大本营的百姓挈妻负子，络绎迁来，至康熙末年，己达数万之众。他们在荒山野岭结庐垦荒，生活极为艰辛，时称“棚民”。修水的客家人即“棚民”，他们以其特有的抗争、进取精神，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部分人家家道渐宽，建有房屋，购置田产，并兴办学校，仅求温饱的“棚民”开始走上既耕且读的发展之路。但是，本地部分原籍居民，由于“坐地称大”的思想作怪，排外情绪严重。他们不准客民与当地人通婚，不准入籍入学，更不准参加科举考试，企图以种种手段，将对于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数万客籍人长期打压在社会底层。这自然引起客籍人的强烈不满和抗争，有时甚至发生流血事件。正直的官员也想主持公道，但因本地人多势众，一时还奈何不得。雍正初，南京人刘世豪任知州。他不畏强暴，甚至冒着被暗杀的危险，多方努力，终于雍正三年（1725年）获朝廷恩准，以“怀远”为都名，将客籍人编为四都八图八十八甲，补入崇、武二乡。至于客家子弟读书、应试，据清同治版《义宁州志》载：“其秀者令为义学，课习五年，俱得一体考试，卷面令注‘怀远’字样。”此后，土客之争虽时有发生，但其规模和程度逐步减弱，新中国成立后，则无分土客，完全平等。修水怀远人除了吃苦耐劳、团结、好客、热心公益以外，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重视教育，大力兴办书院、学校，培养人才。至光绪末年，怀远都有文进士2人（陈文风、陈三立，同期全县文进士15人），文举人15人（同期全县文举人171人）。武进士、武举人则以怀远都为多。孟子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欧阳修也说：“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舒服容易产生惰性，压力往往促人奋进。在困难多多的情况下，有血性的人们往往能极大地发挥潜能，以求得生存和发展。仅就科举一项而言，在遭受长期打压的情况下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怀远人的能耐可见一斑。义门陈氏从南北朝到隋朝直至唐初，中国历史上战乱频仍，人们四散流离，至唐开元十九年（731年），陈宣帝第六子、宜都王陈叔明之五世孙陈旺，携家来到江州浔阳蒲塘驿的太平乡（今九江市德安县车桥镇的义门陈村）安家落户。长期的流离失所，使他们倍感安定的可贵，团结和睦的重要，从此他们在这里安居乐业，休养生息。经过若干代人的发展，这个家族得到长足地壮大，人口数百，但他们族产共有，家无私财，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人无贵贱，诸事平等。唐中和四年（884年），僖宗李儇旌表其为“义门陈氏”。至宋代，竟发展到“萃居三千口人间**，合爨四百年举世无双”的规模，3000多人在一起吃饭、居住，过着平等相待的原始公社式的生活。同时，家族中又有许多人在朝廷上下充当大小官员，人气太旺，朝野太盛；再者，长期维系数千人一起吃“大锅饭”，生活也时显危机。鉴于此，在宋嘉祜七年（1062年），根据大臣文彦博、包拯的建议，宋仁宗下旨，将“义门陈氏”分为291庄，分赴江西、安徽、两湖、两广、江浙、四川等地安家，此后各地支派又因种种原因而有新的迁徙。迁往各地的义门陈氏子孙，历次修谱均标明出自“义门”，并将“义门陈氏家法三十三条”等家规及陈氏先贤的事迹加以记载，以此启迪后世子孙继承良好的家风。现在祖国各地包括港、澳、台及世界许多国家均有义门陈氏的子孙，其人数占天下数千万陈姓人氏的半数以上，故又有“天下陈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