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性中药学

**部分总论 **章毒性中药概论 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由于饥不择食，不可避免地会误食一些有毒甚至剧毒的植物，以致发生呕吐、腹泻、昏迷甚至死亡等中毒现象；同时也可因偶然吃了某些植物，使原有的呕吐、昏迷、腹泻等症状得以缓解甚至消除。经过无数次的反复试验，口尝身受，逐步积累了辨别食物和药物的经验，也逐步积累了一些关于药物的知识，这就是早期药物的发现。可以说，中药的起源是我国劳动人民长期生活实践和医疗实践的结果。中药包括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以及部分化学、生物制品类药物。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中药形成了中药学、中药药理学、中药鉴定学、中药化学、中药炮制学、中药制剂学等多个学科。毒性中药学是指专门研究毒性中药基本理论及其来源、产地、采集、炮制、性能、功效、临床应用、减毒方法、中毒防治等知识的一门学科。 **节毒性中药的概念 毒性中药是指药性峻猛，治疗剂量与中毒剂量接近，使用不当能对人体造成严重损害，甚至死亡的一类中药。 中医药学对中药毒性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中药毒性泛指一切中药的作用或偏性。中医药学认为中药的毒性具有普遍性，凡是中药都是有毒的。狭义的中药毒性是指中药对人体的危害，即服用中药后引起的毒副作用。《诸病源候论》言：“凡药云有毒及大毒者，皆能变乱，于人为害，亦能杀人。”我国历代本草及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将中药标明“大毒”“有毒”“小毒”等，即是根据狭义的毒性限定的。 中药的“毒”特指其本性、特性、偏性。“毒性”是中药性能的重要标志之一，凡药均有偏性，故*早的中药统称为“毒药”。明代张景岳《类经》记载：“药以治病，因毒为能。”《周礼？天官冢宰》记载：“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淮南子？修务训》记载神农氏“一日而遇七十毒”，这里的“毒”就是泛指中药[1]。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对药物毒性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现代通常将药物毒性定义为其对机体产生的不良影响和损害，包括急性毒性、慢性毒性和特殊毒性（如致癌、致突变、致畸胎、成瘾等）。对机体有毒性的中药为毒性中药。毒性中药对机体的不良影响和损害除了毒性外，还有副作用。中药的副作用有别于毒性作用。副作用是指在常用剂量时出现与治疗需要无关的不适反应，一般比较轻微，对机体危害不大，停药后可自行消失。 此外，由于中药常见一药多效，如常山既可解疟，又可催吐，若治疟疾，则催吐就是副作用，可见中药副作用尚有一定的相对性。需要在更为深入的研究、翔实的数据和充分的认识的基础上，方能定义中药的毒性或副作用[2]。 参考文献 见二维码。 第二节毒性中药的历史沿革 一、毒性中药的起源 毒药是人类在劳动生产与疾病作斗争过程中发现的一类药物，可追溯至我国原始人类的渔猎时代，当时，人们捕食各种动物、采摘各种植物，以资果腹生存。并有神农氏“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的记载（《淮南子？修务训》）。经过先人的积极探索、反复实践，逐渐发现某些药物不但有毒副作用，还可治疗某些不适之症。基于此，逐渐区分开食物与毒物，并掌握了有毒药物的适应证，如《淮南子？缪称训》中“天雄乌喙，药之凶毒也，良医以活人”，有了毒性中药治病的雏形[1]。 二、毒性中药的发展史 我们祖先经过口尝身受，观察和总结，对毒性中药的认识不断加深，积累并丰富了毒性中药的使用经验，认识到毒性中药既可引起中毒反应，又可治疗病症的双重性。 西周已有“聚毒药以共医事”和“五毒攻之”之说。春秋时期的《诗经》载有蟾酥。战国时期的《素问？五常政大论》中有“当今之世，必齐毒药攻其中”“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并附方13个，其中有毒药物5种。大诗人屈原的《离骚》载有杜衡、艾、莽草等毒药。我国*早的本草专著《神农本草经》（战国～东汉时期）按药物效用将其分为上、中、下三品。其中，下品125种，约占全书的1/3，专主大病，多有毒，不可多服、久服。“若用毒药以疗病，先起如黍粟，病去即止，不去倍之，不去十之，取去为度”“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者”，指出有毒中药宜从小剂量开始，不过量使用，并特别交代了有毒中药的炮制减毒方法。说明古代医者对急重症常用毒性中药进行治疗，并对其用法用量及炮制方法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2]。 历代名医在使用毒性中药时，非常注意中药性味、炮制与配伍的规律。汉代张仲景在《金匮玉函经》中应用较多毒性中药，如半夏、附子、细辛、巴豆、藜芦、杏仁、水蛭、商陆等，注意药物炮制，如半夏“？咀，以汤洗十数度，令水清滑尽，洗不熟有毒也”；麻黄“折之，皆先煮数沸，生则令人烦，汗出不可止，折节益佳”。其经典名方“大承气汤”和“大黄牡丹汤”治疗急腹症，“真武汤”“四逆汤”合“附子汤”等治疗亡阳厥逆、阳虚体衰，“附桂八味丸”合“桂枝附子汤”主治寒证疼痛等就是毒性中药入方治疗急重症的代表。汉末《名医别录》对毒性中药的产地、采收、质量提出了明确要求，如“卑相生晋地及河东，立秋采茎，阴干，令青。蜚虻生江夏，五月取，腹有血者良”。 南朝刘宋时代（公元420～公元479年），雷敩所著我国**部炮制学专著《雷公炮炙论》特别强调了炮制可减轻毒性中药的毒性或烈性，提高疗效，如半夏“若修事半夏四两，用捣了白芥子末二两，头醋六两，二味搅令浊，将半夏投于中，洗三遍用之。半夏上有隙涎，若洗不尽，令人气逆，肝气怒满”，蜀椒“须去目及闭口者不用”。该书不但发展了药物的炮制加工技术，也为毒性中药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苏敬等撰写的《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是我国乃至世界*早的一部药典，对中药标明了“有毒”或“无毒”、“大毒”或“小毒”，如雄黄“味苦，甘寒，有毒”；杜仲“味辛甘，平，温，无毒”等。该书反映了这一时期的中药学成就，可见当时十分重视毒性中药的使用。 宋代唐慎微所著《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收载了较多毒性中药，并对中药的产地、采收、质量、方剂等方面做了进一步补充，在研究各毒性中药的修治和炮制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收载了前人使用毒性中药及中毒后的救治方法，如砒霜“误中解之，用冷水研绿豆汤饮之”，进一步充实了毒性中药的内容。 明代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载药1892种，其中312种标为有毒，按毒性大小区分为大毒、有毒、小毒和微毒四类，并对其产地、采收、质量优劣、炮制、临床应用、中毒解救等方面作了详细介绍。书中对中药毒性的记载和描述，至今仍不失科学价值，对后世的中药学、生药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都有深远影响。 清代赵学敏所编《本草纲目拾遗》新增药物716种，首次收载鸦胆子、雷公藤和藤黄等毒性较大的药物，进一步丰富了我国中药品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医药发展突飞猛进，中医药工作者对许多重要的中药进行了炮制、成分及药理等研究。1965年出版的《中药炮炙经验集成》收载了501种中药，并对每个品种的减毒增效炮制方法作了叙述。《中药志》《全国中草药汇编》《中药大辞典》等论著对毒性中药的产地、采收、优劣、成分、炮制、临床应用等方面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促进了中医药事业发展。广大科研工作者对毒性中药进行了深入研究，从中寻找抗癌、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等疑难病症的中药，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如砒霜（三氧化二砷）作为古今中外知名“毒品”，是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有效药物；有“大毒”的斑蝥和蟾蜍对白血病、结肠癌、肝癌、膀胱癌和乳腺癌等多种癌症效果显著；有“大毒”的附子抗心力衰竭疗效显著。 参考文献 见二维码。 第三节毒性中药的分级 中药的毒性是中药药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医临床中，毒性的有无及大小是确定用药剂量、使用时长和配伍等的主要依据之一。对中药的毒性评价，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毒性分级方法，目前尚无统一标准。 一、中药毒性传统分级 从药品安全性和风险管理来讲，对中药本身属性的“药性”（毒性）进行分级描述的中药毒性分级是我国独创特有的，随着临床用药经验的积累，对毒性研究的深入，中药毒性分级方法各不相同。例如，《素问？五常政大论》把中药毒性分为“大毒”“常毒”“小毒”“无毒”四类；《神农本草经》分为“有毒”“无毒”两类；《证类本草》和《本草纲目》分为“大毒”“有毒”“小毒”“微毒”四类。中药毒性传统分级见表1-1[1]。 表1-1中药毒性传统分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