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著中国史(全5册)

　　汉末魏晋准许游牧民族内徙的开放政策反思 　　三、四世纪之交晋朝社会混乱情况，可谓便是二世纪后半后汉末年的重演。八王纷争内乱造成劳动人口不足，灌溉网与防洪公共设施事业被大规模破坏，土地放弃，城市与乡村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农民反抗情绪激化，以及各地农民、流民演化为盗贼蜂起事态的展开，这些都非常相似。但有一点差异非常显著，那就是在混乱激流中“五胡乱华”局面的形成。 　　东自辽河流域，西至天山与哈萨克斯坦草原，北起贝加尔湖与南西伯利亚森林地带，南迄西藏高原的此一广大地域内，自古都属从事游牧诸种族的活动天地。游牧民族以家畜的饲牧为主要生产手段，也以羊、山羊、马、牛、骆驼等家畜为社会财富准则，往往恃其强大骑兵的机动力，急速集中攻击力向周围农耕地带文明国家突袭与掠夺战利品。 　　汉朝统一国家形成初期，便时时遭受强盛的欧亚大陆游牧民族东方盟主匈奴侵略。公元前二世纪后半汉朝对匈奴的连续性大征伐与前一世纪中呼韩邪单于降伏，大敌匈奴才被压制臣服，而具有匈奴整族救济性的长城线以南移住*早经验。后汉立国与匈奴分裂，一世纪中，立于汉朝保护之下的南匈奴便援引旧例，获准越过长城线进入汉族中国领域，被分配以鄂多尔斯地方或绥远省，以及山西省北部为移住地，以与汉人杂居。 　　今日经济史、农业史的常识，以牧畜为主生业，通常所称的游牧民族，原非不知农业，待移住并定居农耕地域，必然因适应新环境而主要生活方式转向从事农业，南匈奴便是历史上特为著名的例子。他们一方面随定居时间而人口自然繁殖。另一方面，长城线以外的匈奴人仍在不断向内移住，于是新居住地益益发展到拥有山西省的汾水盆地沃地。其时，进入长城的匈奴人以美稷地方为新的活动中心，远隔沙漠与草原环境，食粮丰富，深一层容易浴于汉族高文化的日光中，传统游牧素质脱落。早期移住内地时尚能维持的固有氏族制，也正渐渐发生变化。 　　到三世纪初曹操专政时代，单于制度终于倒塌，而分五部实行自治，匈奴固有社会组织的*后残余痕迹拭尽。在此一百多年汉族环境中生长的匈奴人新生代，上层阶级的汉化倾向尤为强烈，他们因与汉族通婚混血而姓名改变汉式，也几乎都感染汉族上层文化人的优异教养，深通汉族古典文学。所以，届抵汉末魏初，所谓“匈奴人”，实则残余的仅已一个名词，依五部自治的权利才显现其异于汉族的独特性，差别也仅止于此。 　　汉朝方面，后汉边郡人口原较前汉为少，一世纪中以后匈奴人被准许移住边郡，亦即基于补充汉人居民不足的理由。迨二世纪中国连遭羌祸与黄巾前后的战乱，西北并州汉族人口愈益锐减。三世纪前半时魏国所接收汉朝的郡县建置，已退缩到山西省中部为尽头。又堪注意，汉末动乱期的匈奴人，以立于自治体制的政治保护伞下，相反能得保全其人力，较之同一期间过度损耗的汉人数，正呈现了鲜明对比。 　　如上依新制自治系统而立于汉—魏支配的匈奴人，当郡县南移之际，也陪伴南移而生活地域扩大到山西南部，如《晋书》四夷传北狄—匈奴条所指出：“（匈奴）多历年所，户口渐滋、弥漫北朔。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众为五部，部立其中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魏末，复改帅为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统可万余落，居于太原故兹氏县（魏属南迁后的西河郡）；右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祁县（属太原郡）；南部都尉可三千余落，居蒲子县（汉属河东郡，魏分河东设平阳郡，蒲子县属平阳郡）；北部都尉可四千余落，居新兴县（郡，南迁）；中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大陵县（属太原郡）。”河东郡于汉朝属司隶校尉，魏、晋时代也与所分设的平阳郡同属司隶校尉部改名的司州。换言之，都已是京畿地区。 　　早期被准许进入汉族中国领土的游牧民族或胡人非只匈奴，西方边境同种异类的氐、羌，又是另一庞大系统，安置地在甘肃、陕西方面。匈奴以东则通古斯东胡系乌桓，被移住于今日河北、热河、辽宁一带。三世纪初曹操扑灭袁氏势力，追随袁氏的乌桓遭受曹操毁灭性打击，“胡汉二十余万口”全数被勒令南迁内地后，原依长城线与乌桓分居长城内外的外缘同种族鲜卑，又自长城外南移，接替了东北边境乌桓原居住位置。 　　鲜卑种族于其时发达为替代匈奴种族的北方民族主流，系历史一大划期，一世纪南匈奴的进入长城，其内蒙古故居地也以位于长城外东侧的鲜卑人向西移动，渐渐接收了内蒙古全域。到移住长城线以内的匈奴人自早期移住地绥远与山西省北部南移，再循一世纪后同一轨迹，内蒙古鲜卑人又继续南向填补，而铸定自东向西，整条长城线内外均由鲜卑种族分布的形态。此由《三国志》魏志鲜卑传可获明显了解。 　　汉末与魏、晋之间或纪元三世纪时，胡人内徙的愈益蔚为潮流为值得重视的现象。所以然原因，仍系后汉政策的继续，由于战乱中与战乱后填补大量流失的汉族人民所需要，而出诸政府奖励。群雄割据与三国时代彼此所争夺的标的，非限土地，也在包含了胡人在内的人口。泛胡族不断内徙与定居地不断向南伸展的结果，三世纪中所见，陕西渭水流域与山西汾河流域间广大地域，亦即逼近国都洛阳以北与以西，都形成华夷杂居状态。 　　三世纪时中国北方边境地带胡人大移动潮流展开之受政府鼓励，以及政府对移住者表示欢迎，自以为得计的心情，不难从晋朝初年一位胡人厌恶者的对策中见出：“自魏氏以来，夷虏内附，鲜有桀悍侵渔之患。由是边守遂怠，彰塞不设。而令丑虏内居，与百姓杂处。”（《晋书》阮种传） 　　同时期相类似，且预言一时之利必将于未来招来祸患的言论，尚有如：“臣以为胡夷兽心，不与华同，鲜卑*甚。本邓艾（三国时魏国灭蜀统帅）苟欲取一时之利，不虑后患，使鲜卑数万散居人间。此必为害之势也”（《晋书》傅玄传上疏）以杂居内地胡族适时全数遣返原住地特具代表性的主张，系惠帝初年的江统《徙戎论》。 　　如上这些少数意见的当时未被重视，汉族历史家以及受其影响的今日外国历史界，几乎都感到惋惜。事实上，三世纪开放政策是否错误？很不容易断言。而且，和平时代如能延续，生活于汉族领土上的胡人定必愈益加大、加深其文明化或汉化，此一推想也必须认定。所以，持平之论，错误不在开放政策，而是政治、经济环境不能保持稳定。于此，晋朝皇室与上层阶级腐化与野心引发的激烈内乱，便难辞其咎。 　　相对方面，三世纪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间尽管存在胡人厌恶者，“五胡乱华”展开，须注意却未附带民族意识，也绝无任何一“胡”附带民族意识，或者以此号召。其时胡人生活于汉人间的状况，与今日台湾山地同胞颇为相似，今日山胞诚然仍残留若干象征性固有文化，保有部族名称与一部分纯粹血统，但汉式教育水平，以及与汉族同系“中国人”的意识，则已向汉族看齐而合一。 　　以今仿古，同样适用于五胡时代。尽管山胞—汉族（今日），戎—晋（五胡时代）都仍保留民族分际，却彼此共同自承为中国人。惟其如此，所谓五胡乱华，他们反抗的动机与目的，与汉人盗贼可谓无异，与外国历史家喜爱指为外族入侵的解释，距离尤远。 　　因此，“五胡”特有的非汉族因素固值得重视，他们的早已文明化，以及便因愿意汉化而自后汉以来三百年间陆续被允许移住汉族领土，以向汉人学习文明而渐渐蜕变其游牧特质转向农耕的背景，仍须辨别。他们受同时期先已爆发的汉人叛乱影响而叛乱，以及与汉人不满现实者汇合，毋宁又便受汉人鼓励，系向汉人学习的意义。依此了解，五胡乱华的“外族”色彩便不宜夸大或强调。 　　他们的叛乱行动，与同一时期的汉人盗贼应属同一形态，乃是中国领土上的“中国”人民内政，较之“入侵”，性格迥然不同。一个明显的比较，如果前汉呼韩邪单于以前，匈奴自草原占领长城以内，才堪称外族入侵，五胡时代已不符合如此条件。抑且，四世纪如不发生五胡乱华或五胡十六国事态，汉族自身类似汉末群雄割据或三国分立的局面，仍会出现。 　　汉族光辉的明暗 　　宋朝乃是中国历史上“中国人”与“汉族”截然区别的起点，前此的时代，入于中国则中国之，尽管“中国”所指仍是汉族中国，汉族却具有豁达的容含外来民族胸襟。惟其如此，汉族历史两大巅峰期的汉唐，汉族血统并非全行一致，也因而与其狭窄的谓为汉族，不如称之中国人为恰切。以外侮*剧期的宋朝为划期，汉族于元朝征服统治与种族差别支配为顶点的痛苦压迫下，被动的、也是自动的停止历史性外族同化机能，“汉族”意识才被固定化，自此的历史才真正堪谓汉族历史。明朝推翻元朝，便是汉族强化民族意识后，名实相符的汉族民族革命。 　　明朝革命成功，激发的已是新的“汉族”精神，“中国人”还原“汉族”四百年，已在萎退中活力回复鼓舞的一次强心针。汉族反抗元朝的民族运动之始，以浙东沿海盐商方国珍举兵之年起算，系元顺帝至正八年或纪元一三四八年，势如燎原的全面性白莲教徒?红巾军之乱兴起，则至正十一年或纪元一三五一年，红巾革命军后期转移由分支之一郭子兴部将，新崛起贫民出身的朱元璋指导，而回复中国全域的汉族统一政权。朱元璋二十五岁投身郭子兴军中（纪元１３５３年），四十岁在金陵建明朝，七十一岁崩。在位三十一年间，对外，明朝威光加诸四方；对内，努力于汉族文明的振作与复兴，改革官制，刷新军制，更定律令，恢复科举，整饬吏治，实测户口田土，定里甲之制，均赋役，兴学校，奖励儒学与学问，推广全民道德教育，国运如朝阳之升，充满光明的一片新气象展现。明太祖朱元璋少年时目不识丁，以后治学甚勤，其人于清朝赵翼笔下，是“一人而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兼而有之者也”（《廿二史劄记》明祖以不嗜杀得天下篇），其领导汉族矫除宋朝以来疲态，无愧中国史*伟大君主之一，**流的军事家、政治家，以及组织家。明朝中期以后君主几乎都不成材，而能享国近三百年，须便赖太祖初制之善。 　　明初汉族笼罩东方世界的威光下，东洋史学者形容东方诸国对明朝的态度，朝鲜是恭事，日本则媚事。日本方面的记事：合一南北朝，确立室町幕府支配体制的独裁者与太上天皇足利义满，明惠帝建文三年（纪元１４０１年，日本复小松天皇应永八年），以“日本准三后道义”名义而敬称“大明皇帝陛下”抬头，向明朝呈上国书。翌年，明朝复使到达日本，义满盛大欢迎，礼拜受领载有“尔日本国王源道义”文字，正式册封国王意味的勅书，以及颁下奉正朔所需的大统历。同年明朝成祖登位，义满再上书时，署名已是“日本国王臣源”，自承于明朝属国之列。由是每年彼此使者往复，成祖且以封日本“寿安镇国之山”而颁御制碑文。日本对明蜜月外交或相对意义的屈辱外交，迄足利义满死后（明朝赐谥恭献王），其子执政期的纪元一四一一年（明朝永乐九年，日本应永十八年），幕府突然的“国交断绝”行动而中止，原因据推测，便是简单的国体耻辱有损颜面。 　　东海诸国明初多已通贡，《明史》吕宋（菲律宾）传：“洪武五年正月，遣使偕琐里诸国来贡”等，都是说明。东洋史学者对郑和的评价：如此伟业，实系为全体东洋人扬眉吐气。 　　当时与回教世界合一的海上圈，已完全被这位宦官统帅的威风压服。雄大舰队纵横印度洋，其规模之伟，为太平洋战争以前，人类历史所未曾见。 　　惟其如此，如谓汉族民族革命，驱逐蒙古人时所建明朝，领土较之蒙古人元朝已缩小甚多，可知乃是错觉。明初较之元朝，声威未遑逊色，自东北库页岛，西南越大洋到非洲大陆东岸的大势力圈成立，为空前所见。东方从未来入贡的吕宋、琉球，以及倭国时代以后的日本，也都自其时朝贡，隆盛殆与前此的汉族朝代汉、唐齐驾并驱。 　　然而，明朝国威四播，非唐朝以前世界帝国复活的意味为堪注意，汉族于民族主义本位下也再无凭藉回复旧观。海禁断行，私的国际交通全面关闭，公式朝贡又固定在天朝声威的敬畏基点，乃是国家闭锁性较之宋朝犹烈的*直接说明。而待之小中核的政治指导力松弛，鼓舞汉族奋起的活力激素立形消失，封闭性格限制国力的弱点也立刻暴露，乃为必然，伟大的永乐时代由宣德时代接替时，衰兆由是初见。征候之一，越南回复汉族中国领土统治后二十年的宣德二年（纪元１４２７年），废交阯布政司，承认越南民族运动领袖黎利政权，重建宗主、属国秩序。之二，太祖以来收为内地的开平卫，原设于今内蒙古多伦，宣德五年以唇齿相依的大宁卫废弃，战略形势上太过突出的理由，而也南移独石口（今河北省沽源），并与原正北边所有同由后军都督府直辖的实土卫所，改隶同年新设置于宣府卫的万令都司。再次代英宗正统年间，隶山西行都司（治大同府）的东胜卫（今内蒙古黄河外侧东端托克托县），继永乐时废弃复置又确定废弃。经过土木之变，明朝对外已不得不改采消极政策。所以，土木之变以前，河套北、东的明朝内蒙古直属领土，几乎已全行放弃。 　　土木之变，表象是英宗急躁行军的结果，实质已是汉族元末以来回升的冲力退潮，前进高姿态重向保守化逆转时，弱势于外力考验下的明显表现。自此，太祖、成祖时代意气高扬的蒙古高原进出断念，从现实变化为政策上的守势，以及事象上的步步后退，如一部教科书的简约说明：“大宁废（成祖分与兀良哈部）、开平弃（宣宗时）而辽东、蓟州、宣府之备多，河套失（世宗时）而太原、大同、榆林、固原、宁夏之患急，哈密弃（亦世宗时）而甘肃、西宁、洮河、松茂之寇滋”，汉族已以北方全边境线处处挨打为结局。 　　正面北方局势的变化，连锁反应带动汉族势力从四面八方退却。宣德时尚系直接支配体制的东北奴儿干方面，正统以后已放弃，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废止。汉族势力着着向辽河下流域后退，明朝后期的国防**线已置诸开原、沈阳。接替明朝的清朝始祖努儿哈赤，便于此一情势形成之际，由沈阳以东佟佳江方面女真人建州三卫中的建州左卫崛起。而大长城以山海关为起点或终点，吸收州县制机能的辽东都司辖区孤立于关外的形势，以及沈阳被建设为关外时期清朝国都盛京的原因，清朝入关，辽东汉族聚居地因而被列东北龙兴之地，单独划出于汉族中国的本部十八省之外。 　　明朝暮运，与南宋十分相似。军事上回复仰仗募兵，重文轻武社会意识却愈益根深柢固，一方面是军人的士气低落而军纪废弛，一方面士大夫相互间激烈党争倾轧，文臣不度时势，徒逞意见。情况的与南宋如出一辙，《廿二史劄记》明末书生误国篇曾慨乎言之。抑且，失败因素还较南宋复杂，绝对君主专制政治的君主个人明断，重要性也为绝对，南宋只多庸君，明朝多的却是武宗以来昏君，世宗、神宗且均二十余年不视事的隔绝臣僚。昏君在位，诱发的各地民变，明朝中期以来几乎未间断，内部疾恙并发症的外部打击，北虏、南倭之患幸得平息，而万历三大征接踵。政治瘫痪，又加兵力、财力大量消耗，人民负担极度沉重的结局，十七世纪三十年代激起根据地流动不固定的盗贼集团，所谓流寇的*大波，自陕西北部而长江流域以北全域蔓延。流寇群中与张献忠分系声势特盛两主流的李自成陷北京，毅宗自缢，明朝灭亡。清军趁此汉族中国大变乱，长驱进山海关，占领北京，消灭流寇与转辗流亡的南明抵抗势力，汉族中国全土征服。于此，明朝*后命运又是南宋重演，差异是从逻辑上说，明朝正统命脉的斩绝系由流寇，以及清朝君临汉族中国，天下乃得自流寇之手，汉族自身内溃时外来的得利者。 　　总结本章，十世纪中国是个历史的大转折时代。一方面，中国历史上*早的征服朝代出现，自此，汉族朝代与征服朝代并行或交替存立，一方面，中国近代社会以宋朝建立为标志而设定，以迄十九世纪清朝末年的迎接现代化。 　　近代中国的成立，同时也是汉族民族国家形态的明显转变完成期，中世以前汉族中国世界帝国的时代终结，国家性格以宋朝为断，前后时代的对比分明。而国家性格转换，又以历史主役者汉族性格的变化为背景。汉族的形成，开放性原系其特质，恃此特质而吸收、混合异民族成分，一方面是推滚雪球似不断扩大汉族范畴，另一方面，阶段式更新血统，注入新的活力，而持续保持其旺盛的创造力与生命力，朝代的世界帝国性格乃陪伴汉族此一开放性而铸定。宋朝立国期间，辽、金、元征服朝代相续登场，压力愈施加愈沉重，外在形势已逼迫国家性格转向内缩，宋儒强调大义名分而明华夷之别，内面又强烈的汉族民族意识激发。汉族民族性格的前、后期区分由是渐渐明显，固有的前期汉族开放性丧失，转向排外的、封闭的后期汉族变化。 　　宋朝终于被元朝灭亡，元朝乃是**个支配汉族中国全域的征服朝代，其蒙古人至上主义，悲愤的被压迫者汉族惟有愈强固其自身族性，明朝推翻元朝所凭恃便是汉族民族主义大纛。却是，宋朝对外关闭尚只正面敌人的北方陆上，南方盛大海外贸易倒反建立其中国历史上特殊的朝代地位，明朝则是对外的全面关闭。后期汉族拘谨的、保守的民族性愈凝固一层，汉族再无机会回复前期原形象，也确定中止其再成长与再壮大，接续又正是第二个全面征服汉族朝代清朝君临。 　　后期汉族仍然是个大熔炉，征服朝代统治者除了蒙古人例外，也仍然都以熔入汉族为结局，历史路线的外貌似乎与前期汉族时代无异，实质则全非。后期汉族代表的已是守旧与衰退，征服者便以向汉族学习腐化面的享受主义而不自觉同化，熔入汉族，转变汉族的意义，只是加深汉族暮气，迥非前期似的增大汉族朝气与进取精神。简言之，扩大汉族的现象相同，对汉族素质变换的正、负面已全行倒易，辽朝契丹人，金朝女真人、清朝满洲人的轨迹，如出一辙。特别关于*后全面征服汉族的满清征服朝代，加诸汉族的高压统治与弱化、奴化政策的双重打击，于自身无力拒绝汉式社会生活诱惑，终也变化汉族的命运，毋宁为一大讽刺。 　　辛亥革命成功是振颓起衰，汉族回复活力与再强壮一新起点，旧中国也由是向新中国脱胎换骨，则中国历史的再创新，也有待对应中华民国国号而成立的中华民族，完成实质的、单一的民族内涵，而非形式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复合体。于此，重要的是： 　　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期有意分割中国领土，切断“内地”或“本部”所制造而仍残留迄今的“边疆”意识，必须清除。中国便是中国，可以区分东、南、西、北、中部方位别，领土性质却是统一的。 　　汉族本位的历史叙述传统必须修正，中华民族内诸分子民族站立的地位是平等的，各别存立于中国历史的位置因之也是同等的。历史活动遗留资料的丰瘠固影响记录分量，尊重的态度则须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