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北京文艺论坛”论文集

大江大河波澜处 ——北京文学七十年的文学史贡献 孟繁华 北京文联成立于1950年5月，比共和国的成立晚了不到一年。因此，讨论北京文学七十年，某种意义上也就是讨论当代中国文学七十年。北京是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当然也无可非议地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镇。从七十年的当代文学发展历史看，重大的文学事件、文学活动几乎都发生在北京，这当然与北京作为首都的地位有关；另一方面，北京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这个伟大的传统一直深刻地影响着百年来的北京作家，他们内心强烈的国家民族关怀，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热情，使北京的文学气象宏大，视野高远。可以说，北京文学为当代中国文学史做出了其他地域不能替代的特殊贡献。当然，在一篇文章中充分地讲述北京文学的贡献是不可能的，但“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孟子的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为，要讲出一条大河的历史，一定要看其转折处；要讲出北京文学的文学史要义，一定要看其波澜处。 共和国成立初始，散居全国各地的大批优秀作家聚集北京，或从事专业创作，或担任文学领导职务。丰厚的文学人才资源在北京构筑起了独特的文学气氛。共和国的成立使所有的作家欢欣鼓舞，他们沉浸在一种前所未有的氛围中。但是，北京文学在共和国成立的*初几年，整体上相貌平平，无惊人之举。北京文学做出的*初重要贡献，是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之后，文学创作确实出现了突破教条主义的新面貌，这可以称作是中国文学的“解冻”时期。值得注意的是，首先突破禁区的并不是在文学界已经确立了地位的资深作家，而是在四五十年代之交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这些作家成长的社会环境，接受的思想信仰、文学影响，都与理想主义有关，他们的“不成熟”使他们还能够直面现实中国的复杂性。他们以年轻的狐疑眼光对现实发出了质疑。因此，这种写作现象可以称为五十年代的“青春写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外部世界或社会生活作出反映的，可以称作是“干预生活”的创作；一是走进人性深处，表达年轻人对爱情的理解，并以此维护个人情感价值的创作。前者有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李国文的《改选》、刘绍棠的《田野落霞》等，后者有宗璞的《红豆》、邓友梅的《在悬崖上》等。 史称“干预生活”的创作，更多的是要使文学重新担负起社会批判的职责，揭露生活流弊，这一现象是对文学界流行的“无冲突论”的纠偏，使文学一度衰微的批判性再次得到彰显。1956年第4期《人民文学》发表了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作者受到苏联作家奥维奇金“干预生活”观念的影响，并翻译过介绍过他访问中国的演讲稿《谈特写》。奥维奇金认为：“特写，是文学的一种战斗的体裁”，“它可以帮助党做另外一件事，即跑到很远的生活深处起侦察兵的作用”。刘宾雁学习了奥维奇金的这一方法。奥奇维金： 《谈特写》，《文艺报》1955年七月号。《人民文学》负责人秦兆阳为《在桥梁工地上》写的“编者按”和“编者的话”对这篇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我们期待这样尖锐提出问题、批评性和讽刺性的”，“像侦察兵一样，勇敢地去探索现实生活里的问题”的作品，其观点也是来自奥维奇金。不久，《人民文学》又发表了《本报内部消息》及续篇。这些作品在文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56年第9期《人民文学》发表了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是一篇充满青春气息的小说，主人公林震以年轻人的单纯、理想和浪漫走进了“组织部”。他看到了曾经尊敬的上级和同事对工作和人生的态度，在他狐疑不解的目光中，“组织部”处理日常工作的效率极低，形式主义猖獗。这使一个年轻人的内心充满焦虑不安，但他没有能力改变这一切。年轻人的想象和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被认为是“干预生活”的代表性作品，小说发表不久便引起了激烈的论争。半个多世纪之后，历史证明这是王蒙创作的*好的短篇小说之一。 “爱情小说”的代表性作品是宗璞的《红豆》。小说用追忆的方式叙述了女大学生江玫和学物理的男青年齐虹的爱情故事，小说写得缠绵缜密，语言带有知识分子的鲜明特点，特别是对江玫心理活动的细致描摹，在当时说来别具一格。故事讲述了爱情与革命的冲突，已经成为“党的工作者”的江玫在回顾个人情感历程的时候，想要表现的是个人情感与历史进程的一致性，在革命尚未成功的年代，她理智地选择了革命道路而放弃了个人爱情。这与“革命加恋爱”的小说模式并不相同，《红豆》表现的是在两者出现矛盾的时候，革命青年应该坚持正确的政治道路而放弃个人情感。因此，江玫是带着检讨和反省的姿态回忆自己的情感历史的。但有趣的是，这一主观愿望在小说中并没有彻底实现。对爱情如诗如画和缠绵悱恻的动情追述，甚至使叙述者忘记了检讨与反省的*初动因。当年，一些青年大学生读过小说之后，甚至到颐和园寻找江玫与齐虹定情的确切地点，从一个侧面表达了《红豆》的爱情描写的感人和成功。因此，对江玫爱情的同情与批判的立场产生了裂痕。当年姚文元在批评《红豆》时也发现了这一点，他说： 小说“留给我们的主要方面不是江玫的坚强，而是她的软弱，不是成长为革命者后的幸福，而是使我们感到了一种无可奈何的痛苦，仿佛参加了革命以后就一定得把个人的一切都牺牲掉，仿佛个人生活这一部分空虚是永远没有东西填补得了。作者通过江玫的口说： ‘我不后悔。’然而通篇给我们的印象却是后悔，是江玫的永生伴随着她的悔恨，同齐虹断绝关系后无法补偿的痛苦……是一个手中握着‘已经被泪水滴湿了的’悔恨终身的女性形象”。姚文元： 《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人民文学》1951年第11期。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青春写作，是北京作家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重要贡献。那些涉世未深的作家，以那个时代特有的单纯情感，表达了他们对社会生活和情感生活的真实想法。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一方面，他们真诚地热爱、拥抱刚刚到来的新时代；另一方面，他们又天真地坚持自己对生活和情感的态度。他们努力地将不可能统一的二者统一起来，其写作难度可想而知。当然，时代不允许他们的天真莽撞，他们不久就遭到了激烈的批判。他们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思潮和创作倾向”，被质疑“干预生活”“写真实”的实质。李希凡： 《所谓“干预生活”、“写真实”的实质是什么？》，《人民文学》1957年第11期。因此“干预生活”和表现人性、人情、爱情的创作在一段时间里被认为“创作上的逆流”而成为禁区。二十多年之后，这些作品作为“重放的鲜花”重新面世。 也是在1956年，浩然发表了他**篇成功的短篇小说《喜鹊登枝》，为此他曾努力过七年。当时新婚姻法刚颁布不久，文艺界出现了一批配合宣传新婚姻法的作品。这些作品基本是青年男女恋爱，父母反对，领导支持，*后终成眷属的“小二黑”套式。浩然却根据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和对文学的理解，写出了一个老人拥护新婚姻法，支持和帮助女儿自由恋爱，建立美满婚姻的新鲜故事。在那个时代，《喜鹊登枝》的清新之风令人耳目一新。浩然是一位有巨大争议的作家，但浩然肯定是一位书写当代中国农村生活成就卓著的作家。《艳阳天》《金光大道》等对阶级斗争夸大的书写，确实存有问题，文学史和批评家对此有大量评价，但责任是否都应作家浩然来负，或者浩然应该负有怎样的责任，还需更深入的研究。对历史的情感记忆不能替代对历史合理的评价。2008年他去世的时候，李敬泽称其为“*后的农民和僧侣”，这个“僧侣”当然是文学的僧侣。 当然，中国当代文学史还必须记述的，是1961年第1期《北京文艺》发表的吴晗的历史剧本《海瑞罢官》。作者吴晗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1961年1月，《海瑞罢官》由北京市京剧团公演，毛泽东观看后接见了北京京剧团团长马连良，祝贺他演出成功。但随后《海瑞罢官》的命运急转直下。因为《海瑞罢官》，中国社会历史的方向改变了。我们后来在《胡乔木传》中看到了这样的叙述：“上海《文汇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搅乱了胡乔木的心绪。这就是1965年11月10日登了两个整版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断定《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把《海瑞罢官》中写到的明朝正德至万历年间的‘退田’‘平冤狱’等内容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等联系起来，认为‘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文章指责剧作者吴晗的用心是为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翻案’。”作者吴晗1969年在狱中自杀，家破人亡。 1958年1月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出版，这是当代文学史上**部描写学生运动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长篇小说。是“十七年文学”的“八大经典”之一。《青春之歌》讲述的虽然是知识分子话语，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何在共产党的指引下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和精神历程。与《沉沦》《莎菲女士的日记》《财主的儿女们》相比，虽然后者也是知识分子的真实表白，但后者的沉重、痛苦、犹疑恰好证实了知识分子的可疑、动摇、卑微和不洁。对于一个追求精神解放和充满神性向往的革命者来说，那应该是自觉改造的。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青春之歌》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经典性的地位。 1977年，是粉碎“四人帮”后的**年，也是黑暗与黎明交替之际。人们心中积郁已久，但坚冰尚未打破。这时，第11期《人民文学》发表了刘心武的《班主任》，一文既出，石破天惊。《班主任》开启了一个新的话语时代，无论它的内容还是叙事方式，都可以看作是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延续。作品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的精神危机，当这一危机通过幼小心灵的紧张来表达时，就更具有冲击和震撼力。而这一揭示本身也传达了知识分子“以文入世”传统的恢复，社会理想人格将在知识分子的想象中重新设定。那是一个曙色初临但又情况不明的时代，它蕴含的新的历史信息使它成为一部当之无愧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文学史有两种经典，一种是文学经典，是经过时间检验的、已经留下来还会传下去的优秀作品，这类经典不受时间限制；另一种是“文学史经典”，所谓“文学史经典”，未必是文学经典，但文学史必须要讲授，如果不讲授，一个时代的文学史就无法开始。《班主任》就是这样的“文学史经典”。 七八十年代之交是文学急速发展的时代，也是北京文学人才辈出的时代。1978年第7期《北京文艺》发表了张洁的处女作《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小说获得了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79年第11期《北京文艺》发表了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小说一出，名动天下。这是一部理想主义的爱情颂歌和挽歌，是对理想爱情的无声言说和向往。张洁以极大的勇气探寻并揭示了人在情感领域的隐痛，开启了将对人的关怀诉诸个人情感领域的先河。《爱，是不能忘记的》没有获全国小说奖，但它给张洁带来的声誉已经写进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作为北京的专业作家，张洁也是中国目前唯一因《沉重的翅膀》《无字》两次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 八十年代初期，当汪曾祺重新以小说家身份面世时，他那股清新飘逸、隽永空灵之风让文学界耳目一新。1980年第10期，《北京文艺》刚刚改名为《北京文学》，便发表了汪曾祺的《受戒》。然后汪曾祺连续发表了《黄油烙饼》《异秉》《岁寒三友》《天鹅之死》《大淖记事》《七里茶坊》《鸡毛》《故里杂记》《徙》《晚饭花》《皮凤三楦房子》等小说。《受戒》不在于作者对佛门佛事的探讨，而是传达出东方日常生活的情调，传达出普通人对生活的乐观态度。那白描的笔致和简约的语言，也教科书般地影响了当代小说的创作。更重要的是，通过《受戒》，当代小说接续了“京派小说”特别是沈从文的传统，现代文学的遗风流韵在当代有了回响。由于当时文学界对《受戒》评价的犹豫不决，1980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没有授予《受戒》。1981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授予了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大淖记事》当然也是一篇优秀的小说，是带有明确的汪氏风格的小说。但实事求是地说，《大淖记事》在艺术性上不如《受戒》更浑然天成。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授予《大淖记事》，可以看作是对《受戒》和汪氏风格的追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