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道孔子》杨雄与六朝之学

第二章 汉晋间学术文化思想发展之大势与扬雄影响六朝之学的可能性 学术文化思想之发展与变迁，是由诸种因素之合力共同完成的。其中既有因政治格局之改变、经济秩序之变化和社会风尚之迁转，所导致的学术文化思想的发展，此可称为“外缘影响”论；亦有因学理之自然演进、思想之必然发展和文化之变通迁转，所导致的学术文化思想之发展，此可称为“内在理路”论。无论是“外缘影响”，还是“内在理路”，必有一关键之人物把握契机，在“外缘影响”之背景下，引领思想文化发展的“内在理路”，从而推动学术文化思潮的新发展。汉晋间学术文化思想的发展变迁，就是在“外缘影响”“内在理路”和重要学术思想家的引领推动这三大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完成的。 关于汉晋文化思潮之变迁，过去的研究者多从社会、政治、经济等“外缘影响”的角度，探讨当时政治格局、社会风尚和经济秩序之变化对汉晋文化思潮变迁的影响，其中可以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为代表。当学者普遍意识到仅从“外缘影响”研究文化思想之变迁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时，“内在理路”之研究便逐渐受到重视，如汤用彤、贺昌群、余英时、李泽厚等学者关于汉晋文化思潮变迁的研究，就在充分重视“外缘影响”的前提下，侧重于从“内在理路”揭示汉晋文化思潮发展的“自主性”。笔者十余年前著《汉晋文化思潮变迁研究——以尚通意趣为中心》一书，亦是从尚通意趣之角度，揭示汉晋文化思潮变迁的“自主性”和“内在理路”。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外缘 影响”和“内在理路”之综合作用下，必有一杰出的思想家或学者在其中起着引领作用，以激发各种因素之合力，从而推动学术思想之发展。如贺昌群在《魏晋清谈思想初论》一书中，从老庄之学的复兴、诸子学之重光，以及由此造成的人生观之转变等“内在理路”来研究汉晋文化思潮之变迁，而又特别重视马融在其中的引领推动作用。笔者在旧著之基础上，旧事重提，旧题重做，就是力图在尚通意趣这个内在视角之基础上，彰显扬雄在此阶段文化思潮之变迁中的引领和促进作用。因此，本章在概述汉晋文化思潮变迁之大势的情况下，着重讨论扬雄引领时代学术新风尚的可能性。笔者认为，历史之必然发展和个体之可能参与，是导致汉晋文化思潮变迁之主要因素。 一、汉晋间学术文化思想发展变迁之大势及其历史必然性 在中国历史上，从汉高祖刘邦建国（公元前206）到隋文帝杨坚开国的开皇元年（581），共计约八百年时间，学者或泛称为中古时期，或习惯性地称之为汉魏晋六朝。学术界一般是将此八百年视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进行研究，并且将之分成两个相对独立的阶段，即以汉朝四百余年（前206 年—220 年）为**阶段，以魏晋六朝（220 年—581 年）约四百年为第二个阶段。这种划分，不仅是为了时间上的整齐划一，实则是因为以建安、曹魏为转折点的汉朝四百年与以晋为中心的六朝四百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皆存在着极为显著的差异，在士风、学风、文风等方面的差异尤其明显。 1．汉晋间士风、学风、文风之差异概说 汉晋社会历史之变迁，所导致的学术文化思想之差异，主要体现在士风、学风和文风之显著区别上。 汉晋士风之差异，总体上说，呈现出经明行修、砥砺名节与简易通侻、率真自由、浮华玄虚之不同。主要体现在当时士人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行为方式上。一般而言，汉代以察举取士，其察举之科目有孝廉、明经、贤良方正、质朴敦厚逊让有行等，其所重者在言与行，而士人进身之途径亦在言与行。于是，当时士人*重德行操守，以经明行修、砥砺名节为人生的*高追求，故当时多有修廉隅异操、苦读经书以徼名者。当时之清议名流，月旦人物，尚实际，重功业，贵德行，尊经术，实为传统儒家品鉴人物的道德标准。六朝时期，清议名流月旦人物，则普遍倾向于贵通博，尚浮华，重交游，贱名节，鄙俗功，尚超脱，贵放逸，尊识度，重清简。儒家的德行操守虽然未被完全废弃，但已明显让位于姿容言行、风神韵致，谨守儒学已经被儒道兼综所取代，特别是道家达生任性、贵生轻节、旷而且真的人生追求成为当时人们的兴趣所在，“不是人的行为节操，而是人的内在精神性（亦即被看作是潜在的无限可能性）成了*高的标准和原则”，“讲求脱俗的风度气貌成了一代美的理想。不是一般的、世俗的、表面的、外在的，而是必须能表达出某种内在的、本质的、特殊的、超脱的风貌姿容，才能为人们所欣赏、所评价、所议论、所鼓吹的对象”。 所以，裴《崇有论》批评当时士人“薄综世之务，贱功烈之用，高浮游之业，埤经实之贤”。又说其时士人“立言借其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干宝《晋 纪总论》亦说当时“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 裴、干二氏虽说是在批评时弊，但亦颇为中肯。 一般而言，汉人尚功业，重德行，其风度是庄严、雄伟的。六朝人尚通侻，贵简易，则以放达、文雅为特点。如果说汉人的人生是一种道德境界、道德人生，追求的是外在的功业操守；那末，六朝人的人生则是一种艺术境界、艺术人生，追求的是一种内在的人生神韵。汤用彤说：“汉人朴茂，晋人超脱。朴茂者尚实际。”超脱者重玄虚。宗白华说：“晋人之美，美在神韵。”六朝人的这种神韵之美，被后世学者称为“魏晋风度”或“魏晋风流”。 汉晋学风之差异，概括地说，呈现出渊综广博、繁琐拘泥与清通简要、自由活泼的区别。汉代经学，无论是古文经学，还是今文经学，皆注重名物考证和文字训诂，是一种重据守实的考据之学。六朝玄学，虽与经学相关，但它却是儒道兼综，而又以道家为主，因而与汉代经学之重据守实不同，它是一种寄言出意的义理之学。具体而言，汉代经学与六朝玄学，在学术取径、治学方法和学术目的等方面，皆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其一，在学术取径上的差异。汉代章句之学，拘于儒经，墨守师法，重实尚用，学者“率多不便属辞，守其章句，迟于通变，质于心用”，执障、拘泥、繁琐是它的*大特点。六朝玄学，祖尚玄虚，探求大义，“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其所讨论的问题，如才性之辨、本末之辨和言意之辨，都是超越经验世界的玄远问题，即形而上的问题。讨论之范围亦不限于儒家之六经，老庄哲学和佛教经典亦逐渐成为学术思想的重要资源，“性与天道”这些儒家不曾精研的命题亦成为学界的热点。 其二，在治学方法上的差异。汉人治学，重师法家法，陈陈相因，述而不作，因循守旧，是一种经验性的学术方法。六朝学者治学，不为章句，以探求义理为本，以构建本体之学为旨归（包括玄学本体、人格本体、文学本体），是一种思辨性的学术方法。由此之故，汉人治学，重实守据，博而不能返约，虽有渊综广博的特点，但亦不免深芜繁琐之弊。六朝学者治学，“略其玄黄而取其隽逸”，讲求“寄言出意”“寄形出神”，主张以简驭繁，举一统万，有清通简要之特点。 其三，在学术目的上的差异。汉人治学，重在文字训诂和名物考证，简言之，就是重象重言。六朝学者则是重意重神。换言之，汉人重“学”，六朝人尚“识”。重“学”者，识其事而不能通其理，是知识积累型学者；重“识”者，着重阐释义理，辨别是非，是思想思辨型学者。 汉晋文风之差异，总体上说，呈现典雅壮丽、错彩镂金与清新秀逸、清水芙蓉之区别。主要体现在创作方法、抒情方式和文学风格三个方面。 其一，在创作方法上的区别。汉代赋作家，奉行“推类而言”的创作方法，“草区禽族，庶品杂类”，无不一一罗列，此种与汉代经学相呼应的文风，表现了汉人对自然和社会的大一统式的总结，同时亦说明汉人的艺术概括能力不高，还不善于选取典型来表现一般，对少与多的辩证法缺乏体会。因此，它虽有酣畅淋漓的好处，但亦有一览无余之缺陷。六朝文人受到玄学家举一统万、以简制繁的学术方法之启示，深明以典型表现一般、以少胜多的道理，因而在创作中亦贯彻着“片言明百意”之方法，如创作佳句秀句，以笼罩全篇，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 另外，汉代文人受经学重师法家法之影响，在创作中摹拟习气特重，千人一面，缺乏个性特点。六朝时期，文人创新求变的意识特别浓厚，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特别明显，“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是当时文人的一个创作原则。 其二，在抒情方式上的区别。汉代文学，特别是乐府古辞，往往是按照情感发展的自然顺序来安排诗篇结构，形成一种平铺直叙的、线性的、单一的抒情方式，缺乏变化和曲折。而六朝诗人，其抒情方式往往是网状的、复合的，按照情感起伏的节奏剪裁诗思，让读者从各个侧面去领略诗人的情思。 其三，在艺术风格上的区别。汉代艺术，以大为美，显得古朴、厚重、遒劲、有力，气象混沌，多丈夫气。汉赋的长篇巨制，汉代雕刻的庞大体积，无不如此。同时，还崇尚华丽，以饱满（力量）和绚丽（丽采）厌悦人心，重外在的涂饰，使欣赏者获得一种视觉感官上的满足，是一种“错彩镂金”式的艺术风格。六朝艺术，与汉代尚大不同，多是小巧玲珑的。亦与汉代艺术之古朴、厚重、遒劲、有力不同，多是清新、秀逸、精致、空灵的。与汉代艺术的丈夫气不同，六朝艺术有女郎气。它虽然亦重外在的涂饰，但主要是一种内在的精神气韵之美。它没有汉代艺术的“陵嚣之气”，亦不像汉代艺术那样“叫嚣夸大”“愤怒”，而是“沉静的、是敏感的”，“能以冷静头脑驾驭强烈感情”，“不是力而是韵”。与汉代的“动”相反，它以“静”为特色， 能使读者获得一种精神上的审美愉悦，是一种“清水芙蓉”式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