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宏安译加缪文集

《局外人 西绪福斯神话》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说：“母死。明日葬。专此通知。”这说明不了什么。可能是昨天死的。 养老院在马朗戈，离阿尔及尔八十公里。我乘两点钟的公共汽车，下午到，还赶得上守灵，明天晚上就能回来。我向老板请了两天假，有这样的理由，他不能拒绝。不过，他似乎不大高兴。我甚至跟他说：“这可不是我的错儿。”他没有理我。我想我不该跟他说这句话。反正，我没有什么可请求原谅的，倒是他应该向我表示哀悼。不过，后天他看见我戴孝的时候，一定会安慰我的。现在有点像是妈妈还没有死似的，不过一下葬，那可就是一桩已经了结的事了，一切又该公事公办了。 我乘的是两点钟的汽车。天气很热。跟平时一样，我还是在赛莱斯特的饭馆里吃的饭。他们都为我难受，赛莱斯特还说：“人只有一个母亲啊。”我走的时候，他们一直送我到门口。我有点儿烦，因为我还得到艾玛努埃尔那里去借黑领带和黑纱。他几个月前刚死了叔叔。 为了及时上路，我是跑着去的。这番急，这番跑，加上汽车颠簸，汽油味儿，还有道路和天空亮得晃眼，把我弄得昏昏沉沉的。我几乎睡了一路。我醒来的时候，正歪在一个军人身上，他朝我笑笑，问我是不是从远地方来。我不想说话，只应了声“是”。 养老院离村子还有两公里，我走去了。我真想立刻见到妈妈，但门房说我得先见见院长。他正忙着，我等了一会儿。这当儿，门房说个不停，后来，我见了院长。他是在办公室里接待我的。那是个小老头，佩戴着荣誉团勋章。他那双浅色的眼睛盯着我。随后，他握着我的手，老也不松开，我真不知道如何抽出来。他看了看档案，对我说：“默而索太太是三年前来此的，您是她唯一的赡养者。”我以为他是在责备我什么，就赶紧向他解释。但是他打断了我：“您无须解释，亲爱的孩子。我看过您母亲的档案。您无力负担她。她需要有人照料，您的薪水又很菲薄。总之，她在这里更快活些。”我说：“是的，院长先生。”他又说：“您知道，她有年纪相仿的人做朋友。他们对过去的一些事有共同的兴趣。您年轻，跟您在一起，她还会闷得慌呢。” 这是真的。妈妈在家的时候，一天到晚总是看着我，不说话。她刚进养老院时，常常哭。那是因为不习惯。几个月之后，如果再让她出来，她还会哭的。这又是因为不习惯。差不多为此，近一年来我就几乎没来看过她。当然，也是因为来看她就得占用星期天，还不算赶汽车、买车票、坐两小时的车所费的力气。 院长还在跟我说，可是我几乎不听了。*后，他说：“我想您愿意再看看您的母亲吧。”我站了起来，没说话，他领着我出去了。在楼梯上，他向我解释说：“我们把她抬到小停尸间里了，因为怕别的老人害怕。这里每逢有人死了，其他人总要有两三天工夫才能安定下来。这给服务带来很多困难。”我们穿过一个院子，院子里有不少老人，正三五成群地闲谈。我们经过的时候，他们都不作声了；我们一过去，他们就又说开了。真像一群鹦鹉在嘁嘁喳喳低声乱叫。走到一座小房子门前，院长与我告别：“请自便吧，默而索先生。有事到办公室找我。原则上，下葬定于明早十点钟。我们是想让您能够守灵。还有，您的母亲似乎常向同伴们表示，希望按宗教的仪式安葬。这事我已经安排好了，只不过想告诉您一声。”我谢了他。妈妈并不是无神论者，可活着的时候也从未想到过宗教。 我进去了。屋子里很亮，玻璃天棚，四壁刷着白灰。有几把椅子，几个叉形的架子。正中两个架子上，停着一口棺材，盖着盖。一些发亮的螺丝钉，刚拧进去个头儿，在刷成褐色的木板上看得清清楚楚。棺材旁边，有一个阿拉伯女护士，穿着白大褂，头上一方颜色鲜亮的围巾。 这时，门房来到我的身后。他大概是跑着来的，说话有点儿结巴：“他们给盖上了，我得再打开，好让您看看她。”他走近棺材，我叫住了他。他问我：“您不想？”我回答说：“不想。”他站住了，我很难为情，因为我觉得我不该那样说。过了一会儿，他看了看我，问道：“为什么？”他并没有责备的意思，好像只是想问问。我说：“不知道。”于是，他捻着发白的小胡子，也不看我，说道：“我明白。”他的眼睛很漂亮，淡蓝色，脸上有些发红。他给我搬来一把椅子，自己坐在我后面。女护士站起来，朝门口走去。这时，门房对我说：“她长的是恶疮。”因为我不明白，就看了看那女护士，只见她眼睛下面绕头缠了一条绷带。在鼻子的那个地方，绷带是平的。在她的脸上，人们所能见到的，就是一条雪白的绷带。 《堕落 流放与王国》 先生，我可以不揣冒昧，为您效劳吗？我怕您不知道如何让掌管这家企业的大猩猩明白您的意思。事实上，他只讲荷兰话。除非您允许我为您办这一案子，否则，他是猜不出您要刺柏子酒的。看，我敢说他听懂了我的话：他这一点头，该是表示他对我的论据是折服了。果然，他去了，以一种适度的迟缓来加快脚步。您真运气，他没有嘟囔。当他拒绝服务的时候，嘟囔一声就行了：没有人再坚持。纵情使性，这是大型动物的特权。我告退了，先生，为您效劳，我感到荣幸。谢谢，若是果真不惹人生厌的话，我就接受您的邀请。您太好了。我就把我的杯子放在您的杯子旁边吧。 您说得对，他的沉默轰然震耳。这是种原始森林的寂静，笼罩一切，包括嘴巴。我们的寡言朋友对文明语言表示不满，其顽固程度有时令我吃惊。他的职业是在这家阿姆斯特丹的酒吧间里接待各国海员，不知何故，他称这间酒吧为墨西哥城。对如此尊敬这间酒吧的人来说，您不认为他们要为他的无知会使人不快而担心吗？请想象一下那个住在巴别塔里的克罗—马尼翁人吧！至少，他会感到离乡背井之苦。啊不，此人并无流落之感，他走他的路，什么也加害不了他。我从他嘴里听到的为数不多的话里有一句是“要就要，不要就拉倒”。该要什么不要什么呢？无疑，指的是我们这位朋友自己。我承认，这些铁板一块似的生灵吸引着我。当人们或是出于职业需要，或是出于天性，就人这类生灵沉思良久之时，往往会怀念起灵长类来。它们是不打小算盘的。 不过，说真的，我们的主人却是有一点小算盘的，尽管相当模糊。由于听不懂人们当他面说的话，他就养成了一种多疑的性格。由此而产生这副满腹狐疑的庄严气派，至少他好像对人和人之间有什么事不对劲起了疑心。这种态度使那些与他的职业无关的谈话不太容易进行。您看，比方说，在他背后墙上，他头顶上方的那块长方形的空白，那是一幅被摘掉的画的位置。事实上，那里原有的一幅画特别引人注目，是一幅真正的杰作。您猜怎么着，主人收到它，又把它让出的时候，我都在场。两次都是同样的疑虑重重，反复思考了几个星期。从这一点看，社会也是有些，应该承认，多少有些败坏了他率直淳朴的天性。 请注意，我并不在审判他。我认为他的疑心有根据，而且，如您所见，如果我的喜怒形于色的天性对此不加反对的话，我将乐于赞同他的疑心。我爱说话，唉！但也随和。尽管我知道要保持适当的距离，但是，一有机会，我就要交换看法。我在法国时，每逢遇见有才智的人，我就不能不立即与之结交。啊！我看见您在对虚拟式未完成过去时皱眉头。我承认我对这种语态有癖好，一般地说，我对高贵的语言有癖好。请相信，我自己也责备这种癖好。我知道爱好精致的袜子并不一定意味着有一双肮脏的脚。尽管如此，风度却和常常掩盖着湿疹的府绸衬衣相似。我对自己说，无论如何，聊以自慰的是，说话结结巴巴的人也并非纯洁无瑕。对，还是喝酒吧。 您在阿姆斯特丹逗留许久吗？一座美丽的城市，是不是？迷人？这个形容词我很久没听到了。我离开巴黎已经有好几年了。然而，记忆犹新，对我们美丽的首都，还有那里的滨河路，我什么也没有忘记啊。巴黎是个真正的假象，是个壮丽的舞台，住着四百万具人形的生灵。据*近一次调查，接近五百万了？当然，他们该生下小的了。这不足为怪。我总觉得我们的同胞有两大狂热：思想和通奸。乱七八糟，姑且这样说吧。不过，我们不要谴责他们；不独他们如此，整个欧洲也这样。我有时梦想着未来的历史学家将如何评说我们。对于现代人，一句话足矣：通奸和读报。我敢说，下了这个有力的断语之后，文章就做尽了。 荷兰人，啊不，他们远非那么现代化。您看看他们，优哉游哉。他们干什么？ 这些先生靠那些妇人工作为生。这是些公的和母的，非常资产阶级化的家伙，他们来这儿，像平时一样，或是出于说谎癖，或是出于愚昧。总之，是由于想象力过于丰富或缺乏想象力。这些先生不时地玩刀弄枪，然而，别以为他们认为有必要。角色要求这样，如此而已，他们放出*后几发子弹，害怕得要死。除此而外，我觉得他们比其他人更有道德，后者是慢慢地整家整户地杀人。您没有注意到我们的社会就是为了这种灭绝而组织起来的吗？您自然是听说过巴西河流中那些极小的鱼，它们成千上万地一齐攻击粗心大意的游泳者，小口小口地，飞快地清扫他，一会儿工夫，就只剩下一具完整干净的骨架。您看，这就是它们的组织。“您想过一种干净的生活？像大家一样吗？”您自然回答说是。怎么能够说不呢？“同意。人家于是就来清扫您。这是一门职业，一个家庭，一种有组织的娱乐。”小小的牙攻击肉体，直至骨头。我不公正了。不应该说这是它们的组织。这是我们的：争先恐后地清扫别人。 终于给我们拿来了刺柏子酒。祝您健康。是的，大猩猩张嘴叫我博士。在这个国家里，人人都是博士或教授。他们喜欢尊敬，这是出于好意或是出于谦逊。在他们这里，至少恶毒的言行不是一种国家制度。无论如何，我不是医生。您若想知道的话，我来到此地之前是律师。现在，我是法官—忏悔者。 《反与正 婚礼集 夏天集》 两年前，我认识了一位老妇人。她得了一种病，确信她要死了。她右边的整个身子都瘫痪了。在这个世界上，她只有一半了，而另一半已经不是她的了。她沉默了，不动了，原来可是个好动的、饶舌的小老太太。独自挨过长长的一天，不识字，不敏感，她整个的一生都给了上帝。她相信他。证据就是她有一串念珠，一座铅制的基督像和仿大理石的抱着孩子的圣约瑟夫像。她怀疑她得了不治之症，她也说了，为了让人关心她，她把一切都交给了她爱得不适当的上帝。 这一天，有人关心她了。这是一个年轻人（他认为他知道了真相，知道了这个女人快死了，并不担心其间的矛盾）。他确实关心老妇人的烦恼。这一点，她已经感觉到了。对于病人来说，这种关心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她激动地诉说着她的痛苦：她这轴线已经到头了，确实应该把位置让给年轻人了。她无聊吗？这是肯定的。她像狗一样，待在一个角落里。是该结束了。因为她宁可死，也不愿意成为别人的负担。 她的声音变得像吵架一样。一种市场上的声音，讨价还价的声音。不过这个年轻人明白。但是他认为成为别人的负担总比死强。这一点只证明了一件事情：显然他还从未成为任何人的负担。他看见了念珠，就对老妇人说：“您还有上帝。”的确是这样。然而就是在这一方面，她还是感到无聊。如果她长时间地祈祷，如果她眼睛看着地毯上的图案，她的女儿就说：“她还在祈祷！”病人说：“关你什么事！”“不关我什么事，但是刺激我。”老妇人不说话了，长久地盯着她的女儿，目光里充满了指责。 年轻人怀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巨大痛苦听着这一切，这种痛苦使他的胸部感到不舒服。老妇人还在说：“等她老了，她就知道了。她也会有这种需要的！” 人们感觉到这位老妇人摆脱了一切，除了上帝，她全身心地投入了这*后的痛苦，不得已地贞洁，过于轻易地相信留给她的只是唯一值得爱的东西，终于一头扎进笃信上帝的人的苦难之中。但是，生的希望重生了，上帝并不一定反对人的利益。 大家上桌了。年轻人被邀吃晚饭。老妇人不吃，因为晚上的饭菜不易消化。她待在一角，在听她说话的人的背后。年轻人感到有人观察他，吃得不舒服。不过，晚餐还是在进行。为了延长这个聚会，大家决定去看电影。放的正好是一部逗乐的片子。年轻人冒失地接受了，没想到他的背后还有一个人。 出门之前，客人起身去洗手。显然，老妇人不去，这是没有问题的。她即使身体灵便，无知也使她不能理解影片。她说她不喜欢看电影。实际上，是她不理解影片。她待在角落里，给予她的一颗颗念珠以巨大而空洞的注意。她的全部的信任都放在她的念珠上了。对她来说，她所拥有的三个东西标志着神性开始的物质原点。念珠、基督像和圣约瑟夫像的背后，开了一个巨大而幽深的黑洞，她在其中寄托了全部的希望。 大家都准备好了。每个人都走近她，拥抱她，祝她晚安。她已经明白了，用力地抓住她的念珠。但是，看起来，这个动作可以说是绝望，也可以说是虔诚。大家拥抱了她。只剩下年轻人了。他友爱地握了握老妇人的手，然后转过身去。但是，老妇人望着这个对她感兴趣的人离去。她不愿一个人待着。她已经感觉到孤独的、可怕长久的失眠和单独面对上帝的绝望。她害怕，只好依赖这个人了，这个唯一对她表示兴趣的人了，她握住他的手不放，用力握住，笨拙地表示感谢，以证明她的强调。年轻人很窘。其他人已经转身催他快点了。九点钟开始放映，*好是早一点到，免得在售票窗口前等着。 他感到置身于从未经历过的*可怕的不幸面前：为了看电影而抛弃了一个年老力衰的妇人。他想走开，躲避，不愿意多想，他试图抽回他的手。一刹那间，他强烈地憎恨这个老妇人，真想狠狠地抽她一个耳光。 《加缪笔记：1935—1959》（精选集） 1935年5月 我想说的是： 人们会怀念—无须浪漫主义— 一种失去了的贫穷。一定数量的贫困生活岁月足以产生一种感觉能力。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儿子对母亲怀有的奇怪感情构成了他的全部的感觉。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中，这种感觉的表达在童年的潜在、具体的回忆（一种粘在灵魂上的胶）中得到了充分的解释。 从此，对于心有所感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感激之情，因此是一种负罪感。还是因此，出于比较，如果换一个身份，就对财富失去了敏感。对于这些富人来说，天空是额外的，就好像一种自然的馈赠。对于穷人，天空无限慈悲的性质就在他身上释放了。 既然有负罪感，就必须表白。作品就是一种表白，我必须证明。我只有一件事要说，要看清楚。正是在这种贫穷的生活中，在这些卑微的或虚荣的人中，我*稳妥地抓住我觉得“是”的生活的真实意义。艺术作品是不够的。对我来说，艺术并非一切。至少，艺术是一种手段。 同样重要的是，低劣的耻辱，小小的懦弱，给予另一个世界（金钱的世界）的无意识的尊重。我认为穷人的世界，如果不是唯一的，也至少是囿于自身的少数世界之一，这是社会中的一个岛屿。所费不多，人们就可以扮演鲁滨孙。对于投入其中的人，当谈及距离两步远的医生的住宅时，应该对他说“那里”。 这一切都可以通过母亲和儿子的关系得到表达。 一般来说都是这样。 细究起来，就复杂了： 1） 一个布景。一个街区和居民。 2） 母亲和她的行动。 3） 儿子和母亲的关系。 何种结局。母亲？*后一章：儿子的怀念所实现的象征价值？ *** 格勒尼埃：我们总是看不起自己。贫穷，疾病，孤独：我们意识到我们的不朽。“必须将我们逼到退无可退的程度。” 确实是这样，既不多，亦不少。 ＊＊＊ 经验这个词的虚妄。经验是不可实验的。不能引起它。而是遭受它。经验不如忍耐。我们忍耐—我们受难。 全部的实践：经验之后，我们不是变成通才，而是变成专 家。在哪一方面？ *** 两个朋友：都病得厉害。但是，一个是神经系统：恢复总是可能的。另一个：晚期肺结核。 一个下午。结核病患者凑在朋友的枕前。后者说： “你看，直到现在，甚至在我*严重的时候，我心里还有某种东西。一种强烈的生活的欲望。今天，好像没有什么可希望的了。我太疲倦了，好像我永远也起不来了。” 于是，另一位，眼中闪现出一丝野蛮的快乐，抓住她的手，说： “啊！我们将一起离去。” 两个朋友— 一个病危的结核病患者，一个几乎要痊愈。后者为此周游法国，尝试一种新疗法。 另一个朋友为此责备她。表面上，她责备她抛弃了她。实际上，她因看到她痊愈而感到痛苦。她狂热地希望不是一个人孤独地死去—要拖着她*亲密的朋友和她一起死。她要一个人死了。她要以一种*可怕的仇恨培育她的友谊。 *** 8月，孕育着风暴的天空。灼人的风。黑云。然而，在东方，一条蓝色的带子，轻淡、透明。不能直视。对于眼睛和灵魂来说，它的出现是一种折磨。因为美是难以容忍的。它使我们绝望，我们希望一瞬即为永恒，拉长全部的时间。 *** 喜剧的主题也是重要的。将我们从*大的痛苦中拯救出来的，是那种被抛弃的、孤立无援的感觉，但是还孤立不到以下程度，以至于“另外的人”在我们的不幸中“观察”我们。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片刻的幸福时光有时是，被抛弃的感觉充实了我们，引起了我们无边的忧愁。也是在这种意义上，幸福只不过是对我们的不幸的一种怜悯的感情。 在穷人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上帝将得意置于绝望旁边，正如将药置于病痛旁边。 《阳光与阴影的交织：郭宏安读加缪》 阿尔贝·加缪去世已经五十年了，然而他的作品和他这个人依然活在法国人的心中。他是否活在中国人的心中，我不敢说，但是，我们中国人有必要全面地了解、全面地认识他的作品及他这个人。这里所谓“活”，是说普通的法国人一直喜欢加缪这个人，阅读他的作品，而在法国知识界，加缪却一直受到质疑，甚至嘲讽和攻击，他被轻蔑地称为“正义者加缪”。直到1978年，有人（让·达尼埃尔）指出，在法国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向加缪回归”的现象，加缪的命运才发生了根本的转折。法国亚眠大学教授雅克琳·列维—瓦朗齐在1999年10月号的《欧罗巴》杂志上说：“他的年轻读者和他们的前辈一样，敏锐地感觉到一种没有谎言、没有幻觉的人道主义，感觉到他苛求的良心和他对绝对的教条及狂热理论的拒绝；他们感谢他不顾一切地坚持幸福的追求，不顾一切地为人的某种纯洁、为一个友爱的世界辩护；由此感谢他帮助他们生活下去。”这番话对于经历过20世纪的人来说，具有一种特殊的含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流行存在主义，这是一种“实质上不能加以系统说明”（约瑟夫·祁雅理： 《20世纪法国思潮》）的哲学，它之所以流行，不过是因为萨特的几句话，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流行话语，例如“存在先于本质”“我们注定是自由的”“他人是地狱”“人之初是虚无”“自由选择”“人生是荒诞的”等等。所以，要谈加缪，首要的问题是确定加缪是不是存在主义者，他若不是，他是哪一种哲学的信奉者。 加缪说过：“不，我不是存在主义者。萨特和我总是惊奇地看到我们的名字被连在一起。我们甚至想有朝一日发个小小的启事，具名者声明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东西，但并不担保相互间没有受到影响。这是笑谈。我们各自写的书，无一例外，都是在我们认识之前出版的。当我们认识的时候，我们是确认分歧。萨特是存在主义者，而我出版的唯一的随笔《西绪福斯神话》，却是反对所谓存在主义哲学的。”此话是加缪在1945年11月15日说的。众所周知，正是从1945年开始，存在主义风靡法国，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这种思潮在知识分子中间蔚为时尚。 长期以来，尽管加缪自己多次否认，萨特也未曾首肯，他仍然被许多人认为是一个存在主义者。直到1951年，他发表了《反抗的人》（L’Homme révolté），与萨特展开了一场为时一年之久的论战，*后与之决裂，这才使法国的一些批评家如梦初醒，看出了他们之间由来已久的分歧，加缪的哲学于是被承认为“荒诞哲学”（关于荒诞的哲学），一顶存在主义者的帽子也被摘去了。但是，在英、美以及其他许多国家中，甚至在法国，加缪继续被一些人视为存在主义者，或被视为存在主义的右翼代表人物，例如，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中就说：“加缪代表着成为存在主义的哲学运动，他通过否认一切个人的意义，只在其中见出了荒诞，来概括人在宇宙中处境的特征。” 阿尔贝·加缪被认为是存在主义作家，主要的根据是他的两部作品：中篇小说《局外人》（L’Étranger, 1942）和哲学随笔《西绪福斯神话》（Le Mythe de Sisyphe, 1942）。关于这部中篇小说（*初作者称《局外人》为“故事”，译成中文仅五万字，在法国却被认为是一部长篇小说，因为法国人不以长短论小说），加缪曾经说过，他在其中要表现的是“面对荒诞的赤裸裸的人”，而哲学随笔的副题则是《论荒诞》。早在1938年，萨特发表了《恶心》（La Nausée），把恶心当作认识到世界荒诞性的一种觉醒的表现。《恶心》在前，《局外人》在后，都是轰动一时的作品，人们很自然地把它们连在一起，拈出了“荒诞”二字作为它们共同的主题，加缪也就被归入萨特的存在主义一派中去了。实际上，荒诞这个概念只是一个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的人很多，而其思想发展的轨迹却是不尽相同的。远的不说，马尔罗、萨特、加缪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的，却未见有人把马尔罗和萨特连在一起，当然，这里并不排除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精神上的联系。说到联系，加缪距离马尔罗恐怕比距离萨特还要近一些。确认加缪与萨特从同一点出发伊始即分道扬镳，这一点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正是由于没有看到这一点，有的批评家才把后来出版的《鼠疫》（La Peste, 1947）看作是对《局外人》的否定，作为加缪思想出现转折的证明，而实际上，这两部小说是一脉相承的，是加缪思想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并没有超出他关于荒诞的理论的范围。同样的道理，加缪后来发表的《反抗的人》，也并不是对《鼠疫》的反动，不是什么真实面目的“大暴露”，而是其思想的内在逻辑发展的结果。这三部对加缪的创作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作品，它们之间只有阶段的不同，并没有方向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