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云过眼(插图平装本)

我的父亲张伯驹 （张传綵） 我的父亲张伯驹，字丛碧, 别号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生于1898年，人生阅历丰富，经历过三个朝代，不管怎样的境遇，怎样的坎坷，他对国家对民族的挚爱情怀贯穿始终。父亲年轻时曾在袁世凯的模范团学习，二十岁毕业后，相继在吴佩孚、张作霖部任职，升至旅长。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他对军阀混战的局面彻底失望，从此放弃行伍仕途，协助祖父打理银行，任盐业银行常务董事，投身于金融事业。 因家规限制，从小父亲不许我涉足收藏，但是对于戏曲、诗词、书画等文化艺术则默许小孩在旁学习、参与。当年我家还在西城大拐棒胡同（即原属李莲英旧宅）时，每周父母都要请几次客，很多研究美术、京剧、诗词的名家都到我家来。父亲*喜欢古代的十番音乐，不少京剧名家经常和父亲来往，我也耳濡目染，效仿他们的唱腔。母亲喜欢谈琵琶，我喜欢弹古筝。我工作后还在单位演过京剧《起解》，昆曲《扫花》。记得刚解放时我报名参加了文工团，父亲持反对意见。随着年纪的增长方体会到父母对我的爱护。 在收藏上，父亲用功颇深，他喜爱字画，看什么东西都是过目不忘。书架上的书，只要父亲看过，放在哪个架子上、第几行、第几本，父亲都能记住。他从三十岁时开始收藏书画，买字画、艺术品时从不讨价还价。母亲也相信父亲的眼力和水平，只要是书画、文化上的事情，母亲是相当配合父亲的。家里的经济，父亲一点也不过问，钱有与没有，都是母亲在掌握。不过，我家并不是老有钱，没钱时也要去借。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的收藏品大部分都放在银行里，没有放在家中。父亲很重视文物，书中所列部分为宫藏珍品，对于流失的文物，他想办法凑钱也要把珍贵的文物买回。当年《游春图》流失到琉璃厂的一个老板手上，父亲认为，私人不宜收藏这样珍贵的书画，应归故宫博物院。但当时故宫不予理会，父亲不想让国宝流失海外，*终决定出钱购买。苦于家中钱不够，父亲只好忍痛将大拐棒胡同的房子即李莲英大宅出售，换得二百二十两黄金，再加上母亲典卖首饰换来的二十两黄金，才将《游春图》收下。 我的父亲视书画如生命，更甚于生命。 1941年春，父亲在上班时遭人绑架，绑匪索价三百万元伪币赎金。实际上，绑匪的目的就是要敲诈他收藏的名墨书画。父亲说，要我的命可以，但是我的书画不能动。如此僵持了近八个月，后来母亲四处筹措了四十根金条，才将父亲赎出，书画则一张未动，保存得完好无缺。 在北平解放前，父亲一度要带全家人移民去美国。后来因担心收藏的这些伟大的文化遗产流出境外，又听说共产党有组织有纪律，所以*终选择留下了。1956年，新中国**次发行公债，文化部动员父亲等文化人士购买公债，为国家建设做贡献。父母商量后决定将一百多件收藏多年的珍贵书画藏品捐献给国家，让大众共享文化珍品。其中，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是现存世*早的一幅山水画，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则是国内现存的*古老的一件名人墨迹，这些都尤为珍贵，历史文化价值灿烂辉煌。如今，《平复帖》和《游春图》等父母捐献的书画已成为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在“文革”前，康生向父亲借了好多字画观赏却没有归还，父亲无奈，在一次和陈毅下棋时，不经意提到过此事。陈毅便向毛主席汇报，主席随后与康生谈话，要其归还。康氏心存报复，1957年将父亲打成了右派。父亲的很多古籍善本书也被抄走了，比如“二十四史”。 父亲被打成右派后，家里来往的人少了。在“反右”运动后期，街道上的人住进我家，房钱则被房管局收走，甚至父母住自己家还要自掏房钱。父亲被打成右派时，我和我的先生在西安工作，当时心里很难受，不能陪着父亲。同时，我在单位也受到批斗，怕父亲担心不敢跟他说。我们来看父亲，都是晚上偷偷摸摸地过来，因为是要“划清界限”。经历如此境遇，我却发现这些事好像没在父亲身上发生过一样，他依然神情悠闲，依旧看书、写词、下棋，顺其自然。母亲的反应也不强烈，她很了解父亲，相信父亲不会做反党的事情。可我当时就很不理解，父亲平时就是做做收藏，看书写字，没有做任何反党反人民的事情，怎么就被打成右派了呢？ 后来，陈毅同志替党向我父亲道歉，并赞美父亲大度，把这些珍贵的东西都捐了出来。也有人问父亲，被打成右派后有何感想，父亲则回答：“此事太出我意料……不过我告诉自己，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不仅难免，也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给我一顶帽子呢？” 心境恬淡，翛然尘世，父亲就是这样一位超脱物外的奇人。 今年正值父亲诞辰一百一十五周年，感谢中华书局出版《烟云过眼》一书。书中详尽记录了父亲一生收藏、研究、传承祖国传统艺术的心得，相信书中父亲对祖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那份痴情会感动后学，使得后人能将他痴迷的祖国艺术发扬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