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新编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第三版)

　　《新编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第三版）（21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　　苏轼生活在封建社会走向衰落的北宋年代。他将中唐以来文人内心的矛盾即积极人世与退隐逍遥的冲突，在其思想与创作之中尽情地表现出来。苏轼早年也有着不亚于韩愈的忠君之心，从他在熙宁变法中的保守立场，以及他给皇帝的上书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苏轼作为儒者的济世信念与政治态度。但他以超前的眼光看出了封建王朝及儒家意识所构造的人世美景都是一场虚幻，并从自己一生政治上的挫折与坎坷中，体味出了人生的悲凉与虚幻，从而感受到了一种较诸阮籍、嵇康更为悲凉的心境。苏轼对现实世界采取既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的人生态度。他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宝绘堂记》）他认为对生活完全不感兴趣则人生索然寡味，对生活一味沉迷则玩物丧志，不足为乐。因而苏轼对生活始终抱着一种漂流的心态：“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苏轼在这首著名的诗中，以孤雁自比，人生好比那不断飞翔的鸿雁，泥上偶然留下了一些零星的爪印，大雁却一往无前。苏轼的人生哲学相对于老庄与魏晋间的阮籍、嵇康，外表似乎没有他们那么高远超离，但从内在意义来说，却是更为超脱，独立性也更强，并演化成一种真正的孤独悲凉。　　苏轼的人生态度直接促成了他对于文艺的看法，体现出宋代文士特有的重虚静平淡的审美心态。苏轼在《送参寥师》中这样写道：“退之论草书，万事未尝屏。忧愁不平气，一寓笔所骋。颇怪浮屠人，视身如丘井。颓然寄淡泊，谁与发豪猛？细思乃不然，真巧非幻影。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苏轼这里批评的是韩愈对唐代怀素等僧侣书法家的看法，韩愈认为佛家中人心如枯木顽石一般，不可能写出好的书法作品来，书法作品应是不平则鸣的产物。苏轼则从道家与佛家的虚静说出发，批评韩愈的看法过于肤浅，认为虚静空明的心态乃是一种超越功利的心境，正是这种心态才可以抛弃一切欲念，与审美对象相应和，捕捉到其中的内在之美，这就像空明的镜子可以照见万物，寂静一片才能谛听周围的声响一般，而浮躁激愤反而容易失去对事物真谛的识察。苏轼这段话表明，他之所以执冷静的创作与思考态度，是为了穷究万物之理，探寻宇宙真谛。这说明宋人对人类的精神现象已经有了清晰的反思与认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宋人不取韩愈作品的雄奇怪谲之美，是因为它无助于冷静地阅世悟道，他们以和谐淡远的意蕴为美，是从对待生活的态度以及对天道人事的思考中引发出来的。后人论苏轼与韩愈散文风格的差别，常用“韩潮苏海”来比喻，这其中审美趣尚的不同，正可以见出宋人与唐人人生哲学与审美心理的不同之处。　　从融合儒道、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人生哲学出发，苏轼追求情性自由的思想在其文学与审美观念之中，表现得也是十分明显的。苏轼对于儒学并不像魏晋之间的阮籍、嵇康那样激烈反对，而是认为要从精神实质上去把握，表现出一种更为冷峻的理性态度。苏轼对礼法之士窒情抑欲的观点十分反感：“夫礼之初，缘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为之节文。今儒者之论则不然，以为礼者，圣人之所独尊，而天下之事*难成者也；牵于繁文，而拘于小说，有毫毛之差，则终身以为不可。”（《礼以养人为本论》）苏轼认为礼本是养人的，而不是窒抑人性的。正是在这一点上，苏轼能够打破儒学的束缚，以道家的自然之道来补充儒学，建构自己的人生哲学。他对当时王安石以行政命令专尊一家之学的做法很不满意，尖锐地指出这种做法是对读书人的摧残：“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于俗学。俗学之患，枉人之材，窒人之耳目。”（《送人序》）文中直指一切文化专制主义对人的伤害是“枉人之材，窒人之耳目”，其结果断送了人才，也葬送了文学。在《答张文潜书》中，苏轼感叹道：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　　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苏轼认为文学应当遵从百花齐放的规律，而王安石的做法却是“好使人同己”，结果造成了文学大地上“黄茅白苇”一片荒凉情态，真是可悲得很。　　苏轼向往庄子的那种“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的精神世界与豪迈气概，他说：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恶其不情也。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　　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叩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书李简夫诗集后》）苏轼十分推崇陶渊明情真文直的风范。提倡“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说》）的创作观，并在文学实践中开创了天真自然的风格之路。　　苏轼倡导创作自由，同时也注重文艺的社会效用，反对万事不关于心的游戏文字。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狠狠嘲讽了扬雄将辞赋视作雕虫小技的观点：“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篆，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屈原作《离骚经》，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