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儿童文学书系·和一个故事重逢

亲爱的岛亲爱的海 已经记不清是第几次到厦门了。只记得：到厦门，一定会到鼓浪屿。 近年的鼓浪屿，和记忆中的相比，似乎越来越热闹，失去了过往那种海上仙山般的静谧优美，让我有微微的失望。但是，去年，我住在岛上的海上花园酒店，游客退潮后的夜晚和清晨，整个岛又向我露出了熟悉的静美朦胧。如果鼓浪屿是一位美人儿，那么白天她的笑容过于热烈和直白了，接近于美洲女郎的那种风味；只有到了晚上，她才变成了蒙娜丽莎，温婉、恬静而深沉，连笑容都那么神秘。夜晚的鼓浪屿，整个岛迅速地变成一幅浓烈的电影画面，或者一个深邃的幻觉，甚至就是一个梦境：散步的时候，有时举起脚步会突然不敢踏下去，或者面对一枝挡道的三角梅犹豫着可不可以拨开，因为心里总觉得只要做一个动作就会醒来，会被无情地抛回城市的万丈红尘、十面埋伏、无穷辛苦、重重烦恼之中。 听到厦门、鼓浪屿这些词语，每一次都觉得特别温暖，特别愉快，好像和我有很深、很特殊的缘分似的。到了鼓浪屿，总有一种冲动，想要大喊一声：“是我，你还好吗？” 是了，我是福建人，而且是血统纯粹的闽南人（父母都是闽南人），但是我出生在泉州，并不是厦门；虽然，我从小就常来厦门，而且两三岁时就在鼓浪屿对面的姑姑家，凭窗对着海水咬字不清地说，“海止（水）啊来呀，阿黎要澎澎（‘澎澎’者，儿语‘洗澡’之意）”，成了全家许多年取笑的“典故”；虽然长大后知道福建人的骄傲——林巧稚先生是鼓浪屿的女儿，成为中文系的学生后，更知道林语堂先生、弘一法师都曾经和鼓浪屿有过不浅的缘分；但毕竟，我的家乡是泉州，我不曾像我所仰慕的林语堂先生那样在这里度过童年和青春岁月，更没有福分，和厦门的文化名片——诗人舒婷一样，神仙一般长久住在鼓浪屿上；甚至我的写作，也一直和厦门没有什么关系。实在很难解释为什么内心对厦门有这么真切而深深的感应。 于是，在很长的时间里，我暗暗承认自己对鼓浪屿所怀着的，是一种类似单恋的、没有来由的感情。有时候，还暗暗嘲笑过自己的自作多情。 但是，生命真是有她的逻辑，早晚会让人拜服于这种逻辑的神秘和天衣无缝。大概是十年前吧，父亲潘旭澜先生的一篇文章给了我提示。那篇文章的题目是《五十年之约》。说的是，20世纪50年代初，父亲和他的两位既是同乡又是同学的好友——曾华鹏先生、吴长辉先生，三位复旦大学的大学生，在西湖边相约，等将来工作、结婚以后，要连同各自的妻子，六个人一起到鼓浪屿，找个好旅馆，好好住几天。这“承载着中国大学生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以真纯友谊的名义签字存在心底的合约”，毫无疑问，是年轻的他们的一个梦想。因为，能够在鼓浪屿舒舒服服地住上几天，又是成双作对，几乎已经是当时的他们能够想象出来的美好生活的极致了。就是这样一个毫不奢侈、对今天许多人来说几乎轻而易举的计划，几十年来，就是止于梦想，就是没能实现。为什么会这样，了解那段历史和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人们都不会惊讶。 幸运的是，他们的友情从未改变，这也许要部分归功于闽地古风对他们的浸润。饱经忧患而一向语速迟缓、落笔谨慎的父亲，白纸黑字地这样评价他们的友情：“无论什么季节，无论风雨晦明，无论山呼海啸，即使音书断绝，即使朝不保夕，即使独处危崖，我们都知道，有那么两个好友，心底开着雷达，搜索着自己的动向，关注着自己的命运。”（此刻读完这几句，泪水再次盈满我的眼眶。）终于，在那个约定的五十年后，他们在鼓浪屿住了一个星期，不过只是四个人，只有华鹏伯伯如约带了夫人赵春华阿姨，父亲和长辉伯伯都只是一个人前往，母亲和长辉伯母都没有参加，父亲的解释是：“都老了，早就没有什么闲情逸致了，而且各自家里有种种杂事缠住。” P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