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园师恩录(凤凰枝文丛)

文人中的“剑客” ——永远的吴组缃先生 “剑客”，行侠仗义者也。而文人“剑客”，则有着不畏名流权贵、仗义执言、偏激张狂的独特风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国作家大仲马《侠隐记》（又译《三剑客》《三个火枪手》）的中译本与电影刚刚传入中国，备受追捧，于是，坊间流传的清华校史，就出现了若干版本的“清华三剑客”“清华四剑客”。*早的“清华三剑客”，指的是周培源、金岳霖、陈岱孙三位，其后也有陈岱孙、叶企荪、金岳霖之说。而“清华四剑客”则指的是吴组缃、林庚、季羡林、李长之四位文坛大侠。此四位先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同时就读于清华园，虽不同系，却都是蜚声一时的文坛才俊。a五十年代院系调整，四人中除李长之 a 尧育飞：《清华“三剑客”“四剑客”之说》，见中国作家网2018年3月5日。 外，其他三位都成了北京大学教授。 1 据说，“清华四剑客”之说*早出自季羡林先生1994年1月11日所写的《悼组缃》一文： 距今六十四年以前，在三十年代的**年，我就认识了组缃，当时我们在清华大学读书，岁数相差三岁，级别相差两级，又不是一个系。然而，不知怎么一来，我们竟认识了，而且成了好友。当时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林庚和李长之，可以说是清华园“四剑客”。大概我们都是所谓的“文学青年”，都爱好舞文弄墨，共同的爱好把我们聚拢在一起来了。a 经后人考证，“清华四剑客”之说只是季先生“事后追忆所打的比方”b，季先生后来自己也澄清道：“当时并没有什么清华‘四剑客’之类的名称，可我们毫无意识地 a 季羡林：《悼组缃》，收入《世态炎凉》，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 b 尧育飞：《清华“三剑客”“四剑客”之说》，见中国作家网2018年3月5日。 结成了一个团伙，则确是事实。我们会面，高谈阔论，说话则是尽量夸大，尽量偏激，‘挥斥方遒’，粪土许多当时的文学家。”a 无论“四剑客”之说的由来究竟如何，所谓高谈阔论，夸大偏激，指点江山，蔑视名流，却实实在在地道出了四位先生的文人“剑客”之风。“清华四剑客”中，林庚、吴组缃先生都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除了其学术成就之外，林庚先生又以诗名，吴组缃先生则以小说名。我在北大中文系读书的6年半中，正好赶上老先生们辞别本科讲台的末班车，有幸上过林庚先生的“楚辞研究”、吴组缃先生的“中国古代小说史论要”与“红楼梦研究”。用同窗陈建功兄的话来说，他们是“拼了老命”“为我辈作一番绝唱”b。在讲台上，林先生飘逸绝尘，吴先生稳健犀利，两位先生在学术领域、个性人格方面虽有诸多不同，但其“剑客”之风却一脉相通。 a 季羡林：《追忆李长之》，收入《季羡林自选集：悼念忆》，华艺出版社，2008。 b 陈建功：《我作哀章泪凄怆》，收入《文学七七级的北大岁月》，新华出版社，2009。 2 **次与吴组缃先生的近距离接触是在1978年初、我刚刚踏入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的大门、系里组织的七七级同学与吴组缃先生的见面座谈会上。恢复高考后的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七七级一共招了40多位学生，其中20来人上学前就发表过诗歌、散文或小说，有的同学甚至已经是文坛上颇有名气的青年作家了。想必当初抱着当作家、诗人的美好理想而跨入北大中文系门槛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为了给同学们提供一个学习交流的园地，我们班率先创办了一份文学刊物《早晨》，我给刊物写的两首小诗中的一首居然被北大校报选中并转载了。今天看来，这实在算不了什么，但对当时初出茅庐的我来说却颇具鼓舞，一下子就把我的创作热情激发了出来。此后一个星期，我居然在上课之余一鼓作气搞出了篇万把字的小说。正在全力以赴的修改中，恰恰听到吴组缃先生要在32楼二楼的中文系会议室与同学们见面的消息。想来我当时的兴奋之情就是想掩盖也掩盖不住。 作为小说家的吴先生，在30年代就已名声大振。其成名小说、也是代表作《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樊家铺》等后来结集为《西柳集》《饭余集》，都是他在清华大学求学期间创作的。清华时期是吴组缃先生小说创作的高峰期。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对这个见面会有着怎样一种莫名的却是极度的兴奋与期待，可想而知。我当时十分渴望能够得到这位大作家、大教授在小说创作上的耳提面命，甚至还准备了几个问题向吴先生求教。 吴组缃先生极为健谈。记得见面会上一开聊，他便单刀直入谈到大多数同学*关心的写作上。吴先生说，中文系学生毕业后不能写，就像糖不甜一样。这话让我的心一下子就绷紧了，顿时感到压力山大。心想，您老人家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不会期待所有中文系学生*终都能写出什么名堂来吧？没想到，吴先生接着话锋一转，说北大中文系可不是培养作家、诗人的地方。要想当作家、小说家，那可是入错门了。闻听此语，我大为愕然。那时理解的所谓“写”，不就是写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吗？静着心慢慢听下去，直到那天见面会结束，我才把吴先生的意思真正琢磨出来。 吴先生说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诗人，是说当作家、诗人需要的是生活，是对生活的感悟，需要的是创作的灵感与写作的功力，而这些却不是大学中文系的培养方向。大学培养的是具有独立思考、分析、研究能力的人，是做学问的，而非作家、诗人。吴先生的这席话，对我不啻于醍醐灌顶，就是这次见面会，把我上大学前所怀有的作家梦、诗人梦彻底送到了爪哇国。现在想来，吴先生的这番话当是有感而发的经验之谈，出于他自己清华求学的切身体验。*近读到吴组缃先生悼念他的老师朱自清先生的一篇文章，文中他坦白地承认自己上朱先生的“诗选”课时，很是对不起先生，因为“老是不免有点鬼混”a。可见那时，吴先生的心思主要放在文学创作上，对上课并不那么上心。 后来，类似“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诗人”的话，我也从其他中文系老师口中听到过。于是，我悄悄地把自己正在修改的小说压在了箱底，再也没动。不知是否受了吴先生的影响，我们班现而今以作家、诗人名世的，也就只有陈建功、黄蓓佳、梁左、王小平、孙霄兵几位。而学术文化领域中的名学者、名教授、大记者、大编辑却出了不少，如黄子平、夏晓虹、叶君远、张鸣、朱则杰、江锡铨、卢仲云、岑献青、杨柳、郭小聪、王娟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恐怕吴组缃先生自己也没有想到，那次见面会上他的一席话竟改变了不少同学的人生轨迹。 3 再一次见到吴组缃先生，是在1979年他开设的“中国古代小说史论要”专题课上。那时中文系已经有77、78、79三个年级几个专业二三百位学生，还有众多的青 a 吴组缃：《敬悼佩弦先生》，原载1948年9月《文讯》第９卷第３期。 年教师、进修教师、研究生等。**天上课，当我和几位同学赶到时，教室里早已挤得水泄不通，不要说座位，就连教室门都进不去。那人气指数之高绝对是杠杠的。说来好笑，前来授课的吴组缃先生自己也被人群堵在了一边，无法挤到讲台上去。系里只好临时改变上课地点。记不清*初学校安排的是哪个教室了，反正先换的教室还是不合适，接连换了两个，年过七旬的吴先生也跟着人群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可一旦站到讲台上，身材清瘦高大的吴先生立马显出一副精神矍铄、意气自若的神态。 据袁良骏老师说，吴组缃先生“讲课的*大特点是‘念讲稿’，讲稿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吴先生抑扬顿挫，细细念来，一切功夫、一切学问，尽在‘念’中。”a可吴先生给我们开“中国古代小说史论要”，每次在讲台上摊开的，都是同一张纸片，上面写着几行字，不过是一学期下来每堂课的大纲概要而已。先生的讲课提纲是我课间休息时亲眼所见，其情形与当年袁老师所说的大不相同。想必吴先生教我们时，整部古代小说史早已了然于心，多少年的学问积淀于胸中，讲课也进入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自不必照稿宣读。 拨乱反正后的大学氛围跟五、六十年代完全不一样。 a 袁良骏：《王瑶和吴组缃》，见《人民日报》2007年7月24日。 学术界的相对自由**次给了大学老师自我发挥的空间。就凭着这张纸片上这么几行字，吴先生口一开，便是天南海北，古往今来，纵横捭阖，但凡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重要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当详则详，当略则略。吴先生讲课是漫谈闲聊式的，乍一听，似乎没什么主线贯穿，就是即兴而发，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天马行空，汪洋恣肆，完全不受时空的局限。但吴先生讲课的*大特点是既放得开又收得回来，加上他讲课颇有小说家的味道，妙语连珠，听得大家陶醉入迷，每每忘了下课。 作为红学研究领域的权威，讲古代小说史，自然少不了要讲《红楼梦》。当讲到这部文学巨著时，吴先生先概括性地介绍了红学史上有关《红楼梦》主题的各种说法。他特别谈到了毛泽东对《红楼梦》的看法。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自从毛泽东提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的论断后，学术界就再也没有人敢于挑战这一说法。但吴先生在介绍了“政治历史小说”论之后，幽默地说，毛主席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却不是《红楼梦》专家。我认为毛主席对《红楼梦》主题的看法不对。《红楼梦》不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它就是一部爱情小说，说的是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个年轻人的爱情故事。这样的话，在今天看来实在是再平常不过了，丝毫不足为奇。然而，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在“文革”刚刚结束的时代，公开发表这样的看法真是石破天惊。我记得吴先生讲这番话时，课堂上很静，静得鸦雀无声。这是我在北大中文系**次听到任课教师公开而且明确地对毛泽东的观点持否定态度。而那时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不过一年左右。在中文系课堂上，公开对毛泽东对《红楼梦》的看法提出质疑的，就我所知，吴先生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