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夷待访录:忠臣孝子的悲愿

导言 一、书名的意义 “明夷”是《周易》六十四卦中第三十六卦的卦名，其卦象为??，离??在下，坤??在上，离代表日，坤代表地，日入地中， 光明就被掩蔽了。夷的意思是损伤，太阳既潜藏在地下，无法焕发光芒，如同受到损伤一般，所以称“明夷”。此卦在人事上有双重的意义：一是代表昏君在上，明臣在下，不能发挥才干，实现理想，处境非常艰难困苦。二是代表目前的境况虽然暗淡，但是前途却是一片光明，就如太阳虽潜伏地下，*后还是会升出地平线，散发光辉，使大地化暗为明。 根据《尚书 · 洪范》的记载，周武王平定天下以后，拜访商朝遗臣箕子，向他请教治理天下国家的至理要道，箕子乃向周武王陈述九项治理天下国家的大法则，武王接纳他的意见，封赐诸侯，使上下尊卑各有等分，天下因而获得安定太平。 综合以上二书的说法，所谓“明夷待访”，意思是指在艰难困苦的时势中，既然不能实现抱负，只好把理想寄托在书中，等待以后的圣君来访察采行。顾炎武在读了此书以后，曾写信给黄宗羲，说：“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能了解黄宗羲的用心，说明这本书所以取名为《明夷待访录》的意义。 二、著书的动机 黄宗羲写作《明夷待访录》的动机，后人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就《周易》明夷卦的卦义来看，他借此书来抒发其政治理想，希望天下能够太平安定，这点是无可置疑的。可是就《尚书· 洪范》的记载而言，到底黄宗羲所待访的对象为谁？却有很大的争议。这种争议不仅有关黄宗羲的人格，并且和我们中华民族的正气纲常有很大的牵涉。 由于黄宗羲在此书的序言中曾说：“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很明白的是引喻周武王拜访商朝遗臣箕子，向他请教治道的故事。因此章太炎便根据这一点，在《太炎文录》的《说文上》篇中，认为黄宗羲所待访的对象是清朝皇帝，以故对黄宗羲相当不满，而大加讥评，指责他“守节不孙”。 但是梁启超则根据此书开始写作于康熙元年（1662），完成于康熙二年的事实，认为当时明朝的遗老，因为清世祖顺治皇帝刚刚去世，光复有日，所以黄宗羲所待访的对象应该是“代清而兴者”。杨家骆先生也根据此书写作的时间正好是郑成功攻下台湾的第二、三年，认为箕子虽受武王之访，却另外立国于朝鲜， 则黄宗羲所待访的对象，或许是“如箕子朝鲜之延平海国”，并且进一步地指出“如箕子之见访”，不应解释为“如箕子受武王之访以访我”，而应解释为“如箕子一类人物之访我”。 对于以上的争议，到底谁是谁非？我们应该从两方面来考察。首先，就黄宗羲写作此书的时代而言，满清刚以异族入主中原不久，正不遗余力地铲除反抗势力，对于读书人，每每起文字狱加以钳制。尤其是在康熙二年，也就是《明夷待访录》完成的这一年，“庄廷鑨明史狱”才发生。据全祖望在此书后面的跋语，说： “原本不止于此，以多嫌讳，弗尽出。”可见黄宗羲在异族的高压统治下，为了避嫌忌讳，抒发自己的理想抱负，才不得不故意地 以箕子见访作为全身避祸的托词，有其苦心悲意在。其次，就黄宗羲的行为出处而言，他在明朝思宗崇祯皇帝殉国以后，即不顾 身家的安危，召集义兵，积极从事反清复明的活动，甚至于不辞 风波之险，远渡重洋，希望能向日本乞得援兵。直到清朝已经平定整个天下，黄宗羲眼看大势已去，才开始不过问世事，专心致力于讲学著述的工作。后来清廷曾屡次征召他出来做官，他都加以拒绝。而且当康熙十八年（1679），他*得意的弟子万斯同到北京同修明史，黄宗羲为他送行时，还告诫他千万不可以向异代君王奏陈太平之策。以黄宗羲这样的高风亮节，其所待访的对象虽然未必是像郑成功一样的延平海国，但是我们却可以断言，绝不可能是他所曾经反抗过、拒绝过的清朝政权。 三、书中的内容 《明夷待访录》全书共分为《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上》《取士下》《建都》《方镇》《田制一》《田制二》《田制三》《兵制一》《兵制二》《兵制三》《财计一》《财计二》《财计三》《胥吏》《奄宦上》《奄宦下》，计二十一篇。对于国家的政体、国体、教育、选举、法制、官制、兵制、田制、财政，以及建都问题，都有他独特的见解，尤其在抨击专制，伸张民权方面， 更是不遗余力。 就政体方面而言，黄宗羲虽然尚无法摆脱时代的局限，依旧秉持君主政体的观点，但是在《原君》篇中，已能指出君主的职分乃在于为人民谋福利。如果君主不能明白自己的职分，而把天下视为一家之利，不仅将贻害人民，而且也会使自己的家族遭受灾祸。所以理想的政治，应该是以人民为主，君主为次的。 在国体方面，黄宗羲既然极力反对君主专制，所以主张分权而治。在《方镇》篇中，他比较了封建与郡县两种政治制度，认为都有弊病。要免除两者之弊，只有采行唐朝的制度，在沿边一带，设立方镇，如此则各方镇可以自给自足，战守自固，以防御外敌，同时也能够牵制中央，使其不致过分集权。 …… 四、对此书的评价 对于《明夷待访录》一书，除了章太炎因误认黄宗羲所待访的对象为清朝皇帝，而站在民族大义的立场，对之大加抨击以外， 其余各家对其著书的动机或书中的内容，无不极为推崇。 …… **章 设置君王的本意（《原君》） （一）说解 人类所营的是群居的生活，为了维护群体的利益，便在众人之中，推举一位聪明才智比较高的人作为领袖，来替大家效劳服务，以兴利除弊。这个被大家推举出来的人，为了顾及整个群体的福利，必然要操心劳力，作出比一般人多的贡献。由此可见， 人类当初设置君王，其本意是要他来对群体提供服务，并不是要他来欺压大众，以供其挥霍享受。 黄宗羲认为按照人的常情，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好逸恶劳的。因此有些人就不愿意出来为大家效劳服务，有些人则虽出来为大家效劳服务，但一有机会，便把君王的职位推让给其他的人来担任。由于大家都了解设置君王的本意，所以对担任君王，为大家牺牲的人，都存有一份感激的心情，对他们的君王也就十分地敬爱拥戴。也由于大家都了解设置君王的本意，所以对君王的职位，都是避之唯恐不及，当然也就不会竞相争夺了。 可是到了后来，大家渐渐地不了解设置君王的本意，认为当君王的人可以掌握天下的生杀大权，而君王为了谋取个人的私利， 便尽量地对人民大众进行压榨，使得人民大众遭受到无穷的祸害痛苦。大家眼看君王不仅不能为自己谋求福利，反而给自己带来沉重的负担与不幸，当然也就怨恨起君王，把君王看作眼中钉、肉中刺，想要拔之而后快了。 由于大家都已不了解设置君王的本意，只知道当君王的人可以作威作福，纵情享乐，不免心妒眼红，想要夺取君王的职位。于是想要当君王的人，为了达成自己的目标，便不择手段地驱迫众人，为他出力卖命，使人民饱受流离死亡的痛苦。而已经争取到君王职位的人，为了保有自己的私利，更是想尽办法，一方面尽量地对人民大众搜刮压榨，一方面尽量地给予人民大众钳制拘限，使人民饱受种种不便的痛苦。 但是一个人的聪明才智总是有限，而天下想要争夺君王职位的人却是很多，所以在寡不敌众的情形下，当上君王的人，或早或晚，*后必然会被人推翻。倒霉遭殃的不是自己，就是自己的后代子孙。但是无辜的人民大众，却要在这对君王职位的你争我夺、永无休止的循环中，担任被牺牲者的角色，任人宰割摧残， 而陷入万古不复的浩劫之中。 由此可知，当君王的人如果不能了解设置君王的本意，好好地尽自己为人民大众兴利除弊的义务，不仅将使人民大众饱受痛苦，而且也会给自己或自己的后代子孙带来灾殃，损人而并不利己，实在是悲哀啊！然而一些迂腐的儒生，却认为臣民只有竭力奉事君王，才是尽责守分，见识实在是浅陋！所以黄宗羲认为只有让大家都充分地明了设置君王的本意，使君王善尽其福人利民的职责，那么大家也就不会对君王的职位争相抢夺，人民大众也就不会遭受祸难痛苦了。 （二）原文 …… （三）语译 在刚有人类的时候，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因此没有办法为天下兴公利，除公害。如果有人不顾虑自己的利害，使天下的人能够蒙受其利，解除其害，那么这个人势必要比天下的人勤劳千万倍。比天下的人勤劳千万倍，而自己又不能享受其利益，实在是不合乎天下的常情。所以古代的人，像许由、务光就推辞而不愿意入居比天下人勤劳、却无利可图的君王职位。而尧、舜则在入居君王之位以后，又把这个职位推让掉。至于禹乃是一开始就不想入居君王之位，可是却推让不掉。这哪里是古人的想法有什么特别，喜好安逸、厌恶勤劳本来就是人的常情嘛。 后代担任君王的人，想法就不这样了，他们认为当了君王， 就可以掌握天下的利害大权，把天下的利益完全收归己有，把天下的祸害完全推给别人。使天下的人不敢自私自利，而以我个人的私利当作天下的公利。一开始的时候，还感到有些惭愧，可是久而久之，也就心安理得了。把天下看作自己的*大产业，传给后代子孙，可以永远地享受。汉高祖当年曾对他的父亲说：“我所挣来的产业，比起二哥，哪个多呢？”他那种逐利的心情，已经毫不掩饰地表露在这句话中了。之所以会有这种转变，并没有其他的原因，完全是由于古代的人是以天下为主，君王为次，凡是君王尽其一生所经营的，都是在为整个天下设想。如今却反而以君王为主，天下为次，所有使得天下的人流离失所，无处可以获得安定的动乱灾祸，都是由于只为君王设想而引起。所以当君王还没有夺得君王职位以前，为了争取君王之位，博得自己的产业， 即使杀害天下人，使天下人父母子女流离失散，竟然也不会感到凄惨哀伤，甚至还振振有词地为自己辩护道：“我本来就是要为子孙创设产业的啊！”而当他夺得了君王之位以后，就尽量压榨天下人的膏血，使天下人父母子女流离失散，来供应他一个人的淫逸享乐，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甚至还自以为得意地说：“这是我所挣得产业的红利啊！”如此看来，天下的*大祸害就在于君王了。因为假使没有君王，天下人还能够自私自利，现在有了君王，反而连自己的私利也保不住。啊！难道设置君王的道理就是如此吗？ 古代天下的人爱戴他们的君王，把君王比作父亲那样伟大，比作上天那样崇高，实在并不过分。如今天下的人怨恨他们的君王，把君王看作敌寇仇人，称君王为众叛亲离的独夫，也是有道理的。可是那些见识鄙陋的儒生，却浅薄地认为臣民应该侍奉君王，是合乎义理，而不能避免，甚至于还说商汤、周武王都不应该讨伐像夏桀、商纣那样的暴君，而胡乱地传述伯夷、叔齐劝谏周武王不要伐纣这种没有根据的事情，把天下许许多多受欺压残害的人民大众，看作像腐败的老鼠肉一般轻贱。难道在广大的天地之间，许许多多的人民大众之中，上天只眷顾私爱君王一个人， 君王一个家族吗？所以武王能够讨伐暴君，就是圣人；孟子“民贵君轻”的言论，就是圣人的言论。后代的君王，想要以君王像父亲那样伟大，像上天那样崇高的虚伪名义，禁止他人起争夺之心的，都感到孟子的话对自己有所不利，甚至于像明太祖一般想要废除孟子在孔子庙廷中的牌位，难道不是那些见识鄙陋的儒生所促成的吗？ 话虽如此，假使后代的君王真的能够保有整个天下的产业， 永远留传给后代子孙，也难怪他们会有那种私心。问题是自己既然把天下看作私有产业，那么其他的人，哪个不是像自己一样地想夺得这个产业？于是便不能不又是捆绑，又加锁钥地尽量防护， 以免他人盗取。可是君王一个人的才智能力总敌不过想要争夺天下的众人，所以慢的话还可能传好几代，快的话就在自己还在世时，自己的子孙总是会遭遇到生命的危险。当年刘宋顺帝被逼退位时，曾感叹着说：“希望以后世世代代都不要降生在帝王之家。”而明朝崇祯皇帝，眼看江山就要灭亡，也曾很悲伤地对女儿长平公主说：“你为什么要生长在我家呢！”这些话语实在相当沉痛。这时候如果回想当初开创产业之时，那种想要夺取天下的野心， 岂不是就会颓丧得消失掉呢！所以只要大家能够明白当君王的职责是在为民服务，那么就像唐、虞时代一样，人人都愿意推让掉君王之位，许由、务光那种清高的作为并不是做不到的。可是如果不能够明白当君王的职责，以为可以为所欲为，那么街市上的每个人，都想要争取君王之位，大家你争我夺的，像许由、务光那种清高的作为，到了后代也就永远没人听说过了。然而一般人终究不能够明白当君王的职责，但是短暂的淫逸享乐也换不掉永远的悲伤痛苦，这种道理是再愚笨的人也能够明白的啊！ （四）评述 黄宗羲这篇《原君》的思想，很明显的是承袭自《礼记·礼运 ·大同》“天下为公”，以及孟子的“民贵君轻”之说。篇中剀切陈述古之人君与后之为人君者的不同，即在于公私的分别。而公私的分别，关键又在于天下与君王的主客地位如何。理想的政治应该是以天下为主，君王为客的公天下。如果主客易位，形成家天下，那么天下人就会成为君王争取私利的牺牲品。人类经营群体生活，推举领袖，是为了谋求群体的公利，因此凡是以牺牲群体来获取私利的作为，都是违背了推举领袖的本意。黄宗羲之所以要对君主专制深表不满而大力抨击，主要的着眼点即在于此。 黄宗羲肯定设置君王的本意在公而不在私，观点极为正确。尤其是他身处君权时代，有这种议论、胆识，更值得我们敬仰。但是他的立论却完全以“好逸恶劳”的利害关系来阐述，固然有所得，但也不免有所失。好逸恶劳是一般人的常情，然而肯任劳任怨的人也并非绝无仅有。又以利害关系做说明，的确比较能够打动人心，但是当一个人面对近利的时候，是否能够计虑到远害恐怕是一大疑问。黄宗羲在本文中虽极力说明专制君王*后也难免悲惨的下场，而说“以俄顷淫乐不易无穷之悲，虽愚者亦明之矣”，然则明白这种道理，仍不顾一切争权夺利的却大有人在。还有以好逸恶劳来解释尧、舜的“入而又去”，夏禹的“初不欲入而不得去”，如此，禅让式的公天下，岂不是也属自私？ 要解除上述黄宗羲立论的缺失，则除了利害关系以外，还须要提高到道德层次，即是如何的去克服私欲，如何的来发挥公心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 · 民权主义》第三讲中，所提出的“人人当以服务为目的，而不以夺取为目的。” 这种以服务为目的的人生观，或许可以指示我们思考的一个方向。 *后我们不能不特别注意的是，黄宗羲在此文中一再地提及孟子，其政治思想与孟子相同，前面已经述及，其对于孟子的景仰，也可由文中看出。而当他再度谈到孟子，谓“后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窥伺者，皆不便其言，至废孟子而不立”，所指的正是明太祖。按黄宗羲以明朝遗老的身份，当面对种族问题时，能不顾身家的安危，积极从事反清复明的运动；但论及公私义利的大是非问题时，则仍然要讥评明代开国君王的愚妄。其胸襟器识的伟大，确实不是小儒所能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