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儒学(第八辑):先秦儒学与易学

这一点确实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单个的德性不是“善”的*后标准。以儒家的仁、智、勇“三达德”为例，有同情心是“仁”的基本含义。一个只要人家骗他说“有人掉入井里了”就会马上跳进井里去的人，确实很有仁心，而且不是一般的仁，是愿意舍己为人的仁。这样的“仁”很容易被人愚弄。可是不受骗上当，其实与“仁”无关，而是与“智”有关。用“智”来定义什么叫真正的“仁”在逻辑上不通。再比如，聪明是“智”的基本含义。一个能巧妙利用法律漏洞而成功逃避惩罚的人确实很聪明。我们不愿意说他“智”，其实是认为这样的“智”不义，这和“智”的本来含义无关。除非我们把“不义”也定义为“不智”。又比如“勇”的基本含义是大胆。一个敢于冲进火场去抢救一包方便面的人，确实很大胆。我们不愿意说这个人有“勇”，其实是因为一包方便面不值得冒生命危险。这样的“勇”很愚蠢。但愚蠢却也和“勇”的基本含义无关。用智慧来定义“勇”，逻辑上也有一个跨越。反之，单个的“恶”也不是“恶”的标准。柯普曼用了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点：一个极为固执而又有强烈控制欲的人在许多情况下会非常有害，但他却可以是一个值得钦佩的反抗暴政的斗士。 但是如果“德性”无法定义儒家伦理，那么“品性”恐怕也会导致同样的顾虑。品性是由各种德性组合构成的，大致相对于李晨阳所说的“价值组合配置”。如果单个的德性因有德性之蔽而没法用以判断一个人的行为之对错，那么各种德性的组合配置构成的品性也同样有各自的“蔽”，也没法据以判断其行为的对错。能够克服德性之蔽的，是经过“学”而获得的“发而皆中节”的功夫。 同时，“品性伦理”与“德性伦理”这两个标签还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不足以概括儒家伦理的丰富性。比如，儒家思想固然重视德性和人品的培养，但也以倡导传统的礼仪著称，以至于儒家体系甚至被称作“礼教”。孔子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8.2）由此可见，孔子认为克服德性之蔽的“学”，主要是学礼，因此礼也是儒家伦理的特点。孔子自己直到七十岁才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表明在此之前，他还是需要“矩”来约束自己的。更重要的是，由于礼仪习俗和法律规范是超越了个人存在的社会现实，所以它们有一种客观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如前所述，在社会层面，不可能交付所有的人都去从心所欲地“权”，所以外在的规范体系是社会运作的基本保障。没有了这一点，很难解释儒家传统能够有如此持久的历史延续。 相比之下，我觉得用“功夫伦理”来概括儒家伦理更为理想。功夫概念是一个包含了“功法”“功力”“功效”和作为实践的“工夫”这四个子概念的概念簇，其总体的定义可以是“生活的艺术”。其中“功力”可以涵括德性和品性的内容（virtuosity，每一种德性virtue也都是一种功力），“功法”可以涵括礼仪规范和社会体制的内容，“功效”可以涵括功夫的有效性（efficacy）和美学价值，*后，“工夫”可以概括学以成人的重要性，修炼所需要的实践过程和进展的层次。 （倪培民：《德性之蔽——从中的“六言六蔽”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