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个时空中的世界史

1 空间与时间 以400页的篇幅讲述从穴居的尼安德特人到今天的历史。*近几年我是这样向朋友解释我正在从事的工作的。从石斧到电脑，从野牛肉到汉堡包，从洞穴到摩天大楼，从屈葬到骨灰安葬，从氏族到国家，甚至联合国。一部进步的历史。多么美好。 和任何时候一样，困难自思考开始。并非所有的尼安德特人都吃野牛肉，因为野牛在尼安德特人生活的地方并非到处可见。有的人吃的是椰枣、草籽、蜗牛和贝类。有的尼安德特人并居住在洞穴里，而是用猛犸象的骨骼和毛皮盖起了藏身之处。而且，与尼安德特人同一时期，地球上的其他地区还生活着其他的人种。他们的样貌不同，能力不同，文化也不同。考古学家通过完全不同的墓穴证明了这一点。不同的人群也有着不同的语言。不过尼安德特人和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曾经一起在欧洲生活，并一起生育了后代。换句话说，世界史的起点根本不是一个点。它是个烟雾笼罩的巨大空间。完全不同的事情在那里同时发生着，而对此，我们知之甚少。 对于当代，我们了解的稍微多了一些：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汉堡包，但野牛肉也能找到拥趸。很多人并不在高楼大厦中生活，而且也根本不想在那里生活。虽然在中欧地区希望以骨灰方式安葬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其他地区的人仍一定要选择别的方式下葬。地球上大多数的国家并不像联合国设想的那样运转。换句话说，即便是在当代也生活着能力、文化和语言差异很大的不同人群。但是在当代这个巨大的空间里，浓雾少了一些，因为我们对彼此的了解多了很多，而且只要我们花时间利用所有可供支配的信息就可以对彼此了解得更多更多。当代也复杂，只不过是以另外一种方式。 在历史并不确定的开端和并不确定的终结之间不只是进步而已。历史不是接力赛，训练有素的人们可以按照事先确定好的计划以极快的速度和精准的协调性将接力棒传递下去并*终抵达终点。在开端与终结之间的是许许多多进行着交流或者彼此一无所知、学习和忘记、统治和被统治、希望幸福却往往失败的人们。世界史不是英雄们的跑酷。它更像是由所有人（因为没有任何指导）混乱编织而成的布满窟窿和裂口的地毯，线有短有长，而且有着成千上万种互不搭配的颜色。几十亿人将他们的行为、言语和思想织入这个地毯中，他们多数没有什么宏伟的计划，但却清楚自己要做什么、说什么或者是想什么。有的线被其他人拿起来继续织下去了，有的则没有。如果我们把这块地毯举高一点儿，那么，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楚地观察到不同的效果、连接、松开的线头、窟窿和裂口。我们甚至可能看出某些图案。 一块织法混乱、布满窟窿和裂口的地毯看起来可能不如田径健儿的接力赛那样震撼。但历史就是这样。现在，为了说明这一点，**位从全局视角看世界的人登场了：詹姆斯·库克船长（Captain James Cook）。他在18世纪末的三次伟大航行中遍访了所有大洲，发现并没有其他大洲的存在。他在历史的地毯上织入了长长的线，它们延伸至世界所有地区并且延续至今。如果我们更加仔细地观察詹姆斯·库克的一生和他的去世，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观察小人物和大人物、英雄和失败者、进步、中断以及遗忘的故事是值得的。 詹姆斯·库克发现世界 詹姆斯·库克是英国东部沿海地区一位贫穷雇农的儿子，工业革命前艰苦的农村生活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随父亲一再迁徙，寻找工作和生计。据他后来的同伴说，他有可以吃下和消化几乎所有食物的能力。他的七个兄弟姐妹中只有两个姊妹活到了成人年纪，其他的都夭折了。库克先是在一位商人那里学徒，后来开始出海。他没有从普通的水手开始，而是受托在家乡地区和伦敦之间从事贸易活动。库克周游到了很远的地方，也到过挪威和俄罗斯等地。但大多是到伦敦——他的资助人的商业重心。 在航海之路上越走越远的不仅是詹姆斯·库克。由于运河和道路的建设，交通状况得到了改善，港口得到扩建，新型船只出现。英国当时正处于工业化的开端。伦敦港口一片繁荣兴旺。库克在那里建立了不少有用的联系，也在那里结识了后来的妻子伊丽莎白。18世纪50年代中期，他转而投身海军，在那里，好学、可靠、雄心勃勃的他很快引起了注意。而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也助了他一臂之力（在欧洲它作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对欧洲各大列强的战争为人所知）。腓特烈二世只得到了英国人的支持，而且主要是以资金的方式。换句话说，对库克的祖国来说，这场战争主要是与法国人的冲突，而且它是全球性的——在北美和印度也爆发了战争。英国人给普鲁士人钱，目的是让法国人在欧洲也忙于作战。因此这场战争在北美被称作“法国—印第安人战争”。对美国人、印度人可能还有英国人来说，这场欧洲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 库克在欧洲战场上获得了首个指挥官职务。1757年他成为船长。1758年他出海前往加拿大，在那里与法国人作战。库克船长不仅忙于战斗，同时也进行测绘工作。他制作了精确的圣劳伦斯河区域地图，这令英国人的作战计划受益匪浅。1762年他所属的舰队负责将法国人赶出纽芬兰。他接到命令，先是为圣劳伦斯河湾前的这座岛屿的部分地区，后来则是为整个岛绘制地图，在战争结束后很久他才结束这项任务。此外他也对天文学——对远洋航行确定方向至关重要的一个学科——感兴趣。1762年，他抽出时间在伦敦成了婚。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伊丽莎白也只是偶尔才能看到自己的丈夫。他大多数时间都在海上。而库克的父亲在家庭生活上的不幸也在他事业有成的儿子和儿媳身上重现：他们的六个孩子全都夭折了，而伊丽莎白则安然度过了每一次的生产。 为什么库克在战争结束几年之后接到了前往南太平洋的委托，这点不得而知。我们只能猜测：库克在当时已经是公认的经验丰富和审慎周全的船长。他在伦敦政界和海军都有很好的人脉。他也熟悉他要驾驶的这艘船。“奋进号”（Endeavour）此前曾以“彭布罗克伯爵号”（Earl of Pembroke）的名字在英国沿海地区运输煤炭。库克的事业就是从这样的船上开始的。除此之外，正式委托正好符合他对天文学的兴趣：在南太平洋尤其良好的条件下观测金星凌日的天文现象，这样就可以计算出地球与太阳的距离，从而更加精准地确定船在茫茫大海上的位置。而对此次航行的下面这个附带目的而言，库克的测绘知识具有很大的帮助：当他完成天文任务后，他要寻找南半球的大洲。 “奋进号”是独自出航的。库克的第二和第三次航行都有多艘船只同行。这意味着在海难发生时生命可以得到保障，但库克的**次世界航行却不能向参加者保证这点。在当时，海上只有纬度是精确的，经度却不是。海图也不可靠。当猛烈的暴风雨来袭时，被吹跑的船要找到自己本来所处的位置并不容易。整船人的命运被交到了老天爷的心情和船长的能力手上。反过来，失去了船员的支持，船长也无计可施。对他来说*大的威胁并不是极其罕见的哗变——这个命运共同体宣告解体不仅令人憎恶而且也会受到严惩。*大的威胁来自疾病，特别是坏血病。这种当时还不为人所知的维生素C缺乏症是船上饮食单一的结果。患病后所有船员都会出现牙齿脱落、皮下出血、肌肉萎缩、发烧、腹泻和整个身体虚弱乏力等症状。因为帆船（蒸汽船在100年后才被用于航海）只能靠大量男子艰苦的体力劳动才能保持航向，坏血病因为发病率高而且一旦发病就无法阻挡而成为一个致命的威胁。当詹姆斯·库克决定带酸菜上船并且在航行期间一再补充大量的新鲜水果、蔬菜和酸菜时，他肯定是了解了当时*新的研究成果。船员们不喜欢酸菜，他们觉得把上岸时间花在四处搜罗酸菜上实在是太夸张了。但是他们很快就开始感激船长这些令人瞠目的措施了。“奋进号”以及后来库克环游世界的所有船只的死亡率相对而言都是非常低的。他的领导风格被公认为十分严格，但是考虑周全。 对于21世纪的人来说，“奋进号”上的生活是难以想象的。这艘船长不到40米，宽不到9米——就像是足球场的罚球区那么大。即便是有几层楼高，对94个人来说也不算是很大的空间，他们与技术设备和几年的口粮挤在一起，而且往往几个月看不到陆地。船上的乘客包括绅士学者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他带了两名瑞典博物学者、两名绘图师、四名仆人和两条狗与他同行。相对于班克斯而言，余下的人——船员和不同军衔的海军士兵、木匠、打造武器和裁减风帆的工匠、厨子和面包师傅——就不得不大大降低对私密性甚至是空间的要求了，当然，和我们今天就更没法比了。船员没有睡觉的地方。他们把吊床固定在食堂桌子的上方。换衣服*好是想都不要想了。不管怎样，库克仍然做到了让船上的所有人员每周洗一次澡——当然是用海水。在第二次航行中成为班克斯随行成员的德国年轻植物学家、画家以及后来的教授和革命家格奥尔格·福斯特（Georg Forster）就曾在游记中抱怨有的新西兰毛利人（Maori）气味难闻。相信他自己船上的食堂在早间的气味肯定也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班克斯登船并不是为了消遣。除观测金星凌日和寻找南半球的大洲之外，“奋进号”还有一个科学计划：将异域的人、动物、植物、石头和土壤记录下来。18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科学启蒙发展的高峰。欧洲人将他们的文明与其他文明相对比。他们搜集各种知识将其分门别类，以加深对自身的理解并推动人类进步。这是有绘图师和学者随船同行的原因。 英国人横跨大西洋，在里约热内卢做了短暂停留。后来他们绕过火地岛和今天智利南部的合恩角，向着南太平洋塔希提的马泰瓦伊湾（Matavai Bay）行驶。因为以前的探险旅行，人们已经相当清楚马泰瓦伊湾的位置。那里的居民被公认为亲切好客，在船员逗留的三个月时间里，他们也的确不负盛名。负责观测金星的这位天文学家甚至在“奋进号”上找到地方建了一个观测站。在他的工作完成之后，真正的发现之旅开始了。英国人在塔希提留下了一些欧洲货物，它们令当地波马雷（Pomare）家族的首领俨然成为整个塔希提*为重要的领导人。而在那之前在南太平洋并不为人所知而且也无法治愈的性病也是英国人的遗产之一。 库克船长在塔希提将图帕亚（Tupaia）带到船上——他是一位非常了解该地区的牧师。在图帕亚的帮助下他们先是勘察了塔希提以西的大量岛屿，然后又向南一直到了南纬40度附近，但却并未在那里找到任何陆地。随后库克转而向西，按照以前荷兰人的说法，“新的西兰”肯定就在那里。他于1769年10月在今天的小城吉斯伯恩（Gisborne）附近登陆北岛。接下来的6个月，他都花在了为新西兰精心测绘制图上。这时给了他很大帮助的不再是图帕亚的地理知识，而是他的语言能力了。令人意外的是，即便在西南方向4000多公里以外的地方，人们仍能理解塔希提的语言。库克和他的下属对这位有着强烈求知欲同时也非常好斗的新西兰毛利人十分尊敬。这是有道理的：直到19世纪中期，白人在新西兰还会被杀死或者吃掉，因为他们（有的是因为没有意识到，有的则是因为不小心）无视了毛利人的规矩。在新西兰，库克船长直到今天仍是一位知名度非常高而且备受尊敬的人士，因为他将这片土地带入世界地图中，并且对待毛利人十分尊敬。库克*重要的传记作家——约翰·比格尔霍尔（John Beaglehole）就是新西兰人，他也曾出版过库克船长的航海日志。 从新西兰出发，库克一路向西，向着“新荷兰”所在地——后来的澳大利亚行进。荷兰人阿贝尔·塔斯曼（Abel Tasman）在100多年前就已经粗略记录下了它的西海岸（今天珀斯所在的位置）的样子。但对东面却一无所知。库克一路沿着整个东海岸航行，从*南端的塔斯马尼亚到热带地区的约克角。他又一次绘制了地图。与澳大利亚人的接触仍是极其罕见而仓促的。与毛利人相反，他们对与白人贸易不感兴趣。图帕亚的语言能力也出了问题。显然，后来被欧洲人称为“原住民（aborigines）”的这些澳大利亚人与塔希提人和毛利人完全不属于同一个种群。库克以为，他们是比欧洲人更快乐的人，因为他们没有白人终其一生都在追逐的对物品和舒适的需求。他建议将今天悉尼附近的植物湾（Botany Bay）作为英国基地的候选位置。没过20年，这里便建立起一个流放罪犯的殖民地，当时欧洲人刚刚开始占领澳大利亚并对原住民、他们的语言和文化进行大规模灭绝。 大约在植物湾以北2500公里、今天的库克镇（Cooktown）附近，“奋进号”在错综复杂的大堡礁遭到了几乎不可修复的损坏。在完成了必要的修理之后，库克穿越大堡礁将船重新驶回到宽广的洋面，这被公认为是他的航海杰作之一。这时的方向则是家乡：先穿过托雷斯海峡（Torres Strait）到荷兰的一个基地巴达维亚（Batavia）——今天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在这里，库克的大批船员患上了疾病。他们患的疟疾还是痢疾——对此还存在着争议。可以确定的是，少数几个因此而丧生的人当中就包括了来自塔希提的牧师、为库克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图帕亚。从巴达维亚出发，“奋进号”跨越印度洋，在南非*南端的开普敦稍作停留后于1771年7月17日抵达伦敦。 库克船长的第二次航行不再具有天文学目的，而是主要以寻找神秘的南方大陆——“未知的南方大陆”，或者是证实它不存在为目标。库克的“决心号”（Resolution）在1772/73年、1773/74年和1774/75年的12月至3月间在南半球航行了三个夏天，它在南半球尽可能地向远处行驶，*初是在另外一艘船“探险号”（Adventure）的陪同下。它们为远离有人居住的海岸线的漫长航行做好了准备：两艘船共带了45吨的耐贮饼干、近14吨面粉、42.5吨腌制猪牛肉、20吨豆子、10吨小麦、14吨酸菜、4吨咸白菜、整整8.8万升水、超过2.9万升啤酒、7700升朗姆酒和白兰地，还有4700升红酒（只限于船长、军官和科学家饮用）、黄油、奶酪、糖、油、醋、葡萄干、盐等等。新鲜水果和蔬菜在登录时会重新采购，而在漫长的极地航行时就不得不在没有新鲜果蔬的条件下度日了。 前面提到的第二次航行的随行科学家格奥尔格·福斯特在回顾旅程时曾这样描述过其间的辛劳，特别是在南极海域的浮冰之中寻找方向时。 几乎永远都被包裹在浓雾当中；雨、冰雹和雪交杂在一起；尽管是盛夏时分，但空气寒冷到了温度计的冰点；环绕我们的是数不清的冰岛，我们一直处于避之不及的危险当中；每天的饭菜除了腌制食品别无其他，再加上霜冻和湿气，这令我们全身的血流紊乱……总而言之，不适感令我们所有人都产生了对可以身处一个更舒服的环境、老天能够更温和一点儿的*热切的愿望。 在陆地上长大并生活的脑力劳动者福斯特对船员们的能力大为赞叹： 为了保温，他们来来回回地奔跑，直到有工作干。风向如有变化，就要把风帆调整到别的位置，但是如果风力增强的话，就需要收起部分风帆，有时甚至要把其中的几个完全卷起。这种危险的操作看起来非常惊险，至少对所有不习惯看人把生命悬于一线的人来说是这样。一旦风帆的*下端从甲板上松脱并被刮起，风就会在其中呼啸，风帆打在帆骨和桅杆上，整艘船都会跟着震动。水手们立刻没有一丝畏惧地以令人惊叹的灵活矫捷地爬到延伸在外的第二段或第三段桅杆上。在那里，用粗壮缆绳捆绑的帆骨和横杆横跨在船身的上方；一条两头和中间都固定住的晃晃悠悠的缆绳则是胆大妄为的水手站立的地方。六到八个水手敏捷麻利、步伐稳健地在这条缆绳的两边行走，直至横杆的*外端，尽管风将迎风展开的帆大力来回甩动，而且他们脚下的缆绳也不断晃动；尽管船在不断地摇晃，在那么高的地方这种感觉只会比甲板上更强烈。……与此同时，我看到一条很长的横杆一端没入到涌来的海浪当中。站在一根悬挂在桅杆60英尺（17米）处的帆骨一端的水手……每来一个浪都会摇晃着划出一个高五六十英尺（17~20米）的弧形。他一会儿好像被甩入了海里；一会儿又好像触碰到了星星。……值得一提的是，不管是身处阳光灿烂的白天，还是漆黑的夜晚，对他来说肯定都是无所谓的，他能相信的只有自己粗糙的双手的摸索。 在漫无天际的南太平洋的浓雾里，护航船“探险号”在发现之旅的**年走失了。福斯特写道，“决心号”船员哀伤地看到自己 不得不独自继续讨厌的南方之旅，并且不得不重新踏入寒冷天气的危险当中，但却没有了此前唯一的希望——从我们的同伴那里获得救援，如果我们自己的船不幸迷航的话。 三个月后，它们在约好准备在南半球过冬的新西兰的碰头地点重逢。接下来的一年里，两艘船完全断了联系；“探险号”因而比库克的“决心号”提早一年回到了英格兰。 库克利用南半球的冬天在新西兰或塔希提进行必要的维修，让船员休息，并将另外一些岛屿标注到欧洲的太平洋地图上。他在此期间的航行距离十分惊人。1774年3月，库克曾经到了今天属于智利的复活节岛。他随后转而向西，经过马克萨斯群岛（Marquesas）、无论如何都会经过的塔希提、汤加和斐济群岛的西南边缘（当时他并未意识到），来到瓦努阿图群岛。从那里一路向南直到位于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东北1500公里、复活节岛以西8000多公里的新加勒多尼亚。8000公里！这相当于芝加哥到莫斯科的距离了。瓦努阿图和新加勒多尼亚的居民把库克抓了起来。他们在语言和文化上显然与东边距离他们并不是很近的太平洋居民有着明显的差异。而这些观察当中也反映了美拉尼西亚群岛（Melanesien）和波利尼西亚（Polynesien）之间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