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最后的文字:反基督者与被钉十字架者

探寻从“上帝死了”到“上帝还在人世间”之间的路径，乃是本书的主旨。这条路径的重现不仅对我们理解尼采大有助益，而且有助于理解生发于这位诗人和哲学家的文学艺术、哲学和神学方面观点的现代性。他的这些文字，有的是在滔滔雄辩和诗意盎然之间走钢丝，有的是进行实验性写作的文献。实验性写作愈益令作者的存在处于险象环生的境地。他的文字同时也是对任何力图“理解”的读者提出了异乎寻常的挑战。因而，追寻从前一句话到后一句话的路径也意味着对阐释学的可能性与疆界进行一次探索。 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似乎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只是，理所当然的卓见与简单的断语多半是相互排斥的。作者在写下这些语句的几天之后便被送到了精神病院，对于这些语句，显然不可赋予严肃的意义；自我神化属于自大狂的表征。所以，这*后的句子既不可视为哲学的表述，也不可视为神学的表述，而应引起医学界的关注。另一方面，显而易见的是，作者是作为一个绝望的上帝追寻者来宣布“上帝之死”的，差不多在*后一分钟，他还满怀虔敬地打算撤回他那渎神的诽谤。在接近崩溃的迷茫中，他像是那个被钉十字架者；也许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受难的经验和自大狂有着某种联系，在这样的感觉中，作者与被钉十字架者成了一个人。 不用说，对于其他人而言显而易见的是，这（也许像在荷尔德林那里一样）到头来只是场讽刺性的角色模仿的演出。在这场演出中，尼采以其超越一切的言语行为发动其数十年所炼成的狄奥尼索斯的原则精神向着他所憎恨的基督教象征性地进行*后的冲击。自此之后，他以几近疯狂的、肆无忌惮的攻击性将其渎神精神推向极致。在他病染沉疴之前，他已然神志不清，*终丧失了语言能力。 …… 1972 年，雅克·德里达在其名为“马刺”（Éperons）的演说中将尼采晚期的文本和手稿说成是不可辨读的诗学，这已成为此后的后结构主义者接受的标杆。德里达试图在他自己的阅读和写作风格中继续保持这种诗学风格：同样不进行解读，也确实没有进行解读。与此相应的是，他的阅读在长短不一的小说、剧本、片段和新论中间从不划分等级；尼采尚未写完的笔记和草稿也都夹杂、混搭在一起；其中还有伟大的哲学手稿（海德格尔曾据此来阐释尼采），里面也居然有无关紧要的、有头无尾的谜一样的记载。 该说的已经说过，这里无须再加以讨论。令人印象深刻的、各有其结论的材料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这在后结构主义的尼采接受中是经常发生的事。在关涉某个作者某部作品的合法性时，这一断语绝非出自责难的意图，对于阐释学持续不断的、具有启发性的有效性来说，反倒是一种强有力的证据。阐释学具有自我反馈的能力，能对其使用范围进行矫正，并且无可代替。它含蓄地论证了那种反阐释学的、非建设性的流派，并掌控了有关材料。阐释学原本是将尼采文本作为信息、世界观、生活的格言来探寻其明确的意义，而今则为探寻文本本身的内在活力所取代。这些文本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它们出自同一个作者之手，源于同一个作者的题材与论证关系和自我指涉。由此表明，阐释学能够进行根本性的修正这种作者身份从原则上来说，不可再降至完完全全的全知型作者身份（为了文本的丰富多彩与多音性，也不应再加以减缩），这种身份会越来越强烈地提出这样的诉求：“我怎么会写出这么好的书来？” 信件和手稿都是来自1889 年年初的日子，这完全是尼采接近崩溃的关头。它们见证了他的衰竭崩溃，在其疯病发作之时，唯有艺术的、诗意的方法能够控制局面。与其将这些信件贴上疯病的标签还不如中性地说它们是托名的。过早地对这些文本做病理学的诊断，会扼杀多少真知灼见？想象一下，把《偶像的黄昏》抑或《瞧，这个人》贬为他发疯后的书，并且仅将其当作症候记录来阅读，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啊？ 对尼采的探讨在方法上一定要慎之又慎，这既非为了证明尼采在其写作的*后时日里健康状况逐步好转，也不是为了证明他的健康每况愈下，因而对其文本的分析也就到此为止。不要进行这种令人感到阴森的竞赛，有意识地撇开文本产生的背景，而将这些叙事的文法纳入视野。所以，下面的探讨首先有一个方法上可以归类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