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收入与国家构建——为美国国家发展筹资

　　《战争、收入与国家构建：为美国国家发展筹资》：　　大规模常备军的形成、战争中的技术革新和高昂的新军备对于那些统治者来说，意味着他们若想要扩张统治的范围，或是保卫国家免受外敌的入侵，就将面临巨大的收入压力。而那些成功地征集到足够的收入来支付常备军和新式军备支出的国家，也确实达成了这些目标。那些未能筹集到必要收入的国家，则在席卷了早期现代欧洲的这场地缘军事竞争中苦苦挣扎，但*终还是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由于这场持续了数个世纪的竞争，许多封建诸侯国家未能存续到现代。四个世纪以来，欧洲独立国家的数量急剧下降。在1500年，欧洲大约尚有500个诸侯国、独立的城邦国家和无争议的领土；到了1900年，欧洲的国家数量则跌到只有25个左右。在这场达尔文式的竞争中，唯有“能适应”*新军事和财政现实的国家生存了下来。至于其他国家，它们要么从历史的舞台上消失了，要么就被更强大的邻国吞并了。它们是“一场所有国家对所有国家的持久战中的失败者”。　　一个国家能否在新的地缘军事竞争中存续下来并繁荣昌盛，这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个国家在其辖内所能调动的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并把这些资源用于军事的能力。这点对于那些权力比较集中且设置了诸多机构的国家来说，是不难做到的，特别是当这些机构完全是为了军事或为了支持军事而设置的时候。由于行政权力的集中和扩张本身就需要额外的资金支持，此时统治者就会面临更大的收入压力。中世纪的统治者之所以能在土地上活得轻松，凭借的是其在封建制度中的地位，他可以征收封建特权收入和税收。封建诸侯国家的统治者们需要的收入已超过他们凭领主的权力可以征收到的数量，而国家需要的收入就更多了。那么，16-17世纪的国家是如何征到新式昂贵的军备和常备军所需的巨额收入呢？因为在早期现代欧洲，国家本身并不是一个经济实体，它不能产生收入，因此，统治者们只能向本国的人民和社会上的其他组织索取收入，或者从被征服的国家或殖民地那里获得收入。在欧洲，不同的国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原因就在于国家汲取收入的能力各有差异、社会可供汲取的财富各有不同，以及统治者为了军事目的调集社会资源时采取了不同的收入策略。　　封建国家从社会汲取收入的方法不同于中世纪的欧洲国家。中世纪统治者们仰赖于封建制度的收入汲取方式，以供养他们那规模有限的军队。封建的君王就像他下面的领主一样，让领地上的人们进贡、履行兵役，以及仰赖着封建制度中的社会组织和等级制度来收取各种各样的特权收入。一直到都铎王朝时期，封建特权收入仍是英国王室重要的收入来源。与议会授予国王的巨额收入相比，埃尔顿把这样的特权收入称为“王室一项古老的收入”。中世纪统治者的收入主要仰赖于封建制度中的等级制和下级的忠诚，但是对于早期现代欧洲国家来说，它们有庞大的军队，而这些军队可以用来掠夺财富。通常，统治者是使用部署在自己领土之外的军队来掠夺其他国家。在补给线之外，即使是相对庞大的军队也都可以以抢夺来的战利晶为生。在欧洲三十年战争期间，古斯塔夫·阿道夫统领下的瑞典军队就是这样干的。在17世纪，军队以掠夺他国领土的财富为生——尤其是德国那些弱小的封建诸侯国。　　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收入总是来自封建特权收入和掠夺他国，那么也不是长久的安邦之计。士兵们总要回国，而除非应急，掠夺本国人民也不是一个良策。一方面，统治者在本国巧取豪夺总是会招致地主、庄园主、贵族和教士们的反对。另一方面，城市里有钱的商人同样反对政府染指他们的财富，居民也总是抵制政府的征兵。要想征集到收入，需要一些更巧妙的办法。在那些城市人口繁盛和商业繁荣的国家，统治者们逐渐地开始规范他们的收入行为：只对富人、土地和商业活动征税，然后把征到的收入用于军事。面对日益增加的军队开支，法国国王开始向其附庸和国民（包括农民）临时加征各种各样的税。而这些税，其实是根据早在封建时期就已确立的法则、关系和责任向国王上缴收入和承担义务的一种延续。近代法国还有一些重要的收入来源，比如售卖官职、包税制、包关税、房屋租金以及“内部”借贷（向官员借款）。但是，随着军队的日益壮大，即使征收各种封建的税、附加费和其他五花八门的收入，对热衷于军备革新和大兴土木工程的君主来说，这些收入仍然是捉襟见肘。考虑到军队中还雇用了外国士兵，这笔支出更是庞大。因此，这种基于东拼西凑的封建收入制度，根本无力支撑规模庞大的职业常备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