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广西广西优秀传统文化概览

物质文化的历史图谱（摘选） 扶桑树形灯又名九枝灯，出土于贵港罗泊湾汉墓，其主干上端为上细下粗的圆柱形，下端为宝瓶形，底座为覆盘形。主干上分为三层，向外伸出九条长短不一的枝丫，每条枝头各置一只桑叶形灯盘，主干顶端平置一只展翅飞翔的金乌形灯盘。灯的底座、主干、九条枝丫、九只桑叶形灯盘和金乌形灯盘分别铸造，刻有接合记号，通过预制的榫卯套扣，合成一体，不用时可以拆卸分装。 铜凤灯出土于合浦县望牛岭汉墓，其形制极为罕见，该灯为凤鸟形，扁尾下垂，与双足形成三个支脚，以固定灯体。凤凰翘首回望，嘴衔一个喇叭形灯罩，正好罩在鸟身背上的灯盘上方，灯罩可随意转动，以调节亮度。灯点燃时，蜡烛烟灰通过喇叭形灯罩、鸟嘴、鸟颈回流至鸟腹，溶入腹腔贮存的水中，可防止蜡烛烟灰的污染，保持室内空气清新。整个灯体设计巧妙科学，凤凰的头、冠、颈、翅、尾、足轮廓清晰，比例匀称，通体细刻羽毛，精致美观，反映出匠师们丰富的构思能力和高超的铸造技术。 人形吊灯出土于昭平县北陀大平岭东汉墓，由一个捧灯人和一只灯盘组成。捧灯人高鼻、深目、大耳，头戴双旋云纹瓜皮帽，上身裸露，下身着袍。双腿跪坐，双手向前捧住灯盘，盘中心立一乳钉形灯钎，灯盘前侧有一蹄形足，与捧灯人的双膝构成鼎立之势。将灯平置，显得平稳。捧灯人额前、脑后各设一环，与一条活动链相连，链条上端有钩，将其悬挂，成为平稳的吊灯，构思精巧，符合力学平衡原理。 民间信仰与生态意识（摘选） 注重“天人合一”的生态意识 “天人合一”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一个重要观念，强调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直接塑造了传统时代中国人的生态文明观。森林生态系统作为地球上陆地生态系统*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构成了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人们很早就认识到森林不仅具有涵养水源、调节局部地区气候的作用，而且还为人类提供源源不断的木材、柴薪和各种林产品，于是人类既重视利用森林，也注意保护森林，发展出了“斧斤以时入山林”、禁止乱砍滥伐的思想，对关系到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森林更是实行严格的保护政策。在现代林业法实行以前，则是通过竖立护林碑刻或制定乡规民约来保护森林。现代林业法规的制定，是人类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今天我国将生态文明上升到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并列的高度，这是人类追求永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人类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的重要基石。现代文明的重要进展，一方面表现为突破了传统时代耕稼文明至上的局限，强调多种生产文化并存的观点；另一方面，人类作为生物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大气圈、水圈、岩石圈等共同构成了地球生态系统，也与生物圈中的其他物种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因此，人类对生态系统的维护与建设，事关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与文化创造活动。 历史上广西各族人民在对自然的探索中，受到“天人合一”生态文明观和风水观念的影响，很早就形成了不少朴素的生态理念，体现为认识到人类生存发展与生态环境和谐统一的重要性，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维护人居环境、保护和修复生态林的举措。 传统时代的风水观念对村落生态环境的维护起到了重要作用。风水观念的实质是传统时代人们在长期适应自然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追求理想生存环境的思想意识。在对居宅、村寨、城镇、葬地的选择上，将林木茂密视为村落、居宅、坟地环境优美的表现，正如《宅谱迩言》所说：“故乡野居址，树木兴则宅必日旺，树木败则宅必消乏。” 历史上，在广西各族人民保护生态环境的实践中，风水观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了使护林更有效，村民往往通过呈请官府颁布告示、订立乡规民约等方式，增强禁约的权威性和可操作性。特别是对村落后山的风水林，以及井边、路旁、村寨门口和祖坟山场的树木都禁止采伐。同治十年（1871），灌阳县唐氏家族唐懋功、唐开爖等呈请灌阳知县颁布告示，禁止外人对其祖坟山场的盗伐。官府的告示说：“据举人唐懋功、耆民唐开爖等禀称情，举人江口村深坛庙山场一座，安葬祖坟多冢，植长树木，培荫风水，历来封禁，不许外人盗砍、盗葬。近有不法棍徒竟敢入山任意砍伐树木情事，若不禀请赏示严禁，将来被人盗砍、盗葬侵占，所关实非浅鲜，理合禀明，恳请赏示严禁等情到县，自应照准，出示严禁。” 文教发展与家国情怀（摘选） 柳宗元（773—819），河东（今山西运城）人，唐代著名文学家、古文运动领袖之一。贞元九年（793）中进士，历任集贤殿正字、蓝田县尉、监察御史里行（即见习御史）等。永贞元年（805）参与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运动，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元和十年（815），再被贬往柳州担任刺史。当他来到柳州后，即在柳州城头写下《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一诗：“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表达了柳宗元强烈的愤懑和莫名的哀愁。但当他接触到柳州淳朴、困苦的各族人民后，便决心在柳州干一番事业。柳宗元首先下令禁止买卖奴婢，规定奴婢赎身的办法；改变当地人杀牛求神的风俗，保护耕牛；带领人们挖井开荒，发展生产；整修城墙街道，广植路树等。经过三年的努力，柳州呈现出一番新气象：“民业有经，公无负担，流逋四归，乐生兴事。”更重要的是，柳宗元在柳州大力提倡兴学，发展文化教育，当时大量南方士人不远数千里来追随柳宗元学习，所谓“南方为进士者，走数千里从宗元游，经指授者，为文辞皆有法。世号柳柳州”。柳州人也纷纷入学接受教育，使柳州这个荒远之区“一变而为文明之地”。 柳宗元在柳州、桂州撰写了一批诗文，其中《桂州訾家洲亭记》有“桂州多灵山，拔地峭竖，林立四野”之句，郭沫若认为比韩愈《送桂州严大夫》诗句中的“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写得好。819 年柳宗元病逝于柳州，其灵柩虽然送回陕西祖茔，但柳州人民为了纪念他，次年为他修建了衣冠冢，三年后又修建有罗池庙（今柳侯祠），庙内有集韩愈文、柳宗元事、苏轼书于一体的三绝碑。柳宗元以其开化之功赢得了柳州人民的高度爱戴。明人王守仁对柳宗元在柳州施行教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有高度评价，他说：“自是寓游其地，若范祖禹、黄庭坚、孙觌、高颖、刘洪道、胡梦昱辈，皆忠贤刚直之士，后先相继不绝。故柳虽非中土，至其地者率多贤士，是以习与化移，而衣冠文物，蔚然为礼义之邦。” 得山水灵气的传统文学艺术（摘选） 桂林多山，达到了“无地非山，无山而不雁荡”的程度，引来无数文人墨客流连咏叹。宋人黄庭坚在《到桂州》中咏唱道：“桂岭环城如雁荡，平地苍玉忽嶒峨。李成不在郭熙死，奈此百嶂千峰何。”感慨桂山之奇，认为即使著名画家李成、郭熙在世，也难以描绘，何况他们都已不在，就更加无人能画此奇景了。南宋明相李纲和状元张孝祥感叹游了桂林之山，则雁荡山、武夷山已不足称道，它们都得对桂林之山俯首称臣。李纲《桂林道中》写道：“桂林山水久闻风，身世茫然堕此中。日暮碧云浓作朵，春深稚笋翠成丛。仙家多住朱明洞，客梦来游群玉峰。雁荡武夷何足道，千岩元是小玲珑。”张孝祥则对桂林屏风山推崇备至，认为平生所见山水以广西为*，而桂林的二十四洞府又以屏风岩为*。他赞颂道：“平生山水趣，岭海*奇绝。洞府二十四，未厌屐齿折。晚乃游此岩，余地比仆妾。” 具体到桂林各山，又有各自之奇。桂林城中的独秀峰孤峰矗立，形如利剑，直刺云天，历代文人墨客多有题赞。南朝宋颜延之赋诗曰“未若独秀者，峨峨郛邑间”，此为独秀峰得名之始。唐人郑叔齐在《独秀峰新开石室记》中进一步阐释了“独秀”得名的原因：“不借不倚，不骞不崩，临百雉而特立，扶重霄而直上。仙挹石髓，结而为膏。神凿嵌宝，呀而为室。嚣滓可远，幽偏自新。”唐代张固《独秀峰诗》曰：“孤峰不与众山俦，直入青云势未休。会得乾坤融结意，擎天一柱在南州。”此处将独秀峰视为桂林城的地标和象征，感慨宇宙乾坤的造化神功，而独秀峰独自撑起南国的一片天。明代袁崇焕《咏独秀峰》曰：“玉笋瑶簪里，兹山独出群。南天撑一柱，其上有青云。”与张固的吟诵如出一辙。清代著名诗人袁枚《独秀峰》赞美道：“来龙去脉绝无有，突然一峰插南斗。桂林山形奇八九，独秀峰尤冠其首。三百六级登其巅，一城烟火来眼前。青山尚且直如弦，人生孤立何伤焉！”将写景与人生不必感伤孤独的抒情完美融合。 桂林城边、漓江之畔的伏波山自汉代以来便承载着桂林厚重的人文历史，吸引着历代文人竞相歌颂，留下了大量优美的诗篇。宋人刘克庄《伏波岩》赞叹道：“悬崖万仞余，江流绕其趾。仰视不见天，森秀拔地起。中洞既深豁，旁窦皆奇诡。惜哉题识多，苍玉半镵毁。安得巨灵凿，永削崖谷耻。缅怀两伏波，往事可追纪。铜柱戍浪泊，楼船下湟水。时异非一朝，地去亦万里。山头博德庙，今为文渊矣。谓予诗弗信，君请订诸史。”刘克庄不仅感慨于伏波山的峻峭挺拔和通透奇绝，而且联想到汉代两个伏波将军路博德和马援的事迹，赋予伏波山深厚的历史底蕴，打上了中原文化影响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