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盒子:中国古代文人的生存空间

　　《中国盒子：中国古代文人的生存空间》：　　佛教与道家、玄学的靠近有其不谋而合的相通之处，同时，佛教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又不得不向当时占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靠拢，有很多故意迎合的成分。而在这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迎合或融合过程中，儒、释、道的学说传承、认识方法和目的追求各有不同，所以，三者之间相互辩难、攻击、诋毁现象也一直没有消停过。　　其中，佛教与道教的矛盾冲突虽有教义和思想上的分歧，但更多的是由争夺社会地位引发的。从南北朝至五代先后发生过四次较大规模的灭佛运动，佛教中人称之为“三武一宗法难”，其中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灭佛运动，都是与道教争夺统治地位直接相关的。　　而佛教与儒家的冲突，除了显而易见的经济政治之争、利益之争，更有文化优越和思想理论之争。在华夏民族不言自明的传统观念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根深蒂固，而佛教却以宗教团体形式保佑并承诺其信徒，只要按照佛教教义生活就可以摆脱国家控制，这显然冲撞了儒家思想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权力地位。同时，这种宗教权力的扩张又形成了与世俗政权争夺经济权力的局面，如寺庙占地太多、出家僧人太多、政府税收减少、兵卒劳力不足等，这种与世俗权力分庭抗礼的姿态必然引起政治世界的激烈回应。　　在道德层面上，佛教的出世主义、出家制度明显有违儒家的伦理纲常。儒家抨击佛教的出家制度教人剃须发、不娶妻生子、不敬养父母，完全违背了孝道；其出世主义不理民生、不事王事、不敬王者，又完全违背了忠道。　　在理论层面上，早期佛教与儒家的斗争主要集中在神的存灭和因果报应等问题上。佛教认为，人的肉身虽死但神识不灭，自己种下的因，自己承受其果报，有的现世受报，有的来世受报，有的则经过二生三生乃至百生千生才受报。而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则盛行《周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训诫，即祖先积善或积不善，皆由子孙去承受福或祸，而不是由本人承受，所以，当时的儒道学者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形神相即”“形死神灭”等观点。　　隋朝统一中国，由于隋文帝、隋炀帝是佛教的坚定信奉者，佛教空前繁荣。自此，三教论衡开始盛行。　　据记载，隋唐两代“论衡”多在佛、道二教中进行。用汤一介先生的话说，辩论结果，道先或佛先，皆由崇道或崇佛之君主以定先后。然而，君主无论崇道或崇佛，其所行制度都被政治化的儒学思想所指导，所以，“佛道论衡”实即“三教论衡”。　　到了唐代，民间寺庙已经在中土大地四处耸立，朝廷还在国都和地方设置官方寺庙。到玄宗时代，皇帝本人更是亲自出马，分别为儒家经典《孝经》、道教经典《道德经》和佛教经典《金刚经》作注，这一行为本身就可以看作具有象征意义的三教融合。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唐太宗虽给玄奘大师各种礼遇，但当玄奘提出如有僧众不依俗法，请给予教内处罚权的时候，太宗却断然拒绝。唐太宗深知要维持政权的长治久安仍需以儒家为基础，宗教权力对世俗权力的入侵必定造成国家机器的失效；后来，朝廷设“度牒”制度，也就是出家为僧、为道，都必须拿到许可证。这种制度既为宗教群体存在的合法性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也可理解成这是为宗教可能超越世俗权力所设的一种限制手段。因为唐代的僧道不纳赋税，不服徭役，很多逃丁避罪者并集于寺观，如不严加管控，后果不堪设想。　　争论和融合，碰撞和激荡，设限和准入，迂回和借鉴，六百多年中，在儒、道、玄思想的影响下，佛教广泛吸收儒家的中庸思想、道家的自然无为甚至阴阳五行等学说，*终摆脱了繁复难懂的理论纠缠，追求通过禅思或律行以获得心灵拯救和精神自在。至隋唐，佛教完成了形式和理论上的自我调整，达成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协调，形成了一些中国本土特色的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　　总结起来，佛教东传并*终形成极富创造性的中国佛教，既是儒、道思想对佛教开放、接纳的结果，也是佛教或主动或被动地和儒、道思想结合的产物。关于三教融合，有很多段子流传于世，让人啼笑皆非又心领神会。如齐梁间一个叫傅翁的人，出现在梁武帝面前就头戴道冠，身穿袈裟，脚着俗履，让人不知道他是僧是道还是俗人一枚。大家熟悉的“虎溪三笑”的传说，就是文人陶渊明和道士陆修静拜访僧人慧远的故事，可见当时风气的包容性与思想的开放。　　看上去经历了六百多年的相互试探、争斗、借鉴和融合，终于达到三教共处、相安无事的境界了，但时间进入公元819年的正月，一个叫韩愈的文人突然冒了出来，向皇帝递上一篇文章，把佛教骂得狗血淋头。　　这篇文章像一颗石头，砸在了本来波澜不兴的水面，顿时浪花四溅，激活了此时已沦落为装饰性文本和规矩范式的儒家思想，掀开了儒家自我更新和发展的崭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