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口源

“虹口源”之成立：近代中国城市化中的北外滩 王启元 通俗近代史界有句话大意是：“一部近代史，半部是上海”，仿佛这里既是发生历史的场所，又是被叙事的对象。当然，上海城市空间绝非演绎近代史的静止的“容器”或“平台”（此处借用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名言），且自身拥有时空上多重因缘；正是其多元的城市发展脉络，注定了今天上海大都市多彩的精神与空间线索。 城市源点 作为现代城市（modern city）的上海，严格意义上始于五口通商、上海开埠；之前的松沪府县乡保、“东南壮县”的历史，只能算作1843年开始的“近代上海”的前史。上海开埠后的1845年10月，苏松太道的宫慕久与英国首任驻沪领事巴富尔（George Balfour）共同公布了**次《土地章程》，划定上海县城外北郊的租界“外滩”，这里诞生了包括日后英领馆、各大洋行在内的近代建筑群，并由“外滩源”逐渐扩大成日后面积巨大的英租界及公共租界。“重返江南三耶稣会士”之一的南格禄（Claudius Gotteland）则在 1842 年 7 月，于胜明阁老徐光启的葬地附近筹建新式学堂、教堂，把徐家汇建成“（上海县）西乡一大市”（民国《上海乡土志》）。“外滩源”与“徐家汇源”作为城市历史程碑式的空间，今天也已成为上海重要的城市景观。严格意义上，相似的例子不在少数，如法租界发源地的法国领事馆与公馆马路，无疑是法租界外滩的“源点”；而伦敦会经营的“麦家圈”，亦可视作一处独立的城市源点。近代城市多元共生的特质，同样适用于苏州河北岸。今天北外滩发展的浪潮下，曾经城市化进程中重要的拼图：沪北空间，重新得到世人的重视。 明清以来，松江府上海县与北面苏州府嘉定县及所析宝山县，以吴淞江古道“旧江”为界。明代中叶吴淞江潭子湾以东，改走新濬宋家港河段（今市区潭子湾以下的苏州河），“旧江”与苏州河下游至新濬黄浦江间，隔断了一片属上海县的狭长土地，为县二十三及二十五保，两保以虹口港为界。“虹口港”因吴淞旧江泄洪口得名，开埠后，略晚于英国人来华的一些美国人发现虹口港水陆交通便利，可待开发。*初虽然有“美租界”之名，但既未划定界限，也没签订租约，文惠廉牧 师（William Jones Boone，1811—1864） 在虹口*初的经营，竟然处在一种中国特色的“灰色空间”中开始的。真正*终划定美租界区域，要到文惠廉去世前一年 的 1863 年 6 月 25 日， 美 驻 沪 领 事 熙 华 德（George Frederick Seward，1840—1910），与继任上海道台黄芳议定美租界划界章程。同年，美租界与南岸英租界合并 成为“公共租界”。美国圣公会牧师文惠廉不仅是虹口近代化历程中 *重要的人物，还是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奠基人之一；在他 1845 年（清道光二十五年）抵达上海之前的近 10 年间，还曾去过东南亚的荷属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中国的澳门、厦门鼓浪屿多地传教。初到上海的文惠廉先在上海县城内活动，在获得租地权利后，文惠廉来到苏州河以北，建起**座近代建筑：虹口救主堂（Church of Our Savior），及包含住宅、学堂等多重生活设施的传教大院。文惠廉极重视教育，抵沪不久就在上海县城东王家码头附近开办了一所男童学校“大美圣公会学堂”。1851 年（咸丰元年）初到虹口后，文惠廉不仅把男校迁来此处，又在附近创设上海*早女校之一的“文纪女校”，这两所学校后加入著名的圣约翰大学与圣玛丽女校之中。沪北近代城市，正是沿着救主堂为中心的街区向外发展。救主堂北一条东西向马路文监师路（Boone Road，音译为蓬路，今塘沽路），被以文惠廉的名字命名，与教堂同时建成于 1848 年，东起自“虹口路”、后改百老汇路（今大名路），沿着苏州河北一直修到了老闸以西。而堂东南的百老汇路，筑成于十余年后的 1864 年，沿着黄浦江，西达外白渡桥（Garden Bridge of Shanghai）的前身“威尔斯桥”，东至汇山码头附近。这一带很快建起上海*早的码头船厂“老船坞”（Dewsnap Dock），以及上海*早的医馆之一、新式学堂，并出现上海*早的集中领事馆区；中国*早的火车站、*早用上电路灯的街区， 同样出现在文监师路与百老汇路上。19 世纪末虹口的城市化，甚至可以视作整个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缩影；而文惠廉的救主堂所在的空间，无疑是近代虹口乃至沪北的源点，今塘沽路与大名路相交的街区，即为历史与空间上的“虹口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