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治国理念与其文化人格

　　《晏子治国理念与其文化人格》：　　政治立场上，晏子忠于公室，不与任何势力联盟，结党以营私。晏子之忠于公室，和单纯的忠君还有不同，他将国君与社稷联系起来，认为忠君就是忠于国家社稷。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弑庄公，晏子不死、不逃、不归，因为在他看来，“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呢，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君为社稷之君，臣为社稷之臣，才能为了社稷或死或亡，其他的都是国君个人暱爱之人所应该做的。显然，这种把忠君与社稷家国的利益相联系的思想，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突破。正是这种公而忘私，使晏子能够勘破生死，坚持自己的信念，不为外界利害存亡所动摇。崔杼弑庄公后，立景公而自封为相，使庆封为左相，一时之间权势熏天，逼国人盟于太宫，“曰：‘所不与崔、庆者。’晏子仰天叹曰：‘婴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与，有如上帝！’”（同上）稍微低一下头，可能就有无尽的好处，但晏子宁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坚持自己“忠于君、利社稷”的信念，不屑于与崔、庆之流结党营私。崔杼死后，齐国大权掌握在庆封手里。庆封父子想要除掉齐惠公的孙子子雅和子尾，派析归父找到晏子，想要与他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子雅、子尾，晏子婉言谢绝：“婴之众不足用也，知无能谋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而当这些权臣们的争斗危及到公室的时候，晏子总是站在国君这边。鲁昭公十年，陈、鲍两族联合起来攻打栾、高氏。栾、高氏企图挟持景公以帮助自己对付陈、鲍氏，“遂伐虎门。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门之外，四族召之，无所往。其徒曰：‘助陈、鲍乎？’曰：‘何善焉？’‘助栾、高乎？’曰：‘庸愈乎？’‘然则归乎？’曰：‘君伐，焉归？’公召之，而后人”。晏子顾念景公的安危，身穿朝服站在虎门之外，争斗的双方都想拉拢他，他却两不相帮。暂时稳定住局势后，他帮助景公调兵遣将，*终击败了栾、高氏，并将其逐出境外。栾、高氏的家产被陈、鲍瓜分，晏子又劝田桓子把取自栾、高氏的家产全部交给齐景公。所以，晏子忠于公室，并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从社稷国家的立场上，尽力维护国君以整饬国政。　　从《左传》的记载来看，晏子还能识别贤才并能虚心接受别人意见。庆封父子失败后，齐国大权掌握在子雅、子尾手里。鲁昭公二年，晋国韩起出使齐国，子雅、子尾让他们的儿子拜见韩起，韩起断言他们“非保家之主也，不臣”，杨伯峻注：“盖观其言语动作有不顺之心”。老子们的权势正在如日中天，韩起却断定人家的儿子不能保全家族，齐国的大夫们都讥笑韩起。只有晏子相信，并认为韩起是位君子。后来，栾、高氏的家产果然被瓜分。这说明晏子的见识超出齐国的一众大夫们，所以才能不随波逐流，辨识君子之言。正是因为晏子有远超流俗的识见才情，故能一见如故，推心置腹。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国贤公子季札观礼于鲁后，“故遂聘于齐，说晏平仲，谓之曰：‘子速纳邑与政。无邑无政，乃免于难。齐国之政，将有所归，未获所归，难未歇也’”。金钱权势，是为人所追逐无休的，眼前的享受与未来的灾难相比，很多人选择的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季札此言，如果是向一般人说的，恐怕会招致白眼，但晏子就偏偏选择了相信，因为他相信贤人君子的话，“故晏子因陈桓子以纳政与邑，是以免于栾、高之难”。（同上）　　能察纳善言，已属不易，更为难得的是能不拘一格地识人荐贤。《左传》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史记》却弥补了这一缺憾。如晏子既能荐举奴仆身份的越石父、御者，也能向景公推荐“田氏庶孽”的司马穰苴。　　至于思想上如“和而不同”的君臣关系理念、以礼治国、要求国君轻刑省赋修德为民的民本思想、节俭力行的“幅利”观念，等等，由于《晏子春秋》使用的材料与《左传》相同，二者之间没有差别；从人物形象上看，“晏子性格的一些基本特点（如：坚持正义、智慧和朴素等等）”，与《左传》里的晏子也无太大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