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四部曲之四:文学江湖

　　匪谍是怎样做成的一九四九年五月踏上台湾宝岛，七月，澎湖即发生“山东流亡学校烟台联合中学匪谍组织”冤案，那是对我的当头棒喝，也是对所有外省人一个下马威。当年中共席卷大陆，人心浮动，蒋介石自称“我无死所”，国民政府能在台湾立定脚跟，靠两件大案杀开一条血路，一件“二二八”事件慑服了本省人，另一件烟台联合中学冤案慑服了外省人。就这个意义来说，两案可以相提并论。烟台联中冤案尤其使山东人痛苦，历经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进入七十年代，山东人一律“失语”，和本省人之于“二二八”相同。我的弟弟和妹妹都是那“八千子弟”中的一分子，我们也从不忍拿这段历史做谈话的材料。有一位山东籍的小说家对我说过，他几次想把冤案经过写成小说，只是念及“身家性命”无法落笔，“每一次想起来就觉得自己很无耻。”他的心情也是我的心情。编剧家赵琦彬曾是澎湖上岸的流亡学生，他去世后，编剧家张永祥写文章悼念，谈到当年在澎湖被迫入伍，常有同学半夜失踪，“早晨起床时只见鞋子”，那些强迫入伍后不甘心认命的学生，班长半夜把他装进麻袋丢进大海。这是我*早读到的记述。小说家张放也是澎湖留下的活口，他的长篇小说《海兮》以山东流亡学生在澎湖的遭遇为背景，奔放沉痛，“除了人名地名以外都是真的”，意到笔到，我很佩服。然后我读到周绍贤《澎湖冤案始末》，傅维宁《一桩待雪的冤案》，李春序《傅文沉冤待雪读后》，直到《烟台联中师生罹难纪要》，张敏之夫人回忆录《十字架上的校长》，连人名地名都齐备了。可怜往事从头说：内战开打，山东成为战场，国军共军进行“拉锯战”，山东流亡学生两万多人逃出故乡。国军节节溃败，大局土崩瓦解，山东学生一万多人奔到广州。山东省政府主席秦德纯出面交涉，把这些青年交给澎湖防卫司令李振清收容，双方约定，让十六岁以下的孩子继续读书，十七岁以上的孩子受文武合一的教育，天下有事投入战场，天下无事升班升学。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和在台湾澎湖当家做主的陈诚都批准这样安排。一九四九年六月，学生分两批运往澎湖，八所中学师生近八千人登轮，八校合推烟台联中校长张敏之为总代表。七月十三日，澎湖防卫司令部违反约定，把年满十六岁的学生连同年龄未满十六岁但身高合乎“标准”的学生，一律编入步兵团。学生举手呼喊“要读书不要当兵”，士兵上前举起刺刀刺伤了两人，司令台前一片鲜血；另有士兵开枪射击，几个学生当场中弹。三十年后，我读到当年一位流亡学生的追述，他说枪声响起时，广场中几千学生对着国旗跪下来。这位作者使用“汴桥”作笔名，使我想起“汴水流，泗水流，……恨到归时方始休！”可怜的孩子，他们舍死忘生追赶这面国旗，国旗只是身不由己的一块布。编兵一幕，澎湖防守司令李振清站在司令台上监督进行。流亡学校的总代表张敏之当面抗争，李振清怒斥他要鼓动学生造反。李振清虽然是个大老粗，到底行军打仗升到将军，总学会了几手兵不厌诈，他居然对学生说：“你们都是我花钱买来当兵的！一个兵三块银元！”他这句话本来想分化学生和校长的关系，殊不知把张敏之校长逼上十字架，当时学生六神无主，容易轻信谣言，这就是群众的弱点，英雄的悲哀。自来操纵群众玩弄群众的人，才可以得到现实利益！为他们真诚服务却要忧谗畏讥。张敏之是个烈士，“烈士殉名”，他为了证明人格清白，粉身碎骨都不顾，只有与李振清公开决裂，决裂到底。张敏之身陷澎湖，托人带信给台北的秦德纯，揭发澎湖防卫司令部违反约定。咳，张校长虽然与中共斗争多年，竟不知道如何隐藏夹带一封密函，带信使者在澎湖码头上船的时候，卫兵从他口袋里搜出信来，没收了。张敏之又派烟台联合中学的另一位校长邹鉴到台北求救，邹校长虽然也有与中共斗争的经验，沿途竟没有和“假想敌”捉迷藏，车到台中就被捕了。*后，张敏之以他惊人的毅力，促使山东省政府派大员视察流亡学生安置的情形，教育厅长徐轶千是个好样的，他“胆敢”会同教育部人士来到澎湖。李振清矢口否认强迫未成年的学生入伍，徐厅长请李振清集合编入军伍的学生见面，李无法拒绝，但是他的部下把大部分幼年兵带到海边拾贝壳。徐轶千告诉参加大集合的学生，“凡是年龄未满十六岁的学生站出来，回到学校去读书！”队伍中虽然还有幼年兵，谁也不敢出头乱动。张敏之动了感情，他问学生：你们不是哭着喊着要读书吗？现在为什么不站出来？徐厅长在这里，教育部的长官也在这里，你们怕什么？这是你们*后的机会，你们错过了这个机会，再也没有下一次了！行列中有十几个孩子受到鼓励，这才冒险出列。李振清的谎言拆穿了。后来办案人员对张敏之罗织罪名，把这件事说成煽动学生意图制造暴乱，张校长有一把折扇，他在扇上亲笔题字，写的是“穷则独扇其身，达则兼扇天下”，这两句题词也成了“煽动”的证据。徐轶千对张敏之说：“救出来一个算一个，事已至此，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澎湖防卫司令部认为此事难以善了，于是着手“做案”，这个“做”字是肃谍专家的内部术语，他们常说某一个案子“做”得漂亮，某一个案子没有“做”好。做案如做文章，先要立意，那就是烟台联中有一个庞大的匪谍组织，鼓动山东流亡学生破坏建军。立意之后搜集材料，搜集材料由下层着手，下层人员容易屈服。那时候办“匪谍”大案都是自下而上，一层一层株连。做案如作文，有了材料便要布局。办案人员逮捕了一百多个学生（有数字说涉案师生共一百零五人），疲劳审问，从中选出可用的讯息，使这些讯息发酵、变质、走样，成为情节。办案人员锁定其中五个学生，按照各人的才能、仪表、性格，强迫他们分担角色，那作文成绩优良的，负责为中共作文字宣传；那强壮率直的，参与中共指挥的暴动；那文弱的，首先觉悟悔改自动招供，于是这五个学生都成了烟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分团长，他们的供词就成了其他学生成为匪谍的证明。每一个分团当然都有团员，五个分团长自己思量谁可以做他的团员，如果实在想不出来，办案人员手中有“情报资料”，可以提供名单，证据呢，那时办“匪谍”，只要有人在办案人员写好的供词上盖下指纹，就是铁证如山。这么大的一个组织，单凭五个中学生当然玩不转，他们必然有领导，于是张敏之成了中共胶东区执行委员，邹鉴成了中共烟台区市党部委员兼烟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主任。办案人员何以能够心想事成呢？惟一的法术是酷刑，所以审判“匪谍”一定要用军事法庭秘密进行。澎湖军方办案人员花了四十天工夫，使用九种酷刑，像神创造天地一样，他说要有什么就有了什么。*后全案移送台北保安司令部，判定两位校长（张敏之、邹鉴）五名学生（刘永祥、张世能、谭茂基、明同乐、王光耀）共同意图以非法方式颠覆政府，各处死刑及褫夺公权终身。时为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张敏之四十三岁，邹鉴三十八岁。同案还有六十多名学生押回澎湖，当局以“新生队”名义管训，这些学生每人拿着一张油印的誓词照本宣读，声明脱离他从未加入过的中共组织，宣誓仪式拍成新闻片，全省各大戏院放映，一生在矮檐下低头。当时保安司令是陈诚，副司令是彭孟缉。那时候，军营是一个特殊的社会，五千多名入伍的学生从此与世隔绝。还有两千四百多名学生（女生和十六岁以下的孩子），李振清总算为他们成立了一所子弟学校，继续施教，我的弟弟和妹妹幸在其中。下一步，教育部在台中员林成立实验中学，使这些学生离开澎湖。我是后知后觉，六十年代才零零碎碎拼凑出整个案情。我也曾是流亡学生，高堂老母寿终时不知我流落何处，我常常思念澎湖这一群流亡学生的生死祸福，如同亲身感受。有一天我忽然触类旁通，“烟台联中匪谍案”不是司法产品，它是艺术产品，所有的材料都是“真”的，这些材料结构而成的东西却是“假”的，因为“假”，所以能达到邪恶的目的，因为“真”，所以“读者”坠入其中不觉得假。狱成三年之后，江苏籍的“国大代表”谈明华先生有机会面见蒋介石总统，他义薄云天，代替他所了解、所佩服的张敏之申冤，蒋派张公度调查，张公度调阅案卷，结论是一切合法，没有破绽！酷刑之下，人人甘愿配合办案人员的构想，给自己捏造一个身份，这些人再互相证明对方的身份，有了身份自然有行为，各人再捏造行为，并互相证明别人的行为，彼此交错缠绕形成紧密的结构，这个结构有内在的逻辑，互补互依，自给自足。今天谈论当年的“白色恐怖”应该分成两个层次：有人真的触犯了当时的禁令和法律，虽然那禁令法律是不民主不正当的，当时执法者和他们的上司还可以采取“纯法律观点”原谅自己；另外一个层次，像张敏之和邹鉴，他们并未触法（即使是恶法！），他们是教育家，为国家教育保护下一代，他们是国民党党员，尽力实现党的理想，那些国民政府的大员、国民党的权要，居然把这样的人杀了！虽有家属的申诉状，山东大老裴鸣宇的辨冤书，监察委员崔唯吾的保证书，一概置之不顾，他对自己的良心和子孙如何交代？我一直不能理解。难道他们是把这样的案子当做艺术品来欣赏？艺术欣赏的态度是不求甚解，别有会心，批准死刑犹如在节目单上圈选一个戏码，完全没有“绕室彷徨、掷笔三叹”的必要。多年以后，我偶然结识一个从火烧岛放出来的受难者，从他手中看见军法机关发给他的文书，他的姓名性别年龄位置之下，赫然有一个项目是“罪名”，并不是“罪行”！罪名罪名，他犯的罪仅是一个名词而已！实在太“幽默”了。可怜往事从头说：那时逃到台湾的“外省人”，多半因追随国民党，与中共有长年对抗的经验，多半反对国共合作、国共和谈，多半对国民党的党务和政绩有一肚子批评责难，他们甚至怀疑“领袖”是否英明。这些人来到台湾以忠贞自命，以反共先知自傲，烟台联中冤案重挫这些外省人的气焰，他们从此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俯首贴耳。流亡学校的校长和教师受审时，也曾慷慨陈述自己对“党国”的贡献表明心迹，办案人员反问：像程潜和张治中那样的党国元老都投共了，你这一点前程算什么？据说，办案人员指着被告站立的地方告诉他们，全国只有一个人不会站在这里。（除了“*高领袖”以外，人人都可能因叛党叛国受审。）那时土崩瓦解，众叛亲离，他们已完全失去信心。如果他们当时以杀人为策略，真相大白、局势大好时应该接着以平反为策略，他们又没有这般魄力智慧，坚决拒绝还受害人清白。说到平反，冤案发生时，山东省主席秦德纯贵为“国防部次长”，邹鉴的亲戚张厉生是国民党中枢大老，都不敢出面过问，保安司令部“*后审判”时，同意两位山东籍的“立法委员”听审观察，两“立委”不敢出席。人人都怕那个“自下而上”的办案方式，军法当局可以运用这个方式“祸延”任何跟他作对的人。独有一位老先生裴鸣宇，他是山东籍“国大代表”，曾经是山东省参议会的议长，他老人家始终奔走陈情，提出二十六项对被告有利的证据，指出判决书十四项错误，虽然案子还是这样判定了，还是执行了，还是多亏裴老的努力留下重要的文献，使天下后世知道冤案之所以为冤，也给*后迟来作平反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裴老是山东的好父老，孙中山先生的好信徒。本案“平反”，已是四十七年以后，多蒙新一代“立委”高惠宇、葛雨琴接过正义火炬，更难得民进党“立委”谢聪敏、范巽绿慷慨参与，谢委员以致力为“二二八”受害人争公道受人景仰，胸襟广阔，推己及人。在这几位“立委”以前，也曾有侠肝义胆多次努力，得到的答复是：“为国家留些颜面！”这句话表示他们承认当年暗无天日，仍然没有勇气面对光明。只为国家留颜面，不为国家留心肝，所谓国家颜面成了无情的面具，如果用这块面具做挡箭牌，一任其伤痕累累，正好应了什么人说的一句话：爱国是政治无赖汉*后的堡垒。反共文学观潮记五十年代，台湾兴起“反共文学”，那时我拿不动这样大的题材，没有作品，只有心情。一九四九年五月，国军失上海，我随军撤到台北。六月失青岛，八月失福州，美国发表白皮书，声明放弃台湾。九月失平潭岛，十月失广州，失厦门，逼近台湾门户。共军乘胜攻金门，国军大捷，仍然震撼台湾人心。就在这几个月，小诸葛白崇禧、反共长城胡宗南节节败退，华中、西北、西南尽失。十二月，国民政府迁台北，双方中间仅隔一道大约九十英里宽的海峡。中共反复宣告将革命进行到底，文宣用词竟使用血洗台湾。逃难来台的人喘息未定，顿觉呼吸急促。民国以来，直系、奉系、皖系、什么系轮流收税，人民社会组织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价值标准不变，老百姓容易适应。共产党的革命别有大志，他们要“天翻地覆”，解放不是寻常改朝换代，中国人从未有过那样彻底的境况。可是外面的人对里面的情况一无所知，仍然当做“城头变幻大王旗”看待，一九四九年的台湾正是如此，八百万居民面临巨变，他们心理上毫无准备。这年年底，台北《民族报》聘请孙陵主编副刊，“孙大炮”出语惊人，他以痛快淋漓的口吻痛斥当时的文风，共军咄咄逼近，台湾已成前线，作家委靡不振，副刊只知消闲。那时女作家的情感小品一枝独秀，抒写一门之内的身边琐事，小喜小悲，温柔婉转，小花小草，怡然自得。孙指责她们的作品脱离现实，比拟为歌曲中的靡靡之音。当时文坛传言，一位著名的女作家读了孙陵的文章，很受刺激，孙陵曾当面道歉，但是道歉之后，炮声依然隆隆不绝。冯放民（凤兮）也在此时接编《新生报》副刊，他开门见山要求作家写战斗性的作品，他的主张比蒋介石总统的“战斗文学”早了好几年。当时副刊注重趣味，凤兮强调战斗，如果鱼熊不能兼得，为了战斗宁可牺牲趣味。许多“外省流亡作家”对他的说法翕然同意，存亡是火烧眉毛，“趣味”又算什么！多年后凤兮谈起此事，他说他跟孙陵并没有事先商量过，他们各行其是，不谋而合。他说那时中央政府瘫痪，中央党部空转，达官贵人哪里顾得了文学？再说《新生报》由省政府经营，《民族报》由报人自己经营，中央若要发动什么，怎会他们出头叫喊、党营的媒体反而沉默观望？凤兮说，当时副刊稿源枯竭，没有生气，他看准大陆流亡来台的作家都有强烈的动机写作，可以使副刊活起来。从事文艺批评文艺创作的人应该知道“心的伤害”，知道“无沙不成珠”、“鲜血变墨水”，知道“骨鲠在喉”、“行其所不得不行”，那些由国共内战的炮火下逃出来的作家，并不需要高压逼迫才勉强表现他们的亲身经验。有些文化人逃到台湾，谨守本业，深居简出，远避政治气味，以备中共解放台湾以后给一线生存空间，国民党对这些人听其自然。也有人认为逃到台湾来就是大罪，索性破罐子破摔，即使绝望亦不可束手待毙，国民党百事俱废，对这些人也无暇一顾。惟一的安慰鼓励是这些作家促膝长谈。刘珍说：“就算是杀一只鸡，它也要挣命。”那时王聿均还没进“中央研究院”做学者，他是文学评论家，主编《公论报》副刊，主动支持反共文学，他说：“我现在的心情是正在服兵役。”小说家杨念慈说，台湾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我们一定要把外面的情况告诉他们，如果不写不说，太对不起台湾人。小说家田原说，我们在经历浩劫巨变之后，发现中共的“宣传如此迷人而事实如此骇人”，来台后却不肯向台湾人一一道破，将来台湾人会怎样批评我们？流亡作家渴望诉说，他们以为本土生民应该聆听。那是斯大林时代，西伯利亚海滨有一个劳动营，万名在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流放来此，用简陋的工具开发森林，食物不足，医药缺乏，工作十分劳苦，每天有许多人死亡，也不断有大批新人补充。在那样的环境之中，有人趁着伐树的机会剥掉树皮，在树干上写字，写他们原是什么样的人，现在有什么样的遭遇，没有笔墨，大家捐出鲜血。写好之后，他们把树干丢进大海，让海浪带走，希望外面的人能看到他们的控诉，能知道斯大林究竟在做什么。当时有些大陆流亡作家的心情仿佛如此。一九五○年三月，蒋公于“引退”一年零一个月之后宣布复职，“国王的人马”各就各位，动用一切力量巩固台湾，抗拒中共扩张，文艺成为其中一个项目。且从我自己切身的事说起吧。有一天，我接到《中央日报》以“副刊编者作者联谊会”的名义发来的信，约我到中山堂参加联谊，今考其时为一九五○年三月二十四日。我那时未改下级军官的生活习惯，提前十分钟到场，场中只有一个接待人员站在门内，西装整齐，和蔼可亲，后来知道他就是中央副刊的耿修业主编。他引我入内，平伸手掌，示意我就座，我那时毫无社会经验，完全不知道会场的席次怎样排列，也不知道耿老编很客气，他指的是上座，结果我坐在张道藩旁边，中间只隔一个人。他们真是宽宏大量，后来没有因此怪罪我。联谊会并无轻松的联谊活动，反而很严肃地通过成立全国性的文艺团体，那天出席的编者作者都是发起人。可想而知，当时文坛大人物该到的都到了，我一个也不认得，只在报上见过张道藩的照片。我对别人留下的印象也很少，只记得坐在我和道公中间的人是个麻脸胖子，他用寒暄的语气轻声问我：“你是哪个单位的？”后来知道他是陈纪滢。只记得有个大汉起立发言，个子大声音也大，他谈文艺运动的领导，主张“我们还是自己领导自己吧！”惹得张道公立刻声明，他不在未来的全国性文艺团体中接受任何名义，但保证全力支持。后来知道大汉是小说作家穆中南，他后来创办《文坛》月刊。紧接着出现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和中国文艺协会，张道藩是两会的主持人，一连串工作展开，征求反共文学、反共歌曲、反共剧本，补助这些作品的出版、演唱和演出。后来了解，国民党的文艺运动者*重视戏剧，剧场集中观众，有组织作用。其次是长篇小说，作家一面发展故事，一面大量描述现实细节，有记录功能。长篇写作费时，短篇先行登场，爱听故事是人类天性。当时反共文艺活动，对戏剧的投资多，对小说少，今天对反共文艺的检讨责难，却是对戏剧少，对小说多。鼓励作家写小说，你得有园地供他发表，文奖会特地创办了一个月刊。那时已有好几家文学期刊，作家办杂志，长于编辑，拙于发行，内容很好，可是如何送到读者手中？主持反共文艺运动的人看上了报纸副刊这辆顺风车，报纸的销数超过文学期刊几十倍，反共文学上副刊，真叫做不胫而走。早期反共文学的质量都不高，给人的感觉却是声势浩大，可以说是副刊的功劳。以后现代文学除旧布新，乡土文学拉风造势，也都多亏了副刊加持。报纸副刊对台湾文学的发展，影响难以估计。事后了解，当时倡导反共文学，用“千金市骨”之计，国王爱马，以千金买千里马的遗骨，于是四方争献宝驹上驷。提倡反共的文学作品（或者说，按照党部的规格提倡反共的文学作品），先求“有”，再求“好”。推出反共的文学作品，用“集体暗示法”。副刊文章本以短小为宜，现在打破惯例，整个版面刊登一篇长文，抢眼注目，然后一连几天刊出文学评论或读后感来称赞它，类似和声回音。这样做，预期给读者大众这样的感觉：排场声势如此，作品岂能等闲？国民党对于拒绝响应反共文学的作家并没有包围劝说，没有打压排斥，他只是不予奖励，任凭生灭。那年代，只有作家因“写出反共作品”受到调查（因为他反共的“规格”与官方的制定不合，或分寸火候拿捏不准），并无作家因“没有反共作品”而遭约谈。那时“中国广播公司”刻意发展广播剧，姚加凌写了一个反共的剧本，演出中共公审大会的“虚伪残酷”，惹了一阵子麻烦。自此以后，“中广”的广播剧尽量避免再用这样的题材，赵之诚专写市井小民贪嗔爱痴，二十年天相吉人。国民党毕竟“封建”，“仕”还是“隐”？庙堂还是江湖？你的进退出处可以自由选择，当然，除了“造反”。后来的人有一个印象，反共文学垄断了所有的发表园地。其实以张道公之尊，挟党中央之命，各方面的配合仍然有限。《中央日报》号称国民党的机关报，它的副刊“正正经经的文章，简简单单的线条，干干净净的版面”，数十年后，小说家孟丝还形容它“清新可人”。它冷静矜持，从未参与“集体暗示”。陈纪滢是“立法委员”，《中央日报》董事，中国文协实际负责人，他推介一篇书评给中央副刊，耿老编照样退回。萧铁先编《扫荡报》副刊，后编《公论报》副刊，完全置身事外。一九五三年《联合报》发刊，正值文奖会作业高潮，联合副刊登过张道藩、王集丛的论文，取精而不用宏，姿态甚高。一九五五年《征信新闻》（《中国时报》的前身）增加文学副刊，聘徐蔚忱主编，余社长指示“不涉及政治”，等因奉此，徐老编避免反共文学，和他在中华副刊主编任内判若两人。尤其是一九五四年，张道藩完成《三民主义文艺论》长稿，发表之前连开两天座谈会，征求意见。他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立法院长”，“中国广播公司”前任董事长，现任常务董事，座谈地点借用“中国广播公司”新公园大发音室，论文发表后，“中广”也没制作一个节目踵事增华。据我回忆，当时对反共文学积极捧场的副刊有三家：民族，新生，中华。文奖会也只能每月选出一两篇样板展示一下，三家副刊大部分时间保持常态，文章可能与反共有关，也可能与反共无关。女作家的“身边琐事”依然热门，撤退来台的“六十万大军”，戍守外岛海岸山地农村，大部分没有家庭生活，爱看她们的小孩小狗小猫，编织白日梦。美国杂志《真实罗曼史》和《读者文摘》的故事，大家抢译抢登。不久，《民族报》副刊主编孙陵与报社当局意见不合辞职，“孙大炮”未能轰垮敌垒，他自己先弹尽援绝了！《民族报》副刊的编辑方针与反共文学运动脱钩。再看那几部主要的“反共小说”：陈纪滢的《荻村传》在《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表，《华夏八年》在《香港时报》发表，杨念慈的《废园旧事》在《文坛》月刊发表，王蓝的《蓝与黑》在《妇女杂志》发表，司马桑敦的《野马传》在香港发表，姜贵的《旋风》（原名《今梼杌传》）由作者直接自费出版。至于张爱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恋》，更是由美国新闻处一手安排。这些小说都没有“占用”台北各报副刊的篇幅。若论文学期刊，那时政治部创办的《军中文艺》，中国青年写作协会创办的《幼狮文艺》，张道藩不能影响。师范等人主编的《野风》，崇尚纯文学；平鑫涛主编的《皇冠》，初期偏重综合性商业性；藩垒主编的《宝岛文艺》，程大城主编的《半月文艺》，都有自己的理念。孙陵主编《火炬》，高举反共文学的大旗，奈何寿命太短。想来想去，穆中南在一九五二年创办的《文坛》投入*多，时间也*长久。一九五○年三月，国民党成立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简称文奖会），张道藩主持，可以算是“五十年代反共文学”时期之始，可是“反共文学时期”并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那么漫长。一九五五年发生了一件事。这年五月，舞蹈团体得到文奖会赞助，举办民族舞蹈竞赛，场地借用台北市三军球场，位置正对“总统府”大门。有人检举，得奖的表演节目中有苏联作品，不得了！那时正值所谓“白色恐怖”的盛年，你在文章里引用马克思一句话都是大罪，怎有文艺运动的领导人，大模大样在“总统府”门前，眼睁睁看他演出苏联舞蹈，而且还出力出钱支持！张道藩立刻向中央党部提出辞呈，并推举陈雪屏接手，陈雪屏也立刻表示不干。据说所谓苏联作品，实际上是新疆少数民族的舞蹈。新疆和苏俄接壤，文化交流频繁，也许受了些影响，可是这种事哪里说得清楚！张道公只有辞职表示负责。他是向蒋公辞职次数*多的人，他效忠领袖，但是不能厚结领袖左右以自固，他只有不断辞职测验领袖对他的信任，测验他可以工作到何种程度。依惯例，辞职就是辞职，等上面要你推荐继任人选，你才可以多说两句。张道藩迫不及待提出陈雪屏，据说是防范有人见缝插针，他心中有假想敌。蒋氏对他的辞呈既没有批准，也没有召见慰留。事不可为，但是也不能撒手，“文奖会”这辆车进入牛步前行寻找车位的状态。拖到第二年七月，“文奖会”停办，十二月正式结束，象征“党部挂帅”的时代逝去，政治意义上的“五十年代反共文学”，事实上恐怕是到此为止。一九五五年一月，老总统金口玉言交下“战斗文学”，文坛的响应只有理论和方案，没有样板作品。再过几年，沈昌焕担任中央党部第四组主任，曾经提倡“爱国文学”，文艺界并无回声。现在有人认为国民党对文艺“由明白的操控转为暗中操控”，我总觉得国民党放弃了推动反共文学成为主流的野心，反共文学失去政治专宠，成为“一般”文学作品的一个门类。凤兮说，社会变了，战斗文学是缘木求鱼。党部挂帅的反共文学究竟有没有成就？应该有。遥想五十年代，因为内战，中国大陆的文学创作停顿了，因为废止日语，台湾的文学创作中断了。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反共文学延续创作行为，填补空隙，承先启后。往远处看，它替后世作家保存了许多特殊的素材。王蓝的《蓝与黑》、杨念慈的《黑牛与白蛇》、田原的《古道斜阳》《松花江畔》，能够拍电影，拍电视剧，能够在三十年后“市场挂帅”的时代依然上市；潘人木的《莲漪表妹》也重新发行，一九九六年，香港《亚洲周刊》邀请两岸三地的专家学者评选“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王蓝的《蓝与黑》上榜，反共文学也有它的生命。我没有忘记，反共文学传达的讯息，台湾作家并不喜欢，但是文学的学习观摩者应该可以把内容和形式分别对待。那时中国三十年代的新文学作品列为禁书，本省作家无可取法，反共也许讨厌，文学技巧尤其是语言，那是天下公器。那时台湾的同行们正在勤奋锻炼中文，吴若的舞台剧本，钟雷的朗诵诗，凤兮的杂文，田原、陈纪滢的小说，反共成色十足，语言的成色也十足，虚心学习的人可以各取所需，王蓝、杨念慈、朱西宁、司马中原的叙述方式，也足以开扩视野，助长文章气势。今天史家和文评家检视当年的反共文学，肯定了一些作品，这些创作大都和“文奖会”的运作无关。后来了解，国民党中央察觉反共文学将如海潮汹涌，惟恐泛滥为患，特地以奖励的方式导入河道，否则反共文学可能演变成对国民党失去大陆的检讨批判。试看陈纪滢在他的《贾云儿前传》里，暴露了特务机构罗织无辜，王蓝在他的《蓝与黑》里，记述了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接收沦陷区的恶行，反共报人龚德柏演讲，痛陈蒋介石在内战中犯了战略错误，稍后王健民出版《中国共产党史稿》，分析中共何以能取得政权，指出国民党失国的种种原因，毫不留情。《野马传》更是借着女主角绝望中的悲愤作出这样的结论：共产党，国民党，都是坏蛋，没一个好东西！国民党的防堵确有“先见之明”。另一个可能是，文学作品的多义和暧昧反而有助于“为匪宣传”，反共文学发生的效果应该符合预期，没有偏差。口号是*不容易误解的东西，所以有些反共文学不惜流为口号化。这就是为什么台湾对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匈牙利小说家凯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也有人译作《狱中记》）、张爱玲的《秧歌》都不喜欢，无奈那是美国新闻处推广的冷战文宣，党部无可奈何。台湾域内的作家冷暖自知。姜贵告诉我，他在台湾的坎坷，大半因为他写了《旋风》。陈纪滢的《贾云儿前传》，王蓝的《蓝与黑》，也都有忧谗畏讥的经验。司马桑敦的《野马传》在香港发表出版，党部鞭长莫及。一九六七年，台湾已是百家争鸣，《野马传》修正了，台湾出版，还是遭到查禁。即使到了七十年代，《中国时报》发表陈若曦的《尹县长》，仍然引起一片惊惶。“文奖会”看重长篇小说，那时小说以创造人物为首要，反共小说里的中共干部是什么样的角色？事关对中共的认识和研究。那时党内党外都跟研究中共问题叫“总裁心理学”，研究者要揣摩他老先生的想法找材料下结论，反共小说（还有戏剧）也成了“总裁心理学”的一个章节。中国共产党兴起，并非因为中华民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有重大缺陷，而是因为“西风东渐，俄式邪说输入，国民道德堕落，无赖无耻的人受煽动蛊惑成为暴民”。这就大大窄化了题材也降低了境界。那年代半个世界（也许该说大半个世界）都在反共，东西对抗，称为“冷战”。反共并非国民党一家之言，但是台湾早期的反共文学却是国民党闭门造车。当年“文奖会”的真正任务，乃是对反共文学寓禁制于奖励，这就难怪“反共文学”总是感情太多、才情太少，纪实太多、暗喻太少，素材太多、形式美太少。中国大陆的文学理论家黎湘萍指出，那些反共文学“把小说当做历史写”，说得含蓄，也说得中肯。“国家不幸诗家幸”，时代对作家甚厚，作家对时代的回报甚薄，“百样飘零只助才”，无奈“一代正宗才力薄”！他们“我志未酬人亦苦”，他们尽了力。我那时不懂事。有一天接到中国文艺协会的通知，约我去参加座谈会，座谈的主题是反共文学。那时文协在水源路，我如时前往，座上只有陈纪滢、王蓝两位常务理事，穆中南和梁又铭两位理事，再无其他会众，我心中纳闷，这怎么能算是座谈会？坐定之后，陈纪老客客气气请我发言。我那时不懂事，居然以为有了一吐为快的机会。我说我认为*好的反共小说有三部，姜贵的《旋风》，司马桑敦的《野马传》，张爱玲的《秧歌》，可是这三部小说都没有受到文坛注意，我很怀疑台湾究竟是不是一个提倡反共文学的地方。举座默然无声，良久，我自己觉得没趣，告辞回家。后来知道，他们本想找我主导一个写作小组，为他们写的反共小说作些宣传，他们预料可以听到我称赞他们的作品，顺势把工作计划提出来，奈何我那时不懂事，话不投机，计划只好胎死腹中。反共文学对我的学习有帮助吗？有，那时他们任何人都写得比我好，我有什么理由藐视他们？看过反共文学的大潮，我体会到艺术和宣传的分别，上了必修的一课。辛克莱说“一切艺术都是宣传”，我以前信服这句话，因反共文学而了解这句话，能够准确地解释它。党部挂帅也教我知道如何掌握主题，予以放大、延伸和变奏。反共文学完了吗？九十年代我在纽约，一位观察家告诉我，反共的人共有五类：有仇的，有病的，有理想的，有野心的，和莫名其妙的。这是真知灼见。我想反共是这五种人的组合互动，可能一个有病的排斥一个有理想的，可能一个有仇的指挥一个有病的，也可能一个有野心的出卖一个莫名其妙的。高踞他们之上，有一位总指挥，他可能有仇、有病、有理想，也有野心，即使姜贵和张爱玲也都未能写全写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