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佛教文学史(精)--孙昌武文集

　　《中华佛教文学史（孙昌武文集）》：　　诗僧在这一时期出现于“江左”，有其社会和教团内部的具体条件。“安史”动乱，中原凋敝，江左基本保持安定，乱后更成为中原财赋仰赖之地。从而那里的经济、文化得以发展，有大批文人聚集。有些人是为了躲避战乱而流寓；另一些人则把那里当作营生或栖身之地；再是由于朝廷倚重江左财赋，多派遣有政能文才的能臣干吏出任地方官，他们之中不少人结纳文士，倡导诗文，等等。仅从代、德、顺、宪、穆、敬、文七朝被称为“中唐”的近八十年（763-840）看，在江左各州任刺史的著名文人即有（按到任时间先后为序）李栖筠、颜真卿、独孤及、韦应物、韦夏卿、孟简、钱徽、李德裕、白居易、元稹、韩泰、刘禹锡、李绅、杨虞卿、姚合、李宗闵等。其中李德裕任浙西观察史，刺史是兼职。至于没有在江左任职而活动在那里的文人则更多。有关上述诸人更有两点值得提出。一是他们中有些人在任职江左时有意识地提倡文艺。如颜真卿在湖州，广聚“三教”能文之士，编辑大型辞书<>　　就佛教僧团自身情况而论，当时禅宗正发展到极盛阶段，而江左则是禅宗的重要中心。禅宗把繁难的修持简化为自心体悟功夫，从而破除繁琐戒律的束缚，并进一步打破僧、俗界限。禅师们离开僧院，走向社会，出现了孝僧、艺僧等畸形人物。而更开放的禅门也有可能吸纳更多文人。这都使得禅门内部形成更兴盛的写诗作文的风气。有的文人曾出家为僧，如钱锺书提到的贾岛法名无本，周朴法名清塞；而有文化的僧人则出入官场、文坛，甚至专门以诗文写作为务。特别是宗门大兴创作禅偈之风，更对推动诗歌创作起了巨大作用。　　江东禅宗的牛头一系对于发展丛林的诗歌创作传统起了一定作用。当初五祖弘忍弟子江宁法持传禅法于江东，经牛头智威到牛头慧忠、鹤林玄素、径山道钦，臻于极盛。牛头宗宗义的核心是“无心”、“绝观”，显然较多接受了老、庄和玄学的内容，并与江东的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牛头慧忠（638-769）居牛头山，“州牧明贤，频诣山礼谒，再请至郡，施化道俗。天宝（742-756）初年，始出止庄严”①。庄严寺是金陵南朝旧寺。他著有《见性序》和《行路难》，精旨妙密，盛传于世。《见性序》已佚；《行路难》疑即今传署名傅大士的《行路难》。其弟子有继主庄严寺的慧涉，《宋高僧传》称赞说“若考师之艺文，则草堂、庐岳各美于当代矣”②。草堂指宗密，庐岳指慧远，都以文学知名。由此可见慧忠一门的文学气氛。鹤林玄素（668-752）有名于开元（713-741）中，死后，当时的文坛领袖、也是他的俗弟子李华为作《碑铭》，其中记载从其受菩萨戒的有“故吏部侍郎齐瀚、故刑部尚书张均、故江东采访使、润州刺史刘日正、故广州都督梁升卿、故采访使、润州刺史徐峤、故采访使、常州刺史刘同升、故润州刺史韦昭理、故给事中韩延赏、故御史中丞李丹、故泾阳县令万齐融、礼部员外郎崔令钦，道流人望，莫盛于此”③。这些人都是一时名流。玄素弟子径山法钦（714-792），约当天宝末年开法于杭州径山，从学者众；大历三年（768），代宗召请入京，赐号国一大师。晚年回径山，杭州刺史王颜请至龙兴寺供养。《宋高僧传》说他“在京及回浙，令仆公王、节制州邑名贤执弟子礼者，相国崔涣、裴晋公度、第五琦、陈少游等”；死后，“刺史王颜撰碑述德，比部郎中崔元翰、湖州刺史崔玄亮、故相李吉甫、丘丹各有碑碣焉”①。牛头慧忠有弟子佛窟遗则（754-830），南游天台，至佛窟岩而居，影响颇大。他“善属文，始授道于钟山，序集《融祖师文》三卷，为《宝志释题二十四章》、《南游傅大士遗风序》，又《无生》等义，凡所著述，辞理灿然，其他歌诗数十篇，皆行于世”。由此可知，署名牛头法融和宝志、傅大士的作品，都是经他传出的。他隐居天台的时候，“盖薜荔、荐落叶而尸居，饮山流、饭木实而充虚。虎豹以为宾，麇鹿以为徒，兀然如枯”②，加之又兼善诗歌，因此有人以为他就是寒山的原型，甚或是寒山诗的作者之一。上述诸人体现了牛头一派学人的文学气质。他们对推动当时、当地丛林的诗颂创作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唐代诗僧较集中地出现于两个时期：一批在中唐，有前述灵一、清江等人，其中以皎然*为杰出；另一批在晚唐、五代，以贯休、齐己为中心，包括处默、修睦、尚颜、柄一、虚中、自牧、玄泰等人。以下分别加以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