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域旅游系统演化、产业融合与价值共享研究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旅游业已经呈现出旅游消费需求个性化、旅游竞争国际化及旅游发展全域化的发展趋势，以景点观光为主的传统旅游已无法满足大众多样化、个性化和品质化的旅游需求，也无法进一步全面提升旅游地的高质量发展与社会共享。全域旅游就是在这一新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并成为推动我国旅游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发展战略。在“美丽中国”“乡村振兴”理念及战略引领下，旅游产业在社会、文化、政治、经济与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协同发展中的综合性产业作用显著，因此全域旅游的出现以及相应的旅游发展模式与路径研究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需要，并逐步成为学术共识。 全域旅游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理念，正引导和推动我国旅游业的深度融合发展。但我们也看到，当前全域旅游作为一种新的旅游发展战略，更多停留在政策话语层面，在基础学理层面的讨论仍然处于非常薄弱的环节。追根溯源，可以发现全域旅游的正式提出经过了一个发展演化过程，即在国家旅游局2016年正式提出全域旅游之前，国内学术界就已针对全域旅游进行了初步探讨。如大连市在2011年发布的《大连市旅游沿海经济圈产业发展规划(2011—2020)》中，提出通过“全域旅游”促进“全域城市化”的落实。厉新建等(2013)分别从全要素、全行业、全过程、全方位、全时空、全社会、全部门、全游客等视角构建全域旅游的基本架构。张文磊和周忠发(2013)从资源、市场、企业、产品、开发规划等视角提出了全域旅游理论。2014年，四川省明确提出全域旅游发展战略，探索建立全域旅游试验区，制定了《四川藏区创建全国民族地区全域旅游试验区实施方案》，积极探索以旅游统筹城乡功能、产业发展、扶贫开发、产业融合联动等经济社会的发展模式。吕俊芳(2014)基于统筹城乡视角研究中国全域旅游的发展范式。高洁等(2015)对典型全域旅游城市旅游环境容量进行测算和承载评价。曾祥辉和郑耀星(2015)基于全域旅游的管理机制、产品体系、市场营销和服务等视角探讨永定区全域旅游发展思路。可以说这些讨论为2016年全域旅游的正式提出做了重要的理论性铺垫。 2016年，国家旅游局在学术界已有研究基础上总结性地提出：“全域旅游是在一定区域内，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通过对区域内经济社会资源尤其是旅游资源、相关产业、生态环境、公共服务、体制机制、政策法规、文明素质等进行全方位、系统化优化提升，实现区域资源有机整合、产业融合发展、社会共建共享，以旅游业带动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种新的区域协调发展理念和模式。”我国旅游学术界重要的学术期刊《旅游学刊》在2016年第8、9期专栏中专门对全域旅游的逻辑和重点(厉新建等，2016)、文明旅游路径(黄细嘉和李凉，2016)、理性思考(张辉和岳燕祥，2016)等方面进行了探讨。王炎文等(2016)分析了全域旅游视角下传统旅游目的地的发展路径，王磊和刘家明(2016)分别从管理、资源、文化、产业、空间、运作、人才等方面探讨了省域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建设思路。罗伊玲等(2016)以生态养生旅游和美丽乡村共建为例，探讨“全域化”生态乡村建设路径。赵慧莎和王金莲(2017)探讨了我国全域旅游示范区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黄涌芮(2018)、郭伟等(2018)认为全域旅游应当打破以景点开发为重心的传统旅游开发模式，改革旅游行业消费与供给制度的全新旅游发展模式和思路。以旅游业为牵头产业，通过旅游的健康发展实现地区产业升级以及区域内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优势资源的有机融合，*终达到地区协调发展。此外，基于空间及融合路径的视角，丰晓旭和夏杰长(2018)分析了中国全域旅游发展水平评价及其空间特征。陶少华(2019)探讨了全域旅游的发展路径和动力机制，余中元等(2019)认为全域旅游是区域资源有机整合、产业融合发展、社会共建共享，以旅游业带动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种新的区域协调发展理念和模式。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15号)指出：“发展全域旅游，将一定区域作为完整旅游目的地，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统一规划布局、优化公共服务、推进产业融合、加强综合管理、实施系统营销，有利于不断提升旅游业现代化、集约化、品质化、国际化水平，更好满足旅游消费需求。”《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指出要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以引导和推动我国旅游业的快速高质量发展。由此，全域旅游发展上升到国家层面。特别是随着《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导则》(旅发〔2017〕79号)、《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验收标准(试行)》(办资源发〔2020〕30号)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公布与实施，全域旅游发展带来的新型旅游发展格局正逐步形成。 从既有文献看，学术界对全域旅游的概念内涵和作用机制做了初步的诠释，并结合案例进行了探讨，对全域旅游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运用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同时也可以发现，针对全域旅游的讨论尽管出现多元化趋势，但主要集中在战略层面的政策性话语表达上，总体上仍缺乏基础性理论的支撑，案例研究较多局限于传统旅游地现象层面的描述，全域旅游在规划与发展实践中难以与传统旅游目的地建设与发展有效区分；研究框架大多基于景点旅游模式进行构建，其研究视角和内容、方法体系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因此，全域旅游作为一个新的“全域性”的发展战略模式，其理论的完善与突破需要重新回归到微观机制与机理的“战术”层面的解读，只有在科学实证的基础上对全域旅游内涵、理论、机制及创新路径进行讨论、补充与完善，才能真正构建出全域旅游的创新理论体系，这也是全域旅游的重大学术发展路径与当前面临的挑战。 本书认为，全域旅游首先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通过认知旅游系统演化过程，以及内部各子系统之间和各要素之间的耦合关系、产业融合过程和适应机制，才能去带动和强化与其他产业的协同发展，实现旅游地全方位、系统化的提升。同时，在当前中国发展的语境下，全域旅游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要通过推动旅游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实现旅游产业融合和旅游价值的共享，而这只有建立在厘清全域旅游系统演化动力机制、产业融合机制、价值共享的具体内涵、旅游地主人的感知与影响效应的理论认知基础上，才能提出促进全域旅游协同发展的有效路径。因此，本书认为全域旅游的系统演化、产业融合与价值共享是全域旅游理论研究的三个核心基石与突破口。相应地，当前学术界针对旅游复杂系统演化、产业融合和价值共享已经有如下重要的学术推进可以为全域旅游的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1. 基于复杂系统论的旅游地演化研究 Butler(1980)提出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模型是旅游地系统演化发展的重要理论，国内外学界围绕这一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杨春宇等，2009a；Tang et al.，2017；Kruczek et al.，2018；Zhang and Cheng，2019)。根据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任何旅游地的发展都会经历探查、参与、发展、巩固、停滞、衰落(复苏)6个阶段，它揭示了旅游地演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徐红罡等(2005)利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对旅游地生命周期的适用性、旅游发展的系统内部结构和各要素的作用机制进行了讨论。张建忠和孙根年(2012)依据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和系统论探讨了旅游地演化及其系统提升。鲍黎丝(2014)运用耗散结构理论探讨了旅游地生命周期的自然状态、优化及延长对策。H?rdur和ólafsdóttir(2018)结合旅游地生命周期模型和系统因果回路模型探讨了旅游地演化。 学术界已经逐步认识到，旅游地演化是一个非线性系统的演变过程(张惠等，2004；杨春宇等，2009b)，受到旅游系统中内在的服务系统、外在的客源市场系统和媒介系统的影响(张惠等，2004)。类似研究，有采用复杂适应系统(杨仲元等，2016)、耗散结构理论(陆林和鲍捷，2010；蒋长春和张瑜，2013；柴寿升等，2016)、系统控制论(Gunn and Var，2002)、混沌理论(Faulkner and Russell，1997)等系统论视角切入。郭伟和方淑芬(2003)基于协同论的视角，对旅游地复合系统开发运行协调机制进行探索，认为协调开发的动力因素包括需求动力、收入推力、时间助力、产品引力、促销拉力和政府调控力。陆林等(2012)在对旅游地系统演化研究中，构建了旅游地空间演化模型，认为旅游地演化具有均质发展、极化发展和扩散发展3个阶段特征。陶静(2019)基于区域旅游系统空间结构，对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进行了整体布局研究。显然，全域旅游相较传统旅游，是更为庞大的复杂系统集成，因此全域旅游理论突破需要根据不同的全域旅游地演化阶段分析与系统评价展开基于其系统特殊性的研究。 2. 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旅游业是一个关联性较强的综合性产业，它涉及食、住、行、游、购、娱多个领域，并有大量关联性产业。产业之间的交叉融合具有促进旅游地资源合理配置、催生新产品和新服务、新业态以及增加就业机会等优势(吴金梅和宋子千，2011)。伴随文化与旅游部门机构改革，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方面的研究已经有诸如文化旅游(尹华光等，2015；周春波，2018a)、影视旅游(吴金梅和宋子千，2011)、体育旅游(雷波，2012；叶晨曦，2017)、农业旅游(王琪延和徐玲，2013；方世敏和王海艳，2019)等领域的广泛讨论。不少学者对旅游产业融合的动力机制(董桂玲，2009；丁雨莲和赵媛，2013；周春波，2018b)、融合路径(麻学锋等，2010；黄蕊和侯丹，2017)、融合效应(周春波，2018c)等方面进行了相应的探讨。杨颖(2008a)基于产业融合视角，认为旅游产业融合的效应表现在：行业竞争格局演变、旅游模块化现象显现、跨行业人才短缺等。徐虹和范清(2008)讨论了融合对旅游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作用，以及存在制度、企业及需求等方面的障碍。张海燕和王忠云(2011)从产业融合的视角探讨民族文化旅游品牌建设，认为其核心价值体现在地域差异、文化差异和个性服务方面。高凌江和夏杰长(2012)对我国旅游产业融合的动力机制、路径和政策进行了系统分析。范文静和唐承财(2013)对地质遗产区旅游产业融合路径进行探析，构建了农旅共融、工旅共融、科旅共融、文创旅游共融的发展路径。总之，全域旅游作为更大系统的产业融合、发展与机制的特殊性必然需要在多尺度层面予以进一步的微观揭示。 3. 基于价值共享视角的旅游地研究 由于旅游发展涉及众多相互影响的利益群体，如何综合考虑各方的利益诉求，建立均衡的利益分配与共享机制，已成为影响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王德刚和邢鹤龄，2011；Zervas et al.，2017)。“共享经济”(sharing economy)*早由Felson和Spaeth于1978年提出，随后，这一概念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领域中，并在旅游研究中得到广泛重视。学界针对旅游共享理念的相关研究，涉及旅游共享经济(Tussyadiah and Pesonen，2016；Guttentag，2015；Guttentag and Smith，2017；罗云丽，2016；王翔，2017)、社区参与(保继刚和孙九霞，2006；翁时秀和彭华，2010；Fang et al.，2016；王华和郑艳芬，2015；杜宗斌和苏勤，2011)、旅游增权(左冰和保继刚，2012；王纯阳和黄福才，2013)、制度增权(Mody et al.，2017；王亚娟，2012)、居民认同感(路幸福和陆林，2011)、旅游包容性(王超和王志章，2015)、品牌共享(陈曦等，2009)、信息共享(石园等，2013)等。 共享是为了实现社会共同体的公共利益*大化，是建立在公共利益上的共享，包括资源共享和价值共享两个层面，共享理念也体现了国家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本质特征。因此，旅游系统多利益群体的特征，使旅游共享经济具有了社会性、流动性以及交互依赖性的显著特征。如何将已有研究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