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忆往

1956年10月，我走进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在一座有高大门楼的深宅大院内的近代史研究所正式报到，成为该所的一名研究人员。从此，我又开始转向史学研究工作。 在尚未到近代史所报到之前，曾与我在中央税务学校工作过的领导、刚担任中央劳动大学校长的罗青同志，为了请我去该校主持政治教研室工作，曾亲自到西郊我的住处相邀；在我刚到近代史所后，他又跑到近代史所他的老友刘大年（近代史所副所长，实际主持全所日常工作）处，请他协助要我去他处工作，极为热情。为此，刘大年同志专门征求了我的意见。但此事有关个人兴趣与终身职业，我婉言谢绝了。 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地方：在明朝是宦官专权的特务机构所在地，有许多忧国忧民的志士曾在这里被囚禁；清朝末年是军机大臣荣禄的府邸；到民国时期，又先后成为黎元洪的官邸、胡适的寓所。院内有多个完整的四合院，非常气派。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做主，那里就成了一个潜心治学的府地。我在离休前的三十多年里，一直在此工作。其中，前期八年还曾在此安家居住，对这个院落相当有感情。2019年1月初，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12月初，近代史所搬到了国家体育场北路1号院2号楼（同中国历史研究院和所属的六个研究所在同一个大院）。 近代史所正式成立于1950年5月，当时名为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个国家级史学研究机构，又是国际知名的学术研究部门。它承接延安史学的脉络，主要以华北大学研究室人员为班底，具有多位对历史学造诣很深的教授和学者。他们立足于科学发展，着力自主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曾培养了一批批优秀人才，推出了一部部精品力作，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学界瞩目的重镇。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任首任所长，直到1969年去世。所里的主要研究人员有刘大年、荣孟源、王禹夫、刘桂五、钱宏、贾岩、唐彪、王可风、牟安石等。之后，又有罗尔纲、黎澍、李新等多人进所。范文澜是这个研究所的组建者和精神领袖。它刚成立时，研究人员不过十余人。截至1955年10月，全所共有研究人员、编辑58人。到1956年底，我进所时的所有人员，还是这58人。 我是饱含热情并自愿到近代史所工作的。所长范文澜以其倡导的严谨务实的治学态度，为近代史所树立了优良的严谨学风。所里专家们积极奋进的精神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感染和熏陶了我，鼓舞和激励了我。正是在众多专家学者的熏陶和启迪下，我坚定了将研究中国近代史作为自己工作目标的信心，追求能够做个学问家，从而促使我能够安心地成长起来。我满怀激情地想把这种学风发扬光大，并砥砺前行。我的学术研究生涯从此开始。 屈指算来，我在近代史所迄今有长达65年（包括在职31年、离休34年）的时间，在职、离休都一样读书和做研究工作。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一直在近代史所学习、工作和生活。我成长在近代史所，经历了近代史所的发展变迁、沧桑辉煌。所里的房舍环境、良师益友、史坛学风等，无不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令人难以忘怀。我是怀着既爱又痛的心情，在这里度过了大半生的职业生涯，度过了甜酸苦辣的长期生活。可以说，没有近代史所，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对近代史所怀有深厚的情怀。我爱历史学，我爱近代史所的学风，我爱近代史所。 中国自古就有编写史书、修撰志书的优良传统。历史是一面镜子，是*好的老师，可以鉴古知今，资政育人。它对于保存和弘扬祖国历史文化，启迪和教育后人，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对我来就，对历史是怎样发生兴趣的呢？追其缘由，说来话长。如在**章所述，主要是出于幼年经常听父亲讲述历史故事，以及敬佩可歌可泣的岳飞、文天祥和孙中山等历史人物。之后，在我读小学和中学的少年时代，通过学习教科书，接受师长的教诲，在仅仅对英雄人物们有些懵懂认识时，就对他们非常推崇和敬仰。 我在上学以后，对历史书就更有兴趣了。那时还是民国时期，每周一都要念诵《总理遗嘱》；读中学时，尽管时局动荡，但是通过上“三民主义”课，开始理解了孙中山为国家谋幸福的远大理想；后来读大学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历史系。可以说，我是逐步走上了充满乐趣地爱读历史书籍的道路，对历史有了深厚的感情，从而打下了治史问学之路。 在大学阶段，我的兴趣本来是研读明史，如前所述，大学毕业论文写的是《论晚明的农民起义》，从揭露明末阉党政治的黑暗和统治阶级的腐败崩溃，论述到明末农民起义发展的过程，歌颂了农民领袖李自成及其所执行的政策。新中国成立前，我在天津两所女子中学高中部讲授历史课；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又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中国革命史研究生；继而在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北京石油学院等高校讲授中国革命史课程。通过这些经历，我对中国近代史及孙中山等这些人物，有关他们的生平事迹、思想理论和精神人格等，逐步有了较多的了解，也就逐步产生了要从事研究这些近代人物的想法和浓厚兴趣。 研究历史、借鉴历史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理解现实、面向未来，也就是“察古知今”“鉴往知来”，为着美好的明天奋勇前进。可以说，历史是人类*好的老师。我喜爱历史，研究历史的根源，就是由此而产生，并从此结下了永恒的缘分。 我到近代史所后，被分配在现代史组（后改为现代史研究室）工作。当时，组长是董其昉，干事是王来棣，全组共有13名研究人员。 1972年，现代史研究室改为民国史研究室。1973年，山东大学孙思白教授调入近代史所，并任民国史研究室主任。那时，全所各个研究组都是采用集体撰著模式，大家围绕着一个专题分工合作，集体完成一部专著。现代史组计划撰写《五四运动史》一书，预定三年时间完成。先后参与此书者有十多人，或提供资料长编，或撰写章节初稿。这是我到近代史所后参与编撰的**本书，所承担的是《巴黎和会的骗局》和《五四运动的爆发》两部分。其主要内容是从“巴黎和会”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活动。当时，出版的研究著作和论文都是集体的智慧，不署个人的名字，包括后来的《中华民国史》，也是以编写组的集体名义出版的。 在收集和整理资料过程中，我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活动很感兴趣。正如在前面章节中所述，幼年对英雄人物的尊崇，促使我对他们尤其是对孙中山这一历史人物，特为重视，想方设法收集到涉及的有关资料，研读有关方面的专书。日子一久，便促使我逐步把研究的重点转向孙中山的生平和事业方面。 当时，研究所里强调的是集体工作，反对个人单干，认为那是开“地下工厂”，会遭到反对和受到严格批评。因此，这项工作只能在业余时间悄悄地进行，难能得到顺利开展。 随着时间推移，在实践中发现集体撰著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个人积极性的发挥，影响研究成果的质量。改革开放后，个体价值得到了尊重。个人择题进行研究和著作，可以与集体撰著模式并存。 从那时开始，我就开始涉猎有关历史人物，如孙中山、宋庆龄等人物的有关史籍，着手收集和整理史料，立志探究历史人物。 研究历史人物，是我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从踏上这一研究道路开始，我便与研究历史人物结下了毕生的不解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