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移情”: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下的翻译主体建构

　　《翻译与“移情”：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下的翻译主体建构》：　　3.动态对等。动态对等是翻译交际说的发展，指从语义到语体，在接受语中用切近原文的自然对等语再现源语信息。在动态对等中，“对等”是核心，不管是“切近”还是“自然”，都是为了达到“对等”。因此，翻译要达到这四个标准：有意义，传达原作的精义和风格，表达形式自然易读，能使读者产生类似的反应。4.翻译功能说。这种思想还是以翻译交际说和读者反应为核心的，即，认为应以读者的反应为标准衡量译作，成功的译作就是能使译文读者做出的反应基本等同于原文读者对原作的反应。为此，在翻译过程中就应考虑这些因素：语言交际的内容，语言交际的参与者，说话写作的过程，语言交际中使用的具体语言，传递内容的具体方式。5.四步模式说，即分析、转换、重组、检验。这四步模式指的是，在翻译过程中，首先要对源语进行分析，通过表层结构得出深层的意义；然后把这种深层意义转移到接受语中；再按接受语的规则重新组织，用合适的、能够体现原文深层意义的表层结构形成译文；*后对照源文本检测目标文本。①其实，这四步模式就是包括“一个中心”——深层语义和“两个基本点”——源语表层结构和译语表层结构——的模式，也就是罗宾逊所说的“三步走”模式：分析、转换、重组。②　　第三阶段社会符号学模式是奈达在原来的翻译交际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这一阶段，奈达逐步采用社会语言学和社会符号学的方法来处理翻译问题，认为对语言的解释不能脱离社会环境。奈达这一阶段的翻译思想主要表现为：**，立足社会符号学的翻译理论，强调文本的一切都有意义，其中包括语言形式，不可轻易牺牲形式。第二，指出语言的修辞特征在语言交际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在翻译中应该忠实这些特征。第三，以“功能对等”取代“动态对等”。第四，不再采用语法意义、所指意义和联想意义的区分法，而是把意义区分为修辞意义、语法意义和词汇意义，各类意义又各分为所指意义和联想意义两个层次。③　　纵观奈达三个阶段的翻译思想，可以看出，“动态对等”和“功能对等”是奈达的核心思想。尽管这三个阶段的思想有所变化，各有侧重，但翻译科学说和翻译交际说一直是奈达的主导思想。不管是“动态对等”还是“功能对等”，其基础都是“翻译即交际”这一思想，而奈达的翻译交际思想又是以语言共性论为基础的。语言共性论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模式，其理论基础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在翻译过程中的表现则是四步翻译的科学模式。因此，可以说，奈达的翻译思想本质上就是结构主义语言学主导下的科学思想。　　这种结构主义语言观与奥古斯丁关于语言的思想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因为二者都认为意义是超验性的，是从实际语言中抽象出来的理想形式。在奥古斯丁看来，语言的意义就是确认、统一变化无穷的符号的超验性标签，是人类语言的统一的、稳定的“思想”。意义之于语言就像上帝之于世间万物、精神之于肉体一样，是永恒的、普遍的、不变的。所以，不管人类语言如何复杂、变幻莫测，我们总能通过分析，找到不同的语言符号背后统一的意义。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上帝的真意、无法听懂上帝之言，也就无法获得救赎。①结构主义语言学也认为，语言背后具有统一意义，翻译就是把这种固定不变的意义从一种语言中转移到另一种语言中。奈达的翻译思想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因此，不管是融人了信息论的交际学说，还是融人了社会语境的社会符号学说；不管是“动态对等”还是“功能对等”；奈达所追求的始终是“对等”，始终是不变的意义。不管是奥古斯丁的语言学，还是结构主义语言学，都认为意义是普遍的、永恒的，用一种语言表达的意义可以用另一种语言完美地表达出来，翻译就是用一种语言的标签代替另一种语言的标签，其中意义是不变的。所不同的只是，在奥古斯丁的语言学中，决定语言意义的是上帝：而在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中，决定语言意义的是科学。也就是说，在奈达的科学翻译理论中，科学取代了上帝，成为意义背后的指挥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