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的中国研究:过去、现在与未来

中国意识、区域研究、高中汉语教学：本土化趋势及展望 柯雷（Maghiel van Crevel） 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关系是学术界重要且持久的问题之一。人类世界中对“地方（places）”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些研究发生在人文、社会科学和法律领域中。中国有什么特别之处？或者，中国有什么是“中国的”？欧洲有什么是“欧洲的”？等等。在学术研究上，这些地方在语言、文化、地理和（政治）历史方面都有不同的定义和争论。 在这四类内容中，语言是特殊的，因为它本身就是研究的对象，广义地说，包括语言学和文学研究。同时它也是达到与其他研究对象接触的一种手段，从哲学到国际关系领域皆是如此。因此，人们一提到研究一个地方的想法，立刻就会与学习该地的语言联系起来。语言的特殊性不仅体现在上述提到的概念性术语中，包括同时作为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而存在。语言的特殊性还在于非母语人士掌握真正的读写能力所需的大量时间和精力。 这种关联似乎是不证自明的，而且由于语言学习的图景非常容易想象出来，这反而掩盖了人类世界中那些地方研究所关涉的其他问题。当然，随时间发展，在特定地方研究的学位课程中，很多语言学习、语言学和文学研究占据着学生和老师的大部分课时。在荷兰以及欧洲和“西方”的其他地方，中国研究往往比诸如英语或意大利语系包含更广泛的学科和主题、话题视角，包括历史、哲学、社会、宗教、政治、法律等。这是因为，在欧洲和西方文化中，历史、哲学等系将在各层面涵盖这些视角，反映出相应的世界观。这些世界观使得欧洲和西方视野的代表（含蓄地）看起来是包罗万象的。即使从殖民之外的视角来看，教学和研究也并没有超出西方范畴。即使到了今天，莱顿大学或中国研究所在的人文学院也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学习汉语”不仅意味着学习汉语语言。您需要在聚会上一遍又一遍地耐心解释：是的，我们学习语言；是的，它有字符和音调，但是我们要做得更多。 这将我们直接带入贯穿本书的一个问题，即各个领域和学科之间以及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在荷兰当前高等教育的格局中，各处对中国的兴趣在上涨。在大多数大学中，这体现在课程和机构中更多的 “中国意识”，而这些原本是按照学科和主题定义的。这在学位项目中的中国部分、人事战略和国际化（包括学生招募）中都很明显。具体例子包括*近任命高伟云为阿姆斯特丹大学全球化研究的教授。高伟云获得了传播研究硕士学位，并在人类学/ 社会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中国流行音乐的，他的大量出版物涉及文化中国。他目前的领域是文化全球化（特别是东亚背景下的）。在所有大学中，还有许多其他例子，涉及各门科学和学术领域。 在国际化方面，中国在很多领域都非常瞩目。当然，这是全球现象，体现在招募研究生，建立国家级和大学级的合作伙伴关系，开展合作研究和学生交流，国内实习以及部分完全成熟的联合项目中。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尤其是21 世纪以来，专用资金逐渐增加。资助机构包括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院、荷兰科学研究组织、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国际化部门以及中国和荷兰教育部。通过许多双边大学间协议，荷兰与中国香港、台湾地区机构的合作和交流也在继续；通过位于海牙的台北代表办公室，管理的奖学金得到扩展和巩固，等等。因此，总的来说，这种模式是在充实学科和专题机构形式的过程中，使与中国相关的内容和与中国的交往越来越多，甚至极为突出。 同时，许多由中国定义和由亚洲（东亚）定义的机构形式，在结构上保持并发展了学科和主题内容。其中包括阿姆斯特丹大学的亚洲研究硕士课程与荷兰中国法律中心，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和莱顿大学联合开设的中国经济和商业硕士课程。不远的将来将在格罗宁根大学附近建立东亚学院，*近由全荷兰大学财团在闻岱博［Dirk-Jan van den Berg ，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校长，前荷兰驻中国大使］倡议下建立荷兰—亚洲荣誉暑期班计划和莱顿大学的中国研究社区。下面，我们将近距离观察作为区域研究的中国研究。 在教学方面，莱顿的中国研究体现在以中国为重点的多学科本科和研究生课程以及课程分支中。在研究方面，中国研究是莱顿大学区域研究所（Leiden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Area Studies，LIAS ，成立于2009 年，由亚洲研究院和中东研究院组成）的一部分，与莱顿大学语言学中心共同任命两名教师。此外，在政府发起的“情况分析”活动中，各大学都宣传自己独特的关键研究领域，莱顿的情况是包括亚洲现代性与传统网络，现在也称为亚洲挑战。此外，对地区研究的松散定义，将大学与位于莱顿的其他一些机构（例如非洲研究中心、国际亚洲研究所、荷兰皇家东南亚与加勒比研究所以及荷兰近东研究所）联系起来。换句话说，在按地方或“区域”来组织学术研究的方面，莱顿大学比其在荷兰的姊妹院校要做得多。在该大学的区域研究中，就学生、教职工和范围而言，中国研究和日本研究的规模*大，而且大多数是跨学科的。 前面许多地方重申了区域研究是一个复杂且有争议的概念。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区域研究的概况需要明确的反思和定位：一方面是教育部官员设定了一览国家高等教育的图景，另一方面是在地高校科研人员的参与。2012 年，LIAS 进行为期六年的全国人文研究评估，系统地进行了这种反思和定位。下一部分将参考为该情况准备的行动报告，并与伊维德在介绍本卷书时提出的一些问题联系起来。这些问题在随后的小节中都会以相应的方式出现。 事实上，在丰富的亚洲和中东研究的莱顿传统中，中国研究是**个朝着此处提出的总体方向发展的领域，始于1969 年建立的当代中国资料与研究中心。20 世纪70 年代，中国研究实现了语言习得计划的现代化（语文学的优势与普通话研究的专业化相辅相成）。20 世纪80 年代，中国研究开始断断续续多样化和“学科化”。 一、作为区域研究的中国研究 简而言之，作为区域研究机构的一部分，莱顿的中国研究界追求的学术类型是地方、语言和立场问题。它与亚洲和中东研究的其他领域以及学科合作伙伴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从总体上看，莱顿中国研究谱系的一部分是已有数百年历史传统的东方研究。东方指在欧美区域研究中，过去通常被称为远东和近东，今天被称为亚洲和中东的地区。其核心在语文学和古典人文学科领域：考古学、艺术、历史、语言、哲学、宗教。谱系的另一部分在于将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学科应用于“非西方数据”，主要是为了研究政治、经济学和社会，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面展开的。在冷战期间，特别是在美国，这就是区域研究的压倒性概念。欧洲也是如此，尽管欧洲的起步晚且知名度低一些。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发展是由政策驱动的。 对东方研究和冷战区域研究的不满众所周知，关键词有东方主义、帝国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各自的范式在20 世纪中叶和晚期逐渐枯竭。尽管如此，东方研究和冷战区域研究已产生了大量的知识和丰富的基础建设，使得当今的学者得以继续研究。莱顿所说的中国研究谱系及其*近的发展，包括LIAS 的招募策略，使当地环境能够超越这两种传统的局限，并从当今具有包容性、全球意识的区域研究视野出发。该研究所的任务说明如下： 区域研究是一种获取知识的方法，它始于对人类世界从上古到现在的地方的研究，通过相关的源语言，重点关注立场的问题。它是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专业知识和学科动态融合的结果，它依赖于对学术情境的敏感性和批判性反思，将所研究的领域不仅视为数据来源，而且将其作为理论和方法的来源。这种来源挑战了学科的普遍性要求。通过检查学科边界的方法来证明，它的内在应该是跨学科的。通过将比较的原因、方式和内容视为不证自明的方式，积极而认真地进行比较。这一愿景既借鉴了学术传统，又有创新。它以该领域的历史及其在后殖民、多极化、全球化世界中的持续发展为基础。 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研究、亚洲研究以及整个LIAS 中，个人和研究领域中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其中一些是通过对几千年历史的竹简进行文字学分析来研究先汉哲学，研究共产党的宣传和电视上的商业广告之间的交叉。对上述使命的承诺并不是要追求主题、理论或方法上的统一，也不是要重新命名或摒弃有价值的传统。相反，这种承诺是要批判性地思考人类世界各地的哪些内容仍然有研究意义或者有新的意义和新的用处；是关于当地环境的独特性，这些独特性使当地社区能够为国际学术做出贡献；是关于在今天的莱顿大学，用恰当的词来刻画亚洲和中东研究的内容，其中中国研究就是一个突出的案例。自16 世纪末和19 世纪中叶以来，莱顿大学就一直在研究中东和亚洲。莱顿大学必须明确地将自己定位在近几十年来发生了深刻变化的专业背景中。这种专业背景在我们讨论的当下仍旧在继续变化。 在经历了上述所说的较早的争论和20 世纪90 年代的激烈危机之后，区域研究的概念在*近十年又卷土重来，有时被称为“新区域研究”。以上的使命声明是本着这一愿景的精神发出的。2009 年，莱顿大学将区域研究作为机构的一个标志引入，这在以前还从未发生过，*好在这种大背景下来看待这个问题。在这个框架内，中国研究是区域研究所的一个相当全面的微型版本，是人文和社会科学多个研究领域的聚集地，涉及多种路径、理论和方法：从古典语文学、文本和档案研究到语言学转向后的深度田野考察和批判理论，从古代到现在的多个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