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竟的现代:华语文学研究论稿

　　《未竟的现代：华语文学研究论稿》：　　被文学史归类于现代主义文学世代的诸位小说家常被相提并论，且被作为集体出现的文学现象加以研讨。但他们身为各自风格鲜明、不可复制的单独文体家，其从性格到文风上的个体差异仍然是远远大于共性。与其说现代主义作为一种集体性的风潮席卷了当时渴求新风洗礼的台湾知识界和文艺界，不如说它作为某种认识的起点，对其时在成长锻炼中的作家和艺术家们进行了颇为启蒙性的形塑，从而后期的分化和各自成长才显现出他们真正的个人特色之所在。　　在他们共同成长的岁月中，即便偶有群聚性质的同人活动，也是年轻时被某一理想信念共同驱动，有集合的可能和实践。然而个体的差异性使得这种聚合的时间维持在特定的时段之内，创作者毕竟是独立承担其志业的相异个体。他们于各自内在所涌动着的求新求变的因子，实在要高过维持稳定一致的群体合作，这便令过去的集体行为逐渐分裂崩解。个人风格的产生即以这样的裂变作为起点和出发地。　　王文兴将文本与阅读行动两者相互结合起来，无疑具有行为上的演绎性和多元诠释的意味，亦即在传统形式的单纯阅读文本之外，提供了更多给受众理解的讯息和可供辅助想象的线索，以此对作品展开了更为全面立体的认知。　　而郭松棻的作品则本就含义复杂，意蕴深隐难解。尽管从文字层面来看，他不曾如王文兴那般横征暴敛，没有刻意设置太多变形的障碍，但隐喻和象征上的含混复义，决定了其小说的主旨意图皆不是直接陈述而出的写法，更不会理念先行而使小说的行文成为概念的图解与附庸。由于他的创作论和访谈数量稀少，甚至直接或间接文学观念的批评类文字也颇为零散，偶尔才得以一见，则又失去了可以提供其他旁证的辅助理解资料，从而加深了理解难度。　　无论是以父子决裂为小说经纬之《家变》，抑或以夫妻缔结为主要脉络之《惊婚》，两书恰好都采取从基本的人际关系和家庭血亲、姻亲的伦理层面入手，编织文本的*表层组成，即人物和情节的部分。这样的处理方式也涵容于家国之间由小见大的联结。《家变》是从现代主义的角度出发对中国传统父子秩序的挑战；而《惊婚》的意义则相形之下更为隐晦难明，其中也有两代台湾人在时代变迁和代际转折中的认同冲突和认识差异所产生的问题，但作者并不将其限于此一端，而是留下更为广阔的空间，以铺陈手法将看似有矛盾冲突的情状一一列举出来，却也不急于下价值判断或是阐明立场，而是尽量体现其复杂多维的本来面貌。　　由身处的地理空间及生活环境对写作的影响来看，王文兴长居台湾，从就学、教书和生活都集中在台大多年，始终未有过与写作和身世的原乡隔离之苦。这也使得其作品的书写题材以及要处理的核心问题与郭松棻大异其趣。　　然而虽与故地长期两相隔离，不能随时观察台湾社会新的发展变化和脉动，郭松菜仍有其超克阻碍不便，再认识台湾历史事件且将之以文学的眼光和手法重新叙述表达出来。在此之外，他也致力于发掘个人的早年校园和家庭生活中的地景记忆，因应“远大近小”的回忆效应，有些呈现点状（spot）出现的地方／场所在比重并不大的台湾书写中尤其显得形象鲜明可感。　　例如《惊婚》正文中屡屡被提及的狮头山，则是现实生活中郭、李二人的共同好友孟祥柯（绝子）曾经避居的所在。郭松菜移用此地作为主人公亚树的隐匿之地，则是虚实相生的写法，且在亚树和倚虹早年相识交往的校园和街道等惯常场景之外，为亚树单另开辟了一个专属他自己的独处和思考之地，由此便在现实场所和虚拟的空间两层意义上都有所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