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21世纪通识教育系列教材)

当前中西文化交流与会通的一种可能趋势汤一介一、当前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当前我们所处的时代，从全世界说，是自18世纪以来**次启蒙运动开始的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向第二次“启蒙”的后现代社会转型；从我们中国说，是处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的关键时刻。这个时代对人类社会来说是走向新时代的一次难得的机遇。我们知道，西方资本主义自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这近三百年的历史也是西方取得辉煌的现代化的历史。但到现在，现代化社会的矛盾日益显露，出现了许多深层的难以克服的问题。康德提出的要敢于用理性作为启蒙运动的口号，但是理性现在发生了问题。本来理性包含着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它们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然而现在的情况是科学万能的工具理性一枝独秀，而具有人文精神的价值理性被边缘化了。这样使一切都变成了工具，不仅人对人是一种工具，而且人把自然界也变成了可以任意利用的工具。当前对自然界的无节制开发和破坏、自然资源的浪费、臭氧层变薄、海洋毒化、环境污染、生态平衡失调，严重地损害了人和自然界的正常和谐关系，威胁着人类自身生存的条件。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通过了一份限制大气污染的《京都议定书》，但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设置了种种障碍，后来加拿大又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这说明，启蒙运动提出的理性已被西方国家的某些主政者变成非理性的功利化工具。自由经济（自由的市场经济）曾使工业化以来人类社会的财富极大增长，人们在物质生活上受益巨大。但不可讳言，自由经济发展到现在却使贫富两极（包括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以及同一国家内部的各阶层）分化日益严重。如果自由经济不受到一定程度的有效监督和控制，将会像贪婪的猛兽一样不受约束地发展，定会引起经济危机和社会混乱。2008年首先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还没有过去，2011年在欧洲又发生了欧债危机，真是在劫难逃。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说：“自由主义使人们免于市场经济之前时代的束缚，也使人们承受着金融和社会灾难的危机。”保罗??肯尼迪：《资本主义形成会有所改变》，《参考消息》2009年3月16 日。启蒙运动的另一口号个性解放，本来是针对宗教的迷信和世俗的蒙昧，使人认识到自我的力量，以便使自由的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但是个性解放发展到今天也异化成对他人宰制的工具，特别是帝国主义依仗它们的霸权，强行把它们的价值观加给其他国家和民族，推动“普遍主义”。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畸形发展，导致人们追求的不再是理性，而是权力欲望的放纵和对金钱的崇拜，因而使各个人群都生活在矛盾与痛苦之中：老百姓在艰难的生活条件下为谋生而苦苦挣扎，知识分子面对社会种种乱象却无能为力而日夜受到良心的谴责，政治家（政客）因得不到人们的信任而自我欺骗，企业家因各种相互矛盾的制度与规则而千方百计地想对策。各阶层、各人群希望得到的幸福生活似乎遥遥无期，大家都不快活。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而是人类社会一次重大转型时期的不可避免的阵痛。为此，我们每个人都应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促进新社会早日到来的责任。二、20世纪90年代两种思潮在中国的兴起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两股反对一元化的思潮。一股是来自西方消解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进入中国，但在那时没有什么影响，而到90年代突然被中国学术界关注了。另一股是追求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热”思潮。其实，在80年代中国学术思想界已经提出应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但并未形成热潮，90年代“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而渐渐形成热潮。这两股思潮的兴起，说明了什么问题？为了挽救人类社会，消除现代性带来的负面影响，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出现了消解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初期的后现代主义是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它是针对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缺陷提出的，是对现代性的解构。它反对一元化，主张多元化，要求粉碎一切权威，使现代性的权威性和宰制性黯然失色。但是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却并未提出新的建设性主张，也没有策划一个新时代。在20世纪末，将进入21世纪之初，以过程哲学（process philosophy）为基础的建构性后现代主义**次提出将启蒙（即18世纪的启蒙运动）的积极因素与后现代主义整合起来，召唤第二次启蒙。例如，怀德海的过程哲学认为，不应把人看成一切的中心，而应把人和自然视为密切联系的生命共同体。过程哲学主要代表人物小约翰??柯布说：“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对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持批判态度……我们明确地把生态主义引入后现代主义中，后现代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时代。这个时代将保留现代性中某些积极性的东西，超越其二元论、人类中心主义、男权主义，以建构一个所有生命共同福祉（for the common good）都得到重视和关心的后现代社会。”建构性后现代主义者还提出，如果说**次启蒙的口号是“解放自我”，那么第二次启蒙的口号是“关心他者”“尊重差异”（指进入后现代社会）。他们认为，当用自身的自由专权削弱共同体的时候，其结果一定会削弱其自身的自由。因此，必须拒绝抽象的自由观，走向有责任的深度自由，要把责任和义务观念引入自由，揭示出“自由”与义务的内在联系。目前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在西方仅仅是一股涓涓细流，影响很小，却被为了民族的复兴的一批中国学者关注。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力量。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第14页。在20世纪90年代，即将进入21世纪之际，由于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民族复兴的过程之中，民族的复兴必须由民族文化的复兴来支撑，因此，“国学热”的出现是必然的。我认为，正是一百多年西方文化的冲击，使我国学术界得到一个对自身传统文化自我反省的机会。我们逐渐知道，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应该发扬什么和应该抛弃什么以及应该吸收什么。因此，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我们中国学术界一直在努力吸收和消化西学，这为国学从传统走向现代奠定了基础。新的国学必须是能为中华民族在当代得以复兴、能为当今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前景提供有意义的精神力量的国学。它将是使我国全面实现现代化，而又可以避免陷入当前西方社会的困境的国学。也就是说，新的国学应该是“反本开新”的国学。“反本”才能“开新”，“反本”更重要的是为了“开新”。“反本”要求我们对国学的真精神有深刻的领悟，坚持自我文化的主体性；“开新”要求我们全面系统地了解当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反本”和“开新”是不可分割的，只有深入发掘国学的真精神，我们才可能适时地开拓国学发展的新局面；只有敢于面对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新问题，我们才能使国学的真精神得以发扬和更新，使国学在21世纪的“反本开新”中重新燃起火焰，以贡献于人类社会。这两股新的思潮在中国兴起，它们的发展前景如何？对中国社会和人类社会能否起决定性的积极作用？为此，我们必须全面考察这两股思潮能否有结合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