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三省制及相关问题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一,《唐六典》对于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职能的制度性描述反映的是玄宗开元年间中枢政局的实况。宋神宗元丰年间,依《唐六典》改中枢官制,将三省的职能概括为“中书取旨、门下审覆、尚书受而行之”,这是以后“三省制”学说的渊源。 二,对照《唐六典》的制度性规定,隋代有三省而没有三省制。隋代三省之中,以尚书省权力*大,处于绝对的核心。如果皇帝不再信任尚书省, 或者认为尚书省权力过大时,常通过空缺不补尚书省长官的方式以达到控制的目的。隋代二帝都是大权独揽,中书、、门下两省基本不能发挥其职能。 三,唐太宗有鉴于亡隋之祸,对皇权自我抑制,中书、门下二省通过政事堂制度进行国政协商,有效发挥其职能。尚书省长官空缺不补,渐渐退出决策层,实际上向“三省制”发展。 四,自唐高宗对尚书省长官加宰相衔,尚书省长官的当然宰相地位发生了动摇。睿宗景云年间,单拜仆射不算宰相成为故事,任尚书省长官即为宰相的时代过去,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开元年间,玄宗励精图治,事事以复贞观旧规为目标,嘉纳谏言,控制皇权,使官僚机构正常发挥作用。当时,张说改政事堂制为“中书门下”制,并设诸房对应尚书各部,尚书省在制度上不再是宰相机构,“三省制”成立。 “三省制”问题是制度性的问题。制度的发展与演变由种种因素交织而成,不是一人一时的事情。当我们看到成文的制度规定时,往往这个制度已经开始崩坏了。在影响制度发生变化的诸多因素中,*不可捉摸和衡量的就是皇权,这是*后想谈一谈的问题。 秦王嬴政扫清六合、席卷八荒,一扫战国纷扰之局,天下握于一人之手。与这种千古未有的大变局相适应,高高在上的皇帝应运而生。自始皇帝出炉到宣统帝下岗,两千年间,万变不离其宗,“宗”就是皇帝。野心家们想当皇帝,百姓们仰视皇帝,皇帝呢? 想永远当皇帝。不为别的,就为权力。权力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权力有大有小, 作用千差万别,唯独皇权至高无上,独一无二,是一切权力的根源。《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王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 乱,赖宗庙之灵,六王 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 传后世。其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 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 ‘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 这是司马迁笔下皇帝出现的过程,描述了志得意满、功盖千秋的*高统治者对可以配得上其功劳的极致名号的追求。太史公说“始皇自以为功过五 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皇帝”名号的出现就是始皇帝不屑与三皇五帝为伍的*好说明。秦王议帝号的起因是“称成功”,丞相等的答复在描述丰功伟绩之前还加上了“兴义兵,诛残贼”的字样,以义讨贼,这就不仅是功,而且是德。《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佑而子之,号称天子。 《太平御览·皇王部一》引《帝王世纪》曰: 天子,至尊之定名也。应神受命,为天所子,故谓之天子。故孔子 曰:“天子之德,感天地、 洞八方,是以功合神者称皇,德合天地称帝。” 德配天地是为皇帝,为天所子是为天子。皇帝不仅是天下的主宰,也是道德的至尊。皇权来自于天,来自于神权,除了那虚无缥缈的天,没有什么能制约皇权。秦汉时期流行灾异学说,似乎能够通过天之意志限制皇权,但前提是皇帝得接受。如果不接受,其实臣下一点办法没有。 战国时代是多家公司竞争,奇谋秘计、勇武果敢之士,只要有一技之长,不在一家干,可以去另一家干。苏秦佩六国相印,张仪两次相秦,何等风光。就是干不下去了,翻翻《战国策》,君主们礼送出境的事例也不在 数。秦王一统天下以后,多家公司没了,就剩下一垄断企业,士人要么干、要么滚,没有第三条道路可选。与此相对应的,战国时代的士们甚至可以和君主谈待遇,王翦攻楚前不是还跟嬴政谈条件,“请美田宅园池甚众” 吗？先秦诸子们更是上升到精神层面,指导各国君王们为君之道。为什么? 因为他们拥有选择权。秦王政二十六年以后呢? 丞相李斯说得好: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 百家语者,悉诣守、尉 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 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不要以为秦政是法家思想指导下的极端产物,恰恰相反,这才是皇帝统治之下的常态。汉宣帝不就警告过时为太子的元帝: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且俗 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秦汉以下,大概没有纯任德教的王朝,如公孙弘般“缘饰以儒术”才是常态。士人只能在皇帝允许的范围内活动,或者说士人如想功成名就,就必须投皇帝之所好。杜周就是深谙此道的高手,《史记·酷吏·杜周传》: 客有让周曰:“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 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 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唯有以“人主意”为指南,“当时为是”,方能加官进爵、荣华富贵。秦汉以下,有废立、有篡逆,却很少有人对“皇帝”之制是否合理提出质疑。即使到了大分裂、大动乱的魏晋南北朝,皇权衰弱,门阀突起的时代,士人们在反思先秦以来的各种思想以图拯救时局之时,也没有无君之论。田余庆先生说: 从宏观考察东晋南朝近三百年总的政治体制,主流是皇权政治而非门阀政治。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在东晋百年间的变态,是政治体制演变的回流。门阀政治的存在是暂时性的,过渡性的,它是从皇权政治而来,又依一定的条件向皇权政治转化,向皇权政治回归。皇权政治的各种制度经过南朝百余年的发展,终于与北朝合流而形成隋唐制度的重要渊源。皇权政治在这一曲折反复的变化过程中,本身也起着变化。隋唐的皇权政治并不全同于秦汉的皇权政治。它们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别,但毕竟都是皇权政治。 皇权政治是常态,即使门阀政治*盛的东晋,各士族门阀之间也只是围绕谁来当皇帝这个问题有过争论。不论秦汉与隋唐有多少不同,在皇权政治这一点上,没有任何变化。百姓们从来希望的只是有一个好官(官在其管辖的范围内基本就是皇帝),只是有一个好皇帝,从来没想过没有皇帝会怎样,因为那是“无君无父”之论,是大逆不道。百姓们只能祝福皇帝,希望皇帝康健平安,这在北朝的造像记里有很多的例子。百姓们只能赞叹、称颂皇帝的丰功伟绩,《敦煌变文·降魔变文》: 伏维我大唐汉圣主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陛下:化越千古, 声超百王,文该五典之精微,武折九夷之肝胆。八表总无为之化,四方 歌尧舜之风。同书《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 皇帝万岁,以此开赞,大乘所生功德。谨奉上严尊号皇帝陛下。伏愿圣枝万叶,圣寿千春。 皇帝不仅是人间的主宰,更是护教的法王。人世间的一切,都在皇帝的保护与庇佑之下。 皇权凌驾于一切权力之上,制度的变革也不能例外。本书所讨论的 “三省制”就不断受到来自皇权的影响。自汉代以来常设的“录尚书事”职位,经魏晋南北朝,至隋代就消失了。隋文帝不仅不置“录尚书事”,连“尚书令”也不置,这就打破了常规,成为惯例,以后也被唐代继承。唐长孺先生说,“隋代不置尚书令,当然不是避讳,只是由于尚书省位高权重,文帝、 炀帝都不愿有这样一个上逼皇权的宰相”,这种立足于君权相权之争的看法,虽然被时下学者目为常识,视为简单,却是非常准确的。一般来说, 对皇权*大的威胁当然来自于相权,皇权的扩张就是通过不断削弱相权获得的。在不置录尚书事与尚书令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只是皇权在起作用,相权并没有任何反抗,甚至没有任何反应。文帝时期,尚书省的*高长官是尚书仆射,其中尚书左仆射高颎在位十九年之久,位高权重。但是当他卷入废立太子之争,文帝就毫不费力地罢免了他。文帝与高颎之间关系的根基在于信任,在于宠信。一旦失去了皇帝的信任,在皇权面前,官僚权力或者官僚制度并不能发挥什么作用。炀帝大业三年(607)以后,连尚书仆射都不置,这种空缺不补实际上导致了尚书省退出了决策层面,为唐代尚书省退出决策层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方法。炀帝是一个大权独揽的人,从唐初萧瑀的奏对就可以看出,当时朝令夕改,臣下无所适从,这只能说明皇权予取予求,与王言形成*有关系的中书、门下两省形同虚设,只是代天宣命,传声筒而已。隋代皇帝的个人专制主义色彩异常浓厚,政不任下,这也是隋代不会有三省制的根本原因。 杨隋两代而亡,隋末巨大的动乱造成了群雄逐鹿的局面,李唐皇室也 是其中的一员。李渊本来就是隋代高级官僚群中的成员,和隋皇室还有亲缘关系,对于隋代中央政治的得失大概不会陌生。李世民南征北战,在李唐一统天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长期的战争生涯,使得李世民比唐初统治阶层中的任何人都要更加了解战争的残酷与人民的疾苦。巨大的社会波动与王朝更迭的迅速必然使他对皇权有更深刻地了解。因此,李世民对皇权的自我抑制造就了贞观之治。正是由于皇权的让步,官僚机构能够正常运转。虽然唐太宗对于相权的顾忌,使他采取了与隋炀帝一样的策略,即长期对尚书仆射缺而不补,但由于中书、门下二省能够有效运转,客观上使三省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高宗继位之初,给尚书 仆射加上“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宰相职 衔,王素先生形容为“君主的试探”,这是一个非常贴切地判断。从此以后,尚书仆射当然宰相的地位被 限制,那么尚书省作为当然宰相机构的地位也就被限制了。虽然此后五十 余年间,拜尚书仆射例带“同三品”,但这就为尚书仆射不带“同三品”的宰 相衔创造了条件。以后从豆卢钦望不及时加“知军国重事”衔到韦安石单任仆射,尚书仆射终于不再是当然的宰相,官位的价值大打折扣,尚书省也就*终退出了决策层。武则天革唐为周,皇权意识高涨,诏敕不经凤阁鸾台,任官则有“车载斗量”之讥;“中宗时官爵渝滥,因依妃、主墨敕而授官 者,谓之斜封”,政出多门;睿宗朝太平公主用事,“其时宰相七人,五出公主门”,史谓“军国大政,事必参决,如不朝谒,则宰臣就第议其可否”,皇权旁落。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三省能否正常运作都有疑问,自然不可能 形成三省制。皇权的回归与把握是李隆基即位以后面临的*重要问题,没有皇权的拨乱反正,官僚机构的正常运作就是不可能的事。 当玄宗*终清除了太平公主的势力,他选择了太宗朝政治作为学习的榜样。就三省来说,当时尚书省已经退出了决策层,这是三省制形成的*重要环节,这种退出背后的因素是皇权对相权的又一次胜利。由于皇权的排挤,使得西汉中期以来尚书省的权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果没有皇权的自我抑制,中书、门下两省也不能发挥其职能。所以当历史进入开元时代,一方面,尚书省在制度上不再是宰相机构,变成了执行机构;另一方面, 玄宗刻意效法太宗贞观政治,抑制皇权,使中书、门下两省有效运作,至此, 我们认为三省制*终形成,《唐六典》的条文正是这一变化的忠实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