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不认真来悲伤

何不认真来悲伤 面对过往的幸福，对我而言，远比回忆悲伤更需要勇气。
逼视曾让我受伤的记忆，至少证明我不再惧怕面对。就算偶有暗影反扑，也只像是遥望对岸的浓雾。
在悲伤的回忆中，我才能保持一种战斗的姿势，在空灭颓亡来临前。
幸福的记忆却让我感觉软弱，因为发现自己曾经对生命的流逝毫无警觉，总要等到它成为记忆后才懂得，那就是快乐，而当下只道是寻常。
中年后不敢多想那些无忧的过去。无忧源自无知，不知道烦恼有父母在顶着，不知道何为生老病死，不懂得无人共享的快乐其实不算快乐……
也因此，快乐的回忆只能点到为止，否则就要惊动了失落与遗憾。
偏偏总有久远的往事偷渡登岸。
翻开了堆放已久的积灰相簿，企图捕捉那其实已很遥远的、我们曾经一起去拍的全家福，那是种什么样的感觉。
那时，我们总是为了拍全家福专门跑去照相馆。除了其中一次是因为哥嫂带着初生的女儿首次回台，连年近九十的外公都出动了，其他去照相馆拍照的动机背景我已一概模糊。
或许都只是临时起意。那总有个提议的人吧？如果要我猜，准是母亲。
母亲喜欢玩相机，或许说，她喜欢记录家人的生活。台湾**家彩色冲印照相馆到底是哪间？这些年出现各说各话的情形。但据母亲告诉我的，真正的**家是早在一九五几年的名为“虹影”的照相馆。母亲是他们当时招考录取的**位员工，担任会计职务。老相簿里还有摄影师为母亲拍的沙龙照。那时的母亲真是美。
继续翻阅相簿，发现都是母亲掌镜的时候居多。记忆中家里的**台相机颇难操作，要将一个长方匣捧在胸前，从上往下看进匣里对焦，光圈和速度全靠手调，只有母亲会用。家里其他三个男生爱笑那是老古董，该丢了。等到父亲接触到拍电影的工作，有一天回家告诉我们，剧照师都还是用这一款，说是比起后来的单反，它的画质好太多，那时我们才知那相机是属于“专业人士用”的，从此对它刮目相看。
想必是我们懒于学习操作，才会忽略了该让母亲多当模特儿而非总在掌镜。是不是因为这样，母亲才总会兴起去照相馆留影的念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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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拍照总是母亲的工作，连全家旅游也向来是母亲在规划。
说起来，真正一家四口出游也就那一次，去日月潭。那年哥哥高一，我还在上幼儿园。之后哥哥就再也没有跟我们一起去旅行了。一家人留下了难得的户外合影，每一帧的场景时空我仍印象清晰。有一张是我们全翻滚在草坪上，将那台专业级相机设定好自拍模式，并很有创意地倾斜放置，形成对角线的构图。而另一张是造访“毛王爷”时当地导游为我们拍的。除了哥哥坚持不肯外，我们全都穿戴起高山族的服装。关于那次旅游，更深的印象是我一路晕车呕吐，到了教师会馆已手脚僵冷。偏偏都没空房了，我们一家睡的是地下室的通铺。
想起来还是欢乐。绝无仅有的一次合家欢。之后在溪头、垦丁、花莲、纽约、费城、华盛顿，总是三人行。
两个孩子都在异地他乡的日子，没想到父母还是去照相馆拍过几帧二人合影。那时的母亲心里在想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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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时**次读到《蒋碧薇回忆录》，书里附图中有许多是她**任画家丈夫徐悲鸿为她画的肖像，便以为画家都爱为妻子或者家人画像。但父亲这辈子只为母亲画过两张油画像。更不用说，我和哥哥自然是没份的。母亲对此难免心有遗憾，却总另找借口表达不满：“一直希望你为我父亲画张像，人都死了你还是没动过笔！”
毕竟比起照片来，画像无疑更有纪念价值。至于母亲那两张画像，都是完成于新婚后。一幅画中她穿着水绿旗袍，但该画因台风泡水，油彩早已龟裂破损，却仍被母亲以玻璃框裱起挂在卧室。另一幅画的则是还留着少女马尾的她。
现在那张人像哪里去了？
我竟然这么多年都没注意到它已下落不明。 *　*　*
父亲盯着电视屏幕上的足球赛目不转睛，我坐在一旁的板凳上打量着他。过了一会儿我也把视线移到了电视上逐球的一群小人，只是放空注目，为了打发掉父子间像这样完全无言共处的时间。
已经六七年了，我们都早已习惯这种形式上的亲情。已经很久，对于彼此都存在着不撕破脸就好的应对方式。
我仿佛知道整件事是怎么发生的，却不愿接受。
一开始先是发现，与哥哥一同出席父亲的画展揭幕仪式，父亲怎么只向众人介绍这位“在美国当工程师”的大儿子，对于他身旁在台湾当教授的另一个儿子却略过不提？又有一次，忘了为什么细故争执，扯到了他的一位学生，父亲竟然对我说出了“我跟他更像父子”这样的话。
那年，发现八十五岁的他跟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交往，我一再提醒他那女人肯定没打什么好主意，父亲竟用轻蔑的口吻回我一句：
“这是我们男女之间的事，你懂什么？”
四十四岁那年搬出了老家，把家让给了他与那个来路不明的女人。但仍不敢住得太远，毕竟在台湾父亲没有任何亲友，跟他“情同父子”的学生们，哪个不是拿到学位就不再出现了？
那时觉得父亲仍需要我，没有意识到其实是我更需要他。母亲已过世，而与我年纪相差十岁的唯一手足，从来也算不上亲近。我赖在父亲身边，怕离得太远，就会失去自己跟“家”这件事的*后联结。
一年多前父亲开始出现轻度失智的症状，每周日我回“家”一趟，陪他上上馆子。问他什么，得到的回答都是“不知道”或“不记得了”，语气却很平静。有时我心中会暗自怀疑（或期望），他的不记得会不会是伪装的？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印象，母亲经常为他爱拈花惹草费神又伤心。惯爱偷吃的男人擅于伪装、说谎与耍赖，也许老来可用来自我保护，让他不想见的人无法靠近。
因为缺少互动，究竟失智程度是在恶化，还是药物控制有帮助，我无法判断。问那女人父亲现在的情况如何，她总说好得很。直到过年时那女人外出，我才发现她一直在盗领父亲的存款。
以前我从不过问父亲的财务状况，怕让已有心结的父子之间，徒增了更多的不信任。但我发现父亲名下已经没有任何定存的钱了。我还发现，那女人把失智症与高血压的药藏了起来，有两个月没给他服用。
我决定跟那女人开战。
这回父亲完全不像失智的病人，吼得雷霆万钧：“这就是我要的生活，你是什么人敢来干涉我的生活？”
他并非失智到认不得我是谁，但我恍然惊觉，亲情与家人对他而言，会不会只是他人生中曾经走岔的一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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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过世第二年，有一次我与好友餐聚，散会前她像忆起了什么趣闻似的，转身小声跟我说：“我一直忘了告诉你，你那时候还没回台任教，有一天我很意外接到你妈妈的电话，她跟我说，她很不快乐。”
我当下感觉像被突然宣判，我的母亲不是死于癌症，而是因我的疏忽意外致死。“你怎么到现在才跟我说这件事？”我激动得浑身发抖。
对方无辜地眨着眼睛说她忘了。在那之前，我并非不知母亲不快乐，只是没想到，她有那么不快乐，不快乐到会打电话给我的朋友，以为她一定会把她的心声传到我耳朵里。
记忆中，母亲那时偶尔会在奇怪的时间打越洋电话来。台北时间凌晨四五点，我问她怎么不睡觉，她说睡不着。母亲说话总是嗓门很大，只有在那几通电话中，我听到她细弱如小女孩的声音。
我只能安慰她别胡思乱想。
我考上大学那年，母亲**次罹癌，身体一下子垮了，体重从以前的五十五公斤，到只剩不到三十九公斤的皮包骨（后来十几年始终如此）。她一直都在抗病的抑郁低潮里，难得见她真正开心的时候。
除了我将启程返台任教的几天前，她打来的那通电话。那次她心情极好，对着答录机说个不停，念完了当天报纸的头条新闻，还是等不到人的母亲*后干脆对着机器唱了一首歌：“我有一帘幽梦，不知与谁能共……”
然而我终究没能接到那通电话。
答录机中的卡带被我取下，装进行李，但是还没等到有那个心情放来重听，母亲就在我返台次年病逝。
一直记着那留言的存在，却也不敢再碰。
这些年我一直会幻想着，如果接到电话，跟母亲可能会有怎样的对话？会不会发现也许跟在听答录机时一样，除了想哭，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我已太习惯面对那个不快乐的母亲，偶尔开心的她反愈教我悲从中来。
回台前我原本是这么打算的，至少也回来住个一两年，不能像哥哥赴美后，三十几年来都只是浮云过境般回来吃几次饭就走人，连接父母去他美国的家中小住也一次都没有过。
回台却成了送母亲*后一程。母亲第二次癌症来得意外且凶猛，从扩散到往生，前后不到五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