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博物馆:文物中的法律故事(中华馆)

丹书铁券录：免死金牌或是催命符 如果说《三国演义》中的*强“神器”是玉玺，那《水浒传》中的*强“神器”就是丹书铁券。梁山泊一百单八将中，“小旋风”柴进因是后周柴世宗后裔，家中有宋太祖赵匡胤敕赐的丹书铁券，故而面对官员步步紧逼时依然底气十足，百般周旋。这里的丹书铁券历史上确有其物，民间俗称为“免死金牌”，因为丹书铁券确实有免死的功用，*夸张的甚至能“恕九死”。不过，正如柴进*后被逼上梁山落草为寇一样，历史上有丹书铁券的功臣勋贵也往往不得善终，甚至家破人亡，这一现象在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时期尤其明显——与其说丹书铁券是“免死金牌”，倒不如说它是“催命符”…… 死亡是世人绕不开的终点，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的“人固有一死”和文天祥在《过零丁洋》中写的“人生自古谁无死”都是关于生命始终的经典表述。然而，中国古代却有一样法律器物，能够让人有“不死”的权利，那就是丹书铁券。 关于丹书铁券，*著名的莫过于《水浒传》中柴进的故事。梁山好汉大多为贩夫走卒、江湖匪类，柴进的出身在这群人中显得尤为显贵。《水浒传》第五十一回“插翅虎枷打白秀英??美髯公误失小衙内”用了一阕《西江月》描述：“累代金枝玉叶，先朝凤子龙孙。丹书铁券护家门，万里招贤名振。待客一团和气，挥金满面阳春。能文会武孟尝君，小旋风聪明柴进。” 关于上阕第二句中的“丹书铁券”，书中曾三番五次提及其来由与作用。林冲被发配沧州行进至柴进庄头时，酒店主人说柴进“是大周柴世宗子孙。自陈桥让位，太祖武德皇帝敕赐与他誓书铁券在家中，谁敢欺负他”；后柴进也曾自述“家间祖上有陈桥让位之功，先朝曾敕赐丹书铁券，但有做下不是的人，停藏在家，无人敢搜”。可以看出，《水浒传》中柴进为后周世宗后裔，故宋太祖赵匡胤赐其丹书铁券，这正扣历史上发生于显德七年（960年）的陈桥兵变。这一年赵匡胤于陈桥黄袍加身，柴宗训不得不“应天顺人，法尧禅舜”，将帝位禅让与赵匡胤。由此看来，将柴进称为“先朝凤子龙孙”，倒也非夸张之词。 后周柴氏一族被宋朝奉为“国宾”，故而依宋律中的“八议”制度，柴进违律论罪时的确有“议、请、减、当、免”的特权。不过历史上的赵匡胤并没有赐柴氏以丹书铁券，《水浒传》中之所以如此设计，大抵是因为丹书铁券在民间文化的影响力与可识别性较复杂的“八议”制度为佳，故而更适合运用于通俗小说中。那么问题来了：丹书铁券究竟是何方宝器，居然能让柴进有胆与当朝权臣争锋？如果现实生活中真有柴进此人，而柴进也的确有丹书铁券，那他是否还会落得落草为寇的下场？ 泛而言之，丹书铁券是指皇帝颁发给特定人士的一种带有盟誓性质的文书，持券者因此得以享受相应特权，甚至免死，故民间俗称为“免死金牌”。不过，仅将丹书铁券简化为“免死金牌”就过于小看这一器物的内涵了。 丹书铁券渊源于周朝，肇始于汉朝，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诸朝，于明朝达到兴盛而后迅速消亡，在这期间当然有人因丹书铁券而成一时之贵，但更多的人将丹书铁券用成了“催命符”，这里的故事远不是“免死”二字所能概括得了的。 “丹书铁券”是一个统称，历代对其叫法不一。两汉分别称为“丹书铁契”和“丹书铁券”，“契”与“券”相通，“丹书”则是指铁券上的誓词用丹砂书写。《资治通鉴》《隋书》《辽史》中又分别有“银券”“金书铁券”“金券”之称，是由于制作材料的不同。《明史》中因铁券可世代相传又称其为世券，其实与丹书铁券本为一物，只是命名角度不同罢了。 国以永存：汉朝君臣的剖符作誓 论及丹书铁券的诞生，就不得不提到汉朝的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汉朝之前本无丹书铁券，据《汉书·高帝纪》载，刘邦平定天下后“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而“剖符作誓，丹书铁契”的内容，则是“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乃灭绝”十二个字。正是这十二个字，缔造了中国历史上*古老的丹书铁券。 汉朝建立后，刘邦鉴于秦朝孤立之败，于是杀白马与众盟誓云：“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如果说“非刘氏不得王”是汉朝皇室内部的权力分割，那“非有功不得侯”则牵涉皇室与朝臣之间的利益分配，丹书铁券，可以说正是这种利益分配的文字佐证。《后汉书·祭遵传》中所载范升的上疏很好地点明了这一点：“昔高祖大圣，深见远虑，班爵割地，与下分功，著录勋臣，颂其德美。生则宠以殊礼，奏事不名，入门不趋；死则畴其爵邑，世无绝嗣，丹书铁券，传于无穷。”刘邦借丹书铁券“班爵割地，与下分功”，而功臣也因被授予了丹书铁券得以“生则宠以殊礼”，“死则畴其爵邑”，可见丹书铁券在其诞生之初的确具备帝王与臣子之间的“契约”之意。 “剖符作誓”本是古礼。依《周礼》，先秦时期盟誓当由司盟撰写誓词并记于简册上，“既盟则贰之”。先秦时期将竹符剖分为二，盟誓的双方各执其一，遇事时作为凭证勘验，“诸所合节以为‘契’者也”。早期的券多为易折断、烧毁的材料，解除券中约定时通过焚券、削券、折券等方式表示权义两清。而刘邦改为丹书铁券，其意自然是“申之以丹铁而图不朽”，正合河山带砺之意。 从秦汉之交的契约习俗来看，丹书铁券的源头应当是古老的盟誓之礼。不过《周礼·秋官司寇》中有“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的表述，郑玄注曰：“今俗语有铁券丹书，岂此旧典之遗言与？”从中或许能推得汉人的“丹书”或多或少受到了“丹图”的影响。 无论如何，丹书铁券这一君臣间的“契约”，终于在西汉草创时诞生了。那么，此时的丹书铁券是否能被视为“免死金牌”呢？ 答案是否定的。汉初的丹书铁券更近于荣誉而无法外之权，更非免死承诺，持券功臣中也不乏获罪之人，如萧何便因“强贱买民田宅”“多受贾人财物”而入狱险遭不测。功臣本人已然如此，功臣之后则更无免罪特权。例如，持券功臣周勃封绛侯，其子周胜之嗣因杀人获罪而身死国绝；后次子周亚夫被封为条侯，续绛侯后，且周亚夫本身是平定七王之乱的元勋，但*后依然被逼得绝食而死。 有汉一朝，持券功臣“以事失侯”者比比皆是。《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记载道：“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至太初百年之间，见侯五，余皆坐法殒命亡国。”《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中则直接感叹：“子孙骄逸，忘其先祖之艰难，多陷法禁，陨命亡国，或亡子孙。讫于孝武后元之年，靡有孑遗，耗矣。”汉初的持赐功臣何止不能免死，甚至连其子孙的封地也基本在太初年间便所剩无几。可见汉朝丹书铁券非但不能免死，纵然是誓词上“国以永存，爰及苗裔”八字也实现得极为勉强。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刘邦以丹书铁券赐予臣下毕竟不是真心希望这些“迹汉功臣”成为法外权贵，而是借以“劝戒后人，用命之臣，死而无悔也”。一旦这些功臣真的行违法乱纪甚至谋逆之事，皇权之下自然没有罪臣容身之处，故而丹书铁券虽是“契约”，但更象征着帝王权力。 除将铁券赐予功臣外，汉朝亦偶有用铁券与他国盟誓之举。《太平御览》载，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娄敬曾持节与匈奴划地为界，“作丹书铁券曰：‘自海（贝加尔湖）以南，冠盖之士处焉；自海以北，控弦之士处焉。’割土盟誓然后求还”。在此处，丹书铁券又带有“却其敌意”的羁縻之意。 刘邦之后，两汉帝王未再将铁券赐予大臣，但丹书铁券出现时或代表君主，或代表王朝，故汉人亦习惯将铁券与帝权直接挂钩。如《后汉书·桓帝纪》所载，延熹八年（165年）盖登称太上皇帝，便自制“玉印、圭、璧、铁券”，可见在民间铁券的地位已与玉印、圭、璧御用器物地位相当。另据《晋书·张昌传》载，西晋太安二年（303年）张昌、刘尼起事时，也将“云凤皇降”和“珠袍、玉玺、铁券、金鼓自然而至”同列为祥兆。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三国、西晋时期朝廷并未颁丹书铁券，由此可见民间对这一器物的崇拜已根深蒂固。 东晋以降，丹书铁券再次出现。大兴四年（321年），东晋元帝司马睿在拜鲜卑慕容部首领慕容廆监平州诸军事、安北将军、平州刺史等职时，又赐其“丹书铁券，承制海东”。很明显，这里的丹书铁券羁縻色彩甚浓，与汉初诸功臣所受的丹书铁券完全不同，更与免罚免死无关。然而在南北朝时期，这种情形却悄然发生变化。 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大分裂、大融合共存的时期。各势力分疆裂土的同时，汉晋数百年几近于绝迹的丹书铁券突然大量出现，并摇身一变成了后人眼中的“免死金牌”。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兴礼乐，变华风”之后，北魏一度“赏赐无度，盈积私家，金书铁券，不死之诏频以许人”。这一风气明显延续到了后继王国，西魏时期大将李穆冒死救宇文泰，宇文泰感激之余“特赐以铁券，恕其十死”，在此丹书铁券作为“免死金牌”，已然实至名归。 不过，南北朝的丹书铁券在赏赐功臣之余，也出现了更灵活的用法。丹书铁券可以招降，如南朝梁任果降北魏时“太祖嘉其远至……赐以铁券，听世相传袭”；可以招安，如杜洛周起义，北魏孝明帝元诩“杨当潜使以铁券说贼党”；可以策反，如侯景叛乱时，梁武帝萧衍收买范桃棒，“敕镌银券，赐桃棒曰：‘事定之日，封汝河南王。’” 丹书铁券在南北朝不足两百年的历史中获得了极大的延展：一方面，作为“免死金牌”的丹书铁券终于出现；另一方面，丹书铁券在政治军事活动中的作用被极大拓展。这一切都成为后世丹书铁券的“底色”，*终为这一器物在民间文化中披上了一层神秘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