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平台治理

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网络平台从*初的无序竞争、兼并不断、事故多发已经迈入到新的秩序整顿阶段。正如我们所体验到的，阿里这样的企业已经形成了自身的生态帝国，如包罗万象的淘宝网，定位于品牌专卖的天猫，为电商业务提供有力信用支撑的支付宝，深度融合互联网金融相关业务的蚂蚁金服，基于大数据分析提供个人征信服务的芝麻信用，为自身和外部提供信息化支撑的阿里云，与电商平台形成信息交流互动的微博等，这些子公司并立已经形成了一个以电子商务为核心的生态圈。尤其是在近一年来国家借助反垄断政策收紧对平台的监管态势下，平台经营者主要关心的仍然是如何继续保有竞争优势和进一步扩大用户黏性的问题。就维持竞争优势而言，平台需要在信息流、财务流和数据流等几个方面继续巩固和拓展，进一步建立信任机制和提升用户体验，其中涉及打假、提升商品质量、交易便利和可信度、会员优惠等问题。 无论是哪种努力，平台治理的大型化、复杂性、多变性和综合性都使得其决策关涉多个领域和主体，仅仅依靠平台自身已经无法应对所有的问题，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包括内部治理失灵与外部制度不足两个方面。一方面，平台治理的内部存在失灵现象，这一自组织的失灵体现在制定规则、分配权利义务和解决纠纷等多个层面。比如，由于流量超级巨大而无法发现数据或隐私保护的漏洞所在，由于平台内部腐败而无法解决商家刷钻刷分、篡改评价等难题从而难以赢得消费者的完全信任，在打假、取缔非法商家等方面更是由于没有执法权而力不从心。另一方面，平台的外部制度供给不足，传统法律已经无法解释和应对环绕平台出现的各种新问题，这在劳动关系认定和责任分配领域尤为明显。这固然由于横向和纵向的传统官僚权力体系在地域上的分割不足以应对平台网络的全域性治理，也由于平台治理与政府治理两种权力之间存在巨大张力，出现了治理边界模糊、规则定位不清、责任分配不合理等问题。 因此，互联网平台时代的多场域、脱域性和全域性对于平台治理结构提出了重构的需求。传统的平台治理研究集中于治理的内外两种视角，并先后提出了平台与政府的合作治理、敏捷治理、多级治理、第四方法人和第四方治理等多个创见，但是，对于如何认识平台在当今社会的法律地位和性质，如何建立平台治理的合法性、合理性、必要性和具体实施机制等重要问题，学界和实务界至今并未给出一个有力的分析、解释或回答。在平台治理的参与主体、程序机制、规则论证、责任分配、治理效力等具体法律问题上更是迫切需要法学学者的智识。如果说平台治理的路径主要有通过价格、规则、声誉机制的治理，那么法学者主要提供的是一种“基于规则的治理”智识，即主要关注与平台规则有关的制定、修改、实施和法律衔接等难题，在此基础上再讨论基于规则的平台治理如何构造的问题。因此，本研究将聚焦于“基于规则的网络平台治理”这一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