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在边际

感谢朋友的盛情，要把我这些年拉拉杂杂写下的评论性文章或者讲演和采访记录结集成册。按照规矩，总需要先写几句什么。写什么呢？ 要把自己十几年前直到现在的文章再读一遍，从中选出值得结集成册的部分，比开始新的写作要艰难。把电脑里由于疏于整理而散乱在各种文件夹中的文字归拢到一起，重读一次并且筛选出可用的部分，然后再根据它们的内容提炼出一个主题，这个过程不像开始新课题那么单纯。每一篇文字都勾连出一小段记忆，这些记忆连带着它们所保存的感觉，就构成了我贫瘠生涯中的一段“历史”。整理这本书，因此也就成为一次自我清点，它让我难得地“回望”了一次。 回想起来，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不安分地逃离了文学研究以来，我一直在“游走”。这个过程*初只是发生在物理空间里，但是不知何时，它也渗透到我的感知系统内部，变成了我的“活法”。90年代末，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我的**本随笔《求错集》，这也是我生平的**本书。在为这本书写序的时候，我已经意识到了自己“游走”的宿命——这不是一个主动的选择，而只是一种无可逃避的接受。 从那时开始直到现在，我一直处于学术思考的“无归属”状态。不仅无所归属，而且流动不羁。在物理空间里，我的游走从东北亚扩展到南亚、东南亚、西欧与北美，这些出访经历丰富了我的世界感觉，让我可以在阅读相应文献的时候多少有一些感知能力；只不过，我还没有能力真正进入这些文化的语境，体察该文化皱褶里的那些细微之处。在精神空间里，我同样无所依托，这反倒使我得以不分学科边界地求知，在力所能及的知识范围内，尽量自由地思考和写作。然而在没有边际的“游走”过程中，*无法回避的却恰恰是边际——只要不甘于“无知无畏”地把“游走”变成随意捏造，那么只有尽力穿透思想与知识的边际，才能客观地了解自己能够走多远。于是我不觉间把精神生活的边际作为探索的基本领域，从而走到了今天。 本书的**部分主要收录了两篇十余年前的文字，一篇是讲演录音整理稿，另一篇是我所在研究所科研处的约稿。两篇都是“命题作文”，要求我谈谈自己的学术经历，原本并没有想过发表，所以反倒不加修饰地交代了我“游走”的收获。对于用双语工作的人来说，边际永远是个问题。不仅如此，所谓的“跨学科”，其实并不是摧毁学科的界限，而仅仅是把它相对化。有些时候，边际就是边界：国界、语言、学科……它们各自都有不可无视之处；有些时候，边际却是一种极具张力的开放之场：只有置身于边际之处，才能既保持对自我有限性的自觉，同时又拒绝被这种自觉绑架，从而不断面向他者而重构自身。这一点，是处于中心地带永远不可能得到的恩惠。 我在本书**部分试图交代的，正是这样一种“在边际工作”的艰难。从文学领域跨入政治思想史，从中国研究转入日本研究，对我而言并不是“跨界”，而是更加深入地进入“临界状态”。我的日本师友们曾经对我说过，假如我从大学本科开始就学习法学和政治学，那么我大概不会像现在这样工作。换句话说，我并不是抛弃了文学，摇身一变跨进了政治思想史，我有幸把文学研究给我的教养转化成了思想史的思考动力。我那位学生时代师从于丸山真男的导师更是直截了当地替我做出了判断：你们做文学的，胸中有一个“**文本”，你把它带进了思想史研究。 在师友们的鼓励之下，我似乎一直透过这个“**文本”在临界点上观察和思考。不过什么是“**文本”？这个问题并没有引起我的关注。我只是依稀觉得，通过“**文本”思考社会科学的问题，或许可以观察到另外一些侧面。直到晚近，我才慢慢地获得了某种自觉，也开始记起了这个早已被我遗忘的“**文本”问题。 早年文学研究的训练给了我十分重要的营养，这就是对于人的生命过程本身的关注。特别是对于精神生活中细微之处的敏感，这种通常不属于社会科学研究范围的问题，对我而言却十分重要。然而政治思想史毕竟不是文学研究，它拒绝用经验的形式直接讨论人的生命过程和精神生活，它需要把这一切转化为与经验相关的思想命题。只是，在这个转化之后我所看到的风景，却与我仅仅从政治思想史内在理路出发时的思考并不完全重合。“**文本”给我的*大恩惠，在于它激发人的生命经验本身，从而帮助我理解社会科学的概念和范畴，并且使其转化为有效的分析工具。本书第二辑和第三辑的内容，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的这个“转化”过程。 这些年里，我的很多讨论都与“亚洲”这个命题相关。这个命题在我，本来是一个并无设计的追问，*初的讨论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而已；但刚巧遇到了亚洲崛起的时代——亚洲继万隆会议之后又一次登上历史舞台，中国也又一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只是，与20世纪50年代相比，无论是亚洲还是中国，历史的定位都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当中国经历了全球化过程之后，把亚洲作为一个论述单位，已经不能仅仅依据万隆会议时期亚洲要求民族独立的直观理由了。于是我经常被人问及：你讨论亚洲的意义在哪里？ 为了回应这个追问，我已经写作了相应的学术著作另行出版，本书并不直接处理这个问题。但是在本书的表层问题背后，确实也贯穿着这个思考“亚洲”的潜在线索。亚洲问题连带着牵出了关于主体性的思考，也逼问着对于世界史的感知方式，这一切都不是单纯的知识积累能够自然导引出来的思考，它需要建立一些新的视角。 本书第二辑以东北亚为背景，收入我关于日本、韩国、冲绳等具体对象的讨论。在与这些地区的知识分子交往的时候，我能够感知到在国内不那么强烈的“边界意识”。所谓的亚洲认同，在这些社会里是世界感觉的一种表达，它使得主体不可能在论述世界的时候置身其外。与这些年我们习惯的“全球视野”不同的是，我所观察到的这些对象面对的都是具体而困难的课题，绝非“宏观论述”所能涉及和解释。但是，在这些一时一地性的状况之中，却培育出了宏大和深厚的政治智慧。这些年在东北亚的游历，特别是有幸结识了生活在不同社会的朋友，这一切都给了我十分有益的启示。我得以了解：无论是针对亚洲还是世界，那些*具普遍性的思考，那些*为世界性的论述，必须借助于对在地经验的深入开掘，才有可能以个别性的方式真正成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亚洲是世界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并不是通向世界史的中间环节，它是否能够承载世界史，取决于它是否拥有大于自身的理念和勇气，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深入开掘自身的独特性。面对着南北分界的韩国思想家，面对着日本、美国与东北亚国际格局的冲绳活动家，他们面对着的，都不是抽象的“世界”，而只是这个世界里有限的局部。然而由于执着的开掘，他们却在有限的空间里拥有了真正的世界眼光。正是他们教会了我辨识东北亚的表情，也教会我理解我们就在其中的“世界”与“人类”。收入这一辑的《克里俄的面孔》和《论争的时代》，正是在学理上讨论世界感觉的文字，我希望它们可以与这一辑*后一篇《为什么要寻找亚洲》结合起来传递我关于局部与整体关系的思考。 这一辑里收入的《明治维新的思想史意义》一文，是以我在北京大学讲座录音稿为底本加工而成的。日本在东北亚的定位十分特殊，近代以来它一直致力于脱亚，*终却在“二战”之后无家可归。明治维新一向被视为成功的革命，但它开启的是西欧式近代的殖民之路。如何准确地评价日本近代以来的历史？近代日本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与它的现代化之间是什么关系？在阅读东北亚的表情时，这是我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个讲座并没有正面处理这段历史，它只是提出了一个思想史的课题：如果西欧式的近代模式并不是亚洲的出路，在这个模式渗入亚洲的历史时期，如何转化它才能创造亚洲的“近代”？ 第二辑的文字并没有正面涉及边际的问题，然而它们处理的问题却都发生在边际之处。冲绳与韩国的极限状态，日本的近代转型难题，都为我们提出了于现代世界格局中持守边际意识的思考线索。历史正是在临界点上运动，只有在这个维度上，我们才可能理解何以静态的思维无法进入历史。 本书第三辑收入了我近年来陆续写作的部分评论文字。我通过它们讨论了一些历史人物和身边朋友们的思考。之所以为这一部分提炼的主题是“在历史中思考”，是因为我所讨论的对象全都无法脱离他们所处的历史脉络。我一直认为，“游走”作为一种不带框架的自由思考，是理解所有思想产品的必经之路，但是不带框架的“游走”却不可以脱离历史脉络。假如“游走”发生在临界点上，那么它必将与历史的流动状态相遇。这些年从事思想史研究，无论是处理中国的，还是日本、韩国的问题，我都尽力通过具体人物的思考来提炼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我惊讶地发现，自己似乎总是与既成认识发生龃龉。学界有太多的“约定俗成”，很多问题没有经过仔细讨论就被回收到既定的判断中去了，更多的问题因为这种“约定俗成”而不可能进入人们的视野。我不断地体会到，只要把研究对象放到他所在的历史语境当中，只要诚实地面对“史料的反抗”，那么，静态抽象的既定前提或者通行结论几乎都会瞬间显得空洞无味。 “在历史中思考”绝不仅仅是一种说法，它意味着对主体意志的约束，也意味着对流动状况的感知。当思想史上的大家或者现实中发生的实践被归结为某种“主义”的时候，状况的流动性就被一笔抹消了。我从思想史的磨炼中学习到的，或者就是打捞那些被“立场”“观点”消解掉的问题意识，它们帮助我在熟视无睹的经验中发现新鲜的风景。 这些年我陆续接受了一些访谈，也跟一些朋友进行过对谈。我从中选择出一部分，作为本书第四辑的内容，某种程度上，也希望通过这些对话给本书作结。 我特别想要说明的是这里收录的两篇对谈。一篇是与日本的帐篷剧作家樱井大造的对话。很可惜，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这次对谈是在哪里进行的，它似乎没有正式发表，但这不是很重要。对我而言，与大造的对话是很奇特的经验。我个人的工作离戏剧很远，也没有介入社会运动，但是与大造对话时，却感觉不到隔阂。我希望把它收入本书，是因为这篇对谈的主角是樱井大造，他生动的介绍和浓度很高的讨论，揭示了日本乃至东亚社会难得一见的侧面。我相信读者会对此产生兴趣。承蒙大造先生慨允，我得以把它收入本书。征得他的同意，为了阅读的方便，我对文中不够准确和过于跳跃的部分进行了少量的修改和订正，但是力求不做过度的增删，以保持原有的味道。 另一篇对谈是我与韩国学者白永瑞先生进行的长篇讨论。韩国在若干年前兴起了打造“社会人文学”的热潮，应白教授之请，我们畅谈了对于当今学术制度和知识分子工作伦理的想法，并且就如何思考社会人文学可能性的问题交换了意见。这次对谈已经是12年前的事情了，我当时的一些判断今天看来不免有明日黄花之嫌。收入本书，一是因为它温暖地回顾了我与白教授不避交锋的友谊，二是因为白教授在里面谈到了他在韩国思想界的宝贵经验。白永瑞是韩国思想界的重要人物，专攻中国现代史，也是思想性杂志《创作与批评》的骨干成员，并长期担任主编。这篇对谈当年曾经以韩文发表在《创作与批评》上，尚未在中文世界发表过。在本书编辑过程中，我联系了白永瑞教授，他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对全文进行了文字修订，且同意我把它收入本书。 大造与永瑞都是我的老朋友，他们都有着比我更深入的“在边际游走”的经验。以这两篇对谈为本书作结，或许是*为合适的——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启迪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摆脱了中心意识之后，才能发现边际的丰饶；边际的意义，正在于为我们揭示世界的多样与个体的有限，使我们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和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