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修订本)

　　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今县）人。少时“颖敏绝伦”，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考中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隆庆元年（1567年）穆宗即位，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政事。神宗即位后，代高拱为首辅，执掌实权达十年之久，为一代“权相”。张居正执政期间，推行一系列政治和经济制度改革，死后受人僭毁，削爵夺谥，籍没家产。长子自缢，次子及居正之弟“俱发戍烟瘴地”（《明史·张居正传》），至崇祯时才得平反。著作有《张文忠公全集》四十七卷，一名《张太岳集》。　　明代嘉靖、隆庆年间，社会矛盾急剧激化。皇族、官贵和豪强争相兼并土地，大批农民沦为佃户。国家赋役极重，农民不堪其苦，往往流走他乡，“抛荒田产，避移四方”（《明万历实录》卷三十二）。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国家财政收入日绌，人不敷出。政治上则贪官污吏横行，当权者明争暗斗，政治腐败。国内起义不断，对外边防废弛，形势十分严峻。张居正针对时弊，图谋更化，以寻求出路。他说：“近来风俗人情，积习生弊，有颓靡不振之渐，有积重难返之几。若不稍加改易，恐无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张太岳集·陈六事疏》，下引同书只注篇名）张居正作为政治家和实权人物，政治思想以加强集权，严整吏治，抑制豪强和推行文化专制为主要内容，诚如他所自言：“以尊主威，定国是，振纪纲，剔瑕蠹为务。”（《答陈节推第十八书》）　　一、振纪纲，重诏令　　张居正“审几度势”，提出一整套“救时”之方，其中首要解决的是如何加强中央集权，重振纪纲。张居正认为，*严重的危机是君主势衰，政局失控，政事弛靡。他说，当今“国威未振，人有侮心”，“人乐于因循，事趋于苦窳”（《与李太仆渐庵论治体》），朝廷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从委徇”（《陈六事疏》），致使上下阻隔，君令不得下达，统治实效极差，所谓“科条虽具，而美意渐荒；申令虽勤，而实效罔获”（《辛未会试程策》）。具体言之：“臣窃见近日以来，朝廷诏旨，多废格不行，钞到各部，概从停阁。或已题奉钦，依一切视为故纸，禁之不止，令之不从。至于应勘应报，奉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属迟慢，有查勘一事而数十年不完者，文卷委积，多致沉埋，干证之人，半在鬼录，年月既远，事多失真，遂使漏网终逃。”（《陈六事疏》）。君主政治赖以运行的官僚机构几近瘫痪，直接危及君权的巩固。　　针对危机，张居正提出要“振纪纲”。他说：“人主以一身而居乎兆民之上，临制四海之广，所以能使天下皆服从其教令，整齐而不乱者，纪纲而已。”他说的纪纲泛指权力法度。“振纪纲”要求君主亲自总揽法纪刑赏之权，“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刑赏予夺，一归之公道”（《陈六事疏》），纪纲如同“太阿之柄”，君主“不可一日而倒持也”（《陈六事疏》）。“振纪纲”还要求君主加强对官吏系统的控制，提高君主诏令的权威性。张居正说：“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政令是君主政治权威的具体体现，通过政令才能推动整个政治运行。所以说“天子之号令，譬之风霆”。假若“风不能动，而霆不能击”（《陈六事疏》），则君主的权威及其对政局的有效控制必然削弱。君主“无威”，臣下必然“无法”，“斯大乱之道也”。据此，张居正一心严肃法制。他制定了《考成法》，规定凡部院覆奏，行抚按勘，皆以“大小缓急为限，误者抵罪。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明史·张居正传》）。张居正特别强调法纪必须严明，不可“徇情”或“操切”。他说：“徇情之与顺情，名虽同而实则异；振作之与操切，事若近而用则殊。”徇情指不顾是非可否，一味顺顾私情，操切则指以严刑峻法，虐使其民。此二者均是对纪纲的破坏。他主张“情可顺而不可徇，法宜严而不宜猛”。既能顺应人情之所同欲，又能“整齐严肃，悬法以示民”，作到“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陈六事疏》）。法纪严明方能使君威振作。　　张居正力主“振纪纲”的目的是为“强公室，杜私门”（《与李太仆渐庵论治体》），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君权。法治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他说：“盖闻圣王杀以止杀，刑期无刑，不闻纵释有罪以为仁也。”（《答宪长周友山言弥盗非全在不欲》）他称赞秦始皇“创制立法，至今守之以为利”（《杂著》），又说：“高皇帝（朱元璋）以神武定天下，其治主于威强。”（《杂著》）在他看来，“君子为国，务强其根本，振其纪纲”（《杂著》）。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才是*理想的统治形式，他所主张的“振纪纲”则是典型的君主专制政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