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城市:文化想象与本土实践

城市文学：无法现身的“他者” 陈晓明[ 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本文原载《文艺研究》2006年第1期。] 当代“城市文学”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产物。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城市化发展迅猛，城市成为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集散中心，其发展方向是后现代消费性城市。按照鲍德里亚的看法，这种城市更重要的是符号生产的中心，城市成为传媒与文化的生产基地。因此，随着城市文化的兴盛，“城市文学”开始引起人们的兴趣[参见拙作：《表象与状态：后新时期城市小说概论》，《文艺争鸣》1994年第4 期。]。“城市文学”表达了当代人渴望了解城市，表现城市文化的历史愿望。 准确地说，只有那些对城市的存在本身直接表现，建立城市的客体形象，并且表达作者对城市生活的明确反思，表现人物与城市的精神冲突的作品才能称之为典型的城市文学。按此标准，在当代文学史中，这样的作品显然少而又少。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城市相关的作品倒是不少，但与城市构成内在关系的还并不多见。显然，按我们给出的定义来看，我们现在讨论的“城市文学”更侧重于关注那些表现大都市的作品，关于大都市的生活经验具有更强烈的城市感，小城市与乡村相去未远，其现代感并不强烈。正因为这些，城市文学也经常被称之为“都市文学”。 城市文学承载着新兴的文学观念、生活经验以及新的美学范式进入文学场域，它令人兴奋、激动和不安。它显然遭遇到主流的乡土文学的抵抗和排斥，在这场角逐中到底何者会获胜？城市文学可以存在下来吗？如果乡土中国文学依然力量足够强大，那么“城市文学”还不能占据要津。如果我们看到乡土文学本身的主导地位乃是历史的特殊情势造成的结果，那么，城市文学的胜利结果也必然是同归于尽。因为乡土文学走向终结，城市文学也就不存在了。到那时，文学就是文学，无法也无必要划分为乡土/城市。中国的城市文学始终是生不逢时，它遭遇乡土中国永不衰竭的历史力量，尽管它也具有强大的历史活力，但它只能是遭遇主导历史排斥的“他者”，一个“大他者”[“大他者”是齐泽克提出的概念，这个概念显然是对拉康理论发挥的结果。“他者”的概念同时吸收了列维纳斯的观点。拉康式的齐泽克的主体是无法完成自身的存在者，主体是被“大他者”质询的对象；而“大他者”反倒是一个巨无霸式的不在场而又能撕裂主体的一种绝对之物（参见[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3页）。在我这里，“大他者”反倒是无法实现自身的主体的那种存在者，主体是无限大的在场的主导历史。因此，我的他者概念更接近列维纳斯的原意。这个他者既是被主体排斥的，也是无法实际为主体的，但它又是不可抗拒的要反过来质询主体，由于这个他者也带着历史的合法性力量介入主体的历史，因而它是“大他者”。]。由于这个他者也带着历史的合法性力量介入主体的历史，它又是不可抗拒的要反过来质询主体，因而这个他者是“大他者”。“城市文学”在这种角逐中，其本质是一场后现代与现代（以及前现代）的角逐。然而，这种替代性的、不断变革和前进的观念，又是典型的现代性观念，后现代也要借助现代性的观念来获得它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