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思想史

　　托马斯·卡弗（Thomas Carver，1902）没有完全摒弃价格降低的可能，但至少认识到，如果收益递增在厂商层面无穷尽地延续，整个行业将滑向由一家厂商垄断的局面。在此情况下，关税势将强化这一垄断力量，使其从国内消费者那里索取更高的价格。①不过令人惊奇的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并未认真追究收益递增有可能挑战自由贸易论这一前景。例如，弗兰克·陶西格（1927：83）同意，收益递增“可能改变国际贸易得以发生的条件环境”，却漫不经心地将此问题弃置一旁，称其“不是新东西，因而不必重新分析”。　　要等到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出场才改变情况。爱丁堡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J.S.尼科尔森（1897：308-309）指出，收益递增可能给比较优势理论带来问题。尼科尔森设想了这一情形：假定小麦的生产受制于规模收益递减规律（即随着雇佣劳动的增加，边际劳动产出却减少），而布匹的生产受制于规模收益递增规律（即随着雇佣劳动的增加，平均劳动产出也增加）。专业化和贸易对相互贸易的两个国家意味着截然不同的结果。在布匹生产方面拥有比较优势的国家会既享受到布匹方面平均劳动产出的增加（随产量增加），又享受到小麦方面边际劳动产出的增加（随产量萎缩）。这将导致工资水平的上升。尼科尔森如同当时其他人惯于认为的那样，也暗示凡能扩大劳动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任何事情都必然是可取的。　　相反的情形则发生在比较优势限于小麦的那个国家，在这里，随着小麦产量的增加，边际劳动产出将会下降，而从布匹方面撤出劳动将降低该部门的平均劳动产出。假如布匹每码的售价相当于每蒲式耳小麦的售价，则当原用来生产1000码布匹的劳动能用来生产1000蒲式耳小麦时，该过程往往会在此刻停止。然而，由于不同的规模收益情况，一国可能使用资源生产少于1000蒲式耳的小麦，因为通行的分析“没有考虑在布匹方面随生产量的减少而出现的平均劳动收益的下降”。在此情况下，小麦方面额外增加的劳动将产出不足1000蒲式耳的小麦，该国“将获得比原先较少的布匹，总国民收入也会减少”。对这个将完全专业化于小麦生产的国家而言，尼科尔森断言，“其唯一的补偿在于，用所出口的小麦争取获得比过去更多的布匹”，此即在贸易条件上争取能有足够大的改善。　　尼科尔森这一较早但包含洞见的分析离确立其理论尚有一步之遥，因为他未能直接说明专业化于收益递减部门的国家所遭受的损失，他只是间接地讲到了贸易收益问题，而且，他关于国民收入会有减少的论点本身尚不完整。他对于农业中的边际分析和对制造业中的平均分析用得相当不熟练，这表明，以此种收益递增来考察国际贸易平衡可能还存在问题。农业中的边际分析是司空见惯的：产量会继续增加，直到达成某个竞争性均衡，此时即生产某产品时（不断增加）的边际成本等于其价格。这一点在思考制造业问题时是不够的。如果边际成本与产量存在一种反比关系，则原先当边际成本与价格相等、产量维持在单位成本较高的水平时，便不会有利润。因此，尼科尔森被迫用平均生产率（即成本）的概念来进行自己对制造业的讨论，他提出随着产量的增加，生产的平均成本在“所有”产量单位都会下降。这一情况与竞争均衡是潜在一致的。　　颇为奇怪的是，尼科尔森的举例没有引起同代人的多少兴趣，也没有引发什么争论。①然而，1923年，弗兰克·格雷厄姆构建了一个非常类似的例证，似乎可以表明，那个未能专门从事收益递增产业的国家会遭受损失。格雷厄姆（1923：200）强调，比较优势并不是评判*佳商业政策的“绝对正确标准”，他断言，当制造业服从于规模收益递增规律时，“对制造业的保护可以有利可图地延续很长时间，大大超出幼稚阶段，而不管该产业撤除扶持后是否能自行支撑”。在格雷厄姆看来，那些赞成幼稚产业临时保护论的人退让得太多了，因为“如果一个产业没有保护便无法成长或立足，且没有保护将永不可能存活下来，如果一个产业在*初征收保护性关税时没有比较优势，甚至有了保护性关税也永不可能获得比较优势，那么，保护这样的产业仍然可能符合一国的经济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