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典学术史(第二卷)

第三章 经典的发现。博乔、奥理斯帕、菲勒尔佛、雅努斯·剌斯喀理斯 对经典著作钞本手稿的寻访，肇始于彼特拉克[ 上文第7页。]，由薄伽丘[ 上文第14页以下。]和萨卢塔蒂[ 上文第17页以下。]承续其馀波，在康士坦茨会议期间（1414－1418）蔓延至意大利疆土以外。那次著名的会议不仅见证了**位在意大利传授希腊文的伟大教师之过世，还发现了不在少数的一批古代拉丁经典。寻访者中*著名的是博乔·布拉乔利尼（1380－1459）[ 参看Voigt，i 235－251，257－2603。]。他出生于阿雷佐附近的特兰诺沃Terranuovo，在佛罗伦萨受学于乔万尼·马尔帕吉尼和赫律索洛拉斯，1403年之后出任教皇秘书，以此身份出席了会议。在“使徒圣座Apostolic See”空缺期间【译按，此前存在西方教会的分裂状况，阿维尼翁、比萨、罗马各有一位教皇，康斯坦茨会议即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召开，会议期间，三位旧教皇先后离职或被废黜，*终会议拥立一位新教皇】，即自1415年5月24日至1417年11月11日，教皇秘书无公职在身，其主要的发现即在这一段空档。这些发现与四次不同的考察有关：（1）1415年夏，往克吕尼，（2）1416年夏，往圣高尔，（3）1417年初，往圣高尔及其他修道院，（4）同年夏，往朗格勒及法兰西、日耳曼其他地区[ 这4次考察得到Sabbadini的细致区别，见《拉丁与希腊文钞本的发现：14、15世纪》（翡冷翠，1905）。]。 （1）在马孔Mâcon北部的克吕尼[ 博乔，《书信集》，ii 7，ex monasterio Cluniacensi【出自克吕尼修道院】。]，博乔发现了一部西塞罗演说词的古代钞本，其中包括了《为克伦提乌斯辩》pro Cluentio、《为塞克图斯·罗斯基乌斯辩》pro Sexto Roscio和《为墨列那辩》[ 《书信集》，ii 26（致尼科利），Orationes meas Cluniacenses potes mittere ... Scribas mihi quae orationes sunt in eo volumine praeter Cluentianam, pro Roscio et Murena.]。近来的研究显示，其中还有《为米洛辩》和《为凯琉斯辩》pro Caelio[ A. C. Clark，在《牛津遗献辑刊》，x（1905），《博乔所见克吕尼之文物》The Vetus Cluniacensis of Poggio，p. iii。博乔的钞本，被鉴定为即12世纪克吕尼书目所著录的第496号，“Cicero pro Milone et pro Avito et Murena et pro quibusdam aliis【西塞罗为米洛辩及为哈比图斯（译按，Avito系Habitus之误，克伦提乌斯全名为Aulus Cluentius Habitus）、墨列那及其人辩】”。在博乔的钞本传入意大利之前，对于该本的校读，包括了《为米洛辩》和《为凯琉斯辩》，已被抄入圣维克多钞本中，此本今存于巴黎（拉丁件，14,749）。]。博乔使这些手稿免于损毁，将之寄与佛罗伦萨的友人们，其中弗朗切斯科·巴尔巴罗Francesco Barbaro在对之进行释读的过程中遇到极大的困难[ 瓜理诺关于《为塞克图斯·罗斯基乌斯辩》，§132，见引于Clark的《遗献》Anecdoton，iii【译按，当指《牛津遗献》Anecdota Oxoniensia】。]。已知*早的副本，完成于1416年2月，由“约安内斯·阿雷提努斯Joannes Arretinus”献给科西莫·德梅第奇Cosimo de’Midici，前者显然是那位知名的书法家[ Sabbadini，《拉丁与希腊文钞本的发现》，77，注释22。关于其他副本，见Clark，xxxix。]。 （2）博乔1416年夏在圣高尔的考察有几位同伴，一个是巴尔托洛梅奥·达蒙泰普尔恰诺Bartolomeo da Montepulciano，在誊录新见之拉丁钞本手稿方面有杰出贡献；一个是琴乔·鲁斯蒂奇Cencio Rustici，他与博乔和蒙泰普尔恰诺一样，是赫律索洛拉斯的学生，从事于希腊著作的翻译；还有一个是皮斯托亚的佐米诺（或索佐梅诺Sozomeno）Zomino of Pistoia，他凭借对于希腊文的知识，以及在语法学和修辞学的兴趣，在康斯坦茨及其他地方收集了116种拉丁与希腊钞本，这些手稿在他临终前赠给了自己的出生地城市（卒于1458）[ 韦斯帕夏诺，《15世纪名人传》Vite di uomini illustri del secolo xv，503－5，一篇“皮斯托亚人津比诺Zembino Pistolese”的小传。他的编年通史部分刊印于Muratori的《意大利史料系年汇编》，xvi 1063。]。这次访书的热情如此高涨，即便是路程的险阻恶劣也不能动摇博乔、蒙泰普尔恰诺和琴乔从康斯坦茨出发的决心，他们攀越了绵延约20英里的陡峭山峰才到达了圣高尔。在这座古代学识的家园，他们见到修道院院长和修士们对于文学毫无兴趣，有不少珍贵的手稿便蒙着灰尘，被放置在修道院教堂一座阴暗的塔楼中，那是（据博乔说）一间恶臭的监狱，即使死囚也难以在此羁留[ 博乔，《书信集》，i 5（致瓜理诺，1416年12月15日）。]。琴乔被所见此景大为震动，声称若是那些书卷能够发声，它们将会呼告：“噢，喜爱拉丁语调的仁人君子们，请让我们不再受这罪了吧，解救我们出狱吧”[ 琴乔致信在罗马的弗朗切斯科·达菲亚诺Francesco da Fiano，见于Quirinus（Angelo Maria Querini），《弗朗切斯科·巴尔巴罗来往书札初编》Diatriba praeliminaris in duas partes divisa ad Francisci Barbari et aliorum ad ipsum epistolas（1741），p. 8。]。在博乔*初的收获品中，有一部完整的昆体良《演说术原理》[ 《书信集》，i 5，ibi inter confertissman librorum copiam, quos longum est percensere, Quintilianum comperimus adhuc salvum et incolumem, plenum tamen situ et pulvere squalentem ... Repperimus praeterea libros tres primos et dimidiam partem quarti C. Valeri Flacci Argonauticon, et expositiones ... super octo Ciceronis orationes Q. Asconii Pediani ... Haec mea transcripsi, et quidem velociter, ut ea mitterem ad Leonardum Arretinum et Nicolaum Florentinum; qui cum a me huius thesauri adinventionem cognovissent, multis a me verbis Quintilianum per suas litteras quam primum ad eos mitti contenderunt.【此间藏书极为可观，一时难以尽述，我们在此发现昆体良著作竟完好无损，尽管发霉蒙灰……又觅得瓦勒理乌斯· 弗拉库斯《阿尔戈传奇》前三卷及半部第四卷，及八卷阿斯柯尼乌斯· 佩甸努斯的西塞罗演说词注疏（译按，见本书**卷中译本第211页）……我亲手迅疾地誊录完毕，将之寄赠莱奥纳多·阿雷提努斯（译按，指布鲁尼）和佛罗伦萨的尼古劳斯（译按，指尼科利），他们一听闻我所发现的宝物，就写来长信，敦促我尽快把昆体良著作寄去】。参看布鲁尼，《书信集》，iv 5。]，这是彼特拉克在残篇断简之外从未见识过的著作[ 上文第8页。]，萨卢塔蒂一直想从法国获得此书却未能如愿[ 书信，（1）见于Thomas，《约安内斯·德·蒙斯特里奥洛的生平与著述》De Johannis de Monsteriolo vita et operibus（1883），110；（2）见于萨卢塔蒂的《书札集》，i 260。]，加斯帕理诺??达巴尔齐扎竟然鲁莽地应承说要以己作来续补亡佚的部分[ 布隆多斯Blondus【译按，即下文的弗拉维奥·比翁多】，《意大利游览志》Italia illustrata，346。]。博乔立即将这好消息告知在佛罗伦萨的尼科利和布鲁尼，将手稿运往康斯坦茨，费时53天，亲笔誊录完毕[ 《宗座虚位录》Sede Apostolica vacante言及副本之题记，见引于Reifferscheid，《莱茵博物馆》，1868，145。布鲁尼复信回应博乔**次宣布其发现的日期，是1416年9月13日（《书信集》，iv 5）。]。1495年，其誊录本显然仍存于梅第奇图书馆[ 《意大利历史档案》Archivio storico italiano，Ser. III，xx 60，今存两个博乔的誊录本：Vat. Urbin. 327，及Ambros. B 155 sup.【superlativo，极上品】（Sabbadini，《安布罗斯图书馆拉丁本分析》Spogli Ambrosiani Latini，350）。]，加斯帕理诺得到的另一副本，直接源自康斯坦茨[ Sabbadini，《加斯帕理诺??巴尔齐扎关于昆体良与西塞罗的研究》Studi di Gasparino Barzizza su Quintiliano e Cicerone（1886），4。]。 与此同时，博乔还发现了一部瓦勒理乌斯?? 弗拉库斯《阿尔戈传奇》的钞本，包括了卷I至IV 317。他抄出一部副本，这成为其他誊抄本的来源，今存于马德里的一部手稿即系此本[ x 81（摹本见上文第24页），其笔迹较乎博乔誊抄的杰罗姆和普洛斯珀更为潦草。这两种手稿的照片，我得A. C. Clark先生赐览。]。另一个副本，可能是某个无知的日耳曼抄手为巴尔托洛梅奥所制，藏于牛津的王后学院[ A. C. Clark，在《古典学评论》，xiii 119－130。]。完整的著作钞本，稍晚时期才得以在意大利出现（约1481）[ Vat. 3277（9世纪）；Thilo，引言【译按，指Thilo所校订的《阿尔戈传奇》一书引言】，xl；参看A. C. Clark，前揭，124；Sabbadini，《拉丁与希腊文钞本的发现》，151。]。 博乔还发现了一部手稿，内容包含阿斯柯尼乌斯注疏的西塞罗五篇演说词，以及一位不知名注家注疏的一大部分《反维勒斯》诸篇[ 《一反》及《二反》卷i、ii至§35。]。这部手稿在康斯坦茨由巴尔托洛梅奥[ 1416年7月25日。]与佐米诺[ 1417年7月23日。]忠实地予以复制。巴尔托洛梅奥的誊抄本今存于洛伦佐图书馆[ liv. 5。]；佐米诺钞本则在皮斯托亚。博乔也抄写了一部副本，多有臆度改订之处，今存于马德里，与上文提及瓦勒理乌斯?? 弗拉库斯著作并于同一卷册之中[ A. C. Clark，在《古典学评论》，x 301－5。]。博乔仓促完成之誊抄本有一种精善副本，成为洛伦佐图书馆[ liv 4。]和莱顿所藏钞本的原本。博乔以己见做的校订，在此后一段时期得到所有阿斯柯尼乌斯之整理者的遵从，直到基斯林Kiessling和舍尔Schöll发现了巴尔托洛梅奥与佐米诺的忠实钞本。 琴乔在告知他人以上三部手稿俱得以誊录之后[ Quirinus，前揭，horum quidem omnium librorum exempla habemus.【我们已有全部书籍之副本】。]，又记录了新的发现，包括普理西安对维吉尔数行诗篇的注疏[ Partitiones（即“修辞解析parsing”）xii versuum Aeneidos.【《埃涅阿斯纪》之12行诗的修辞解析】。]，以及一部维特鲁威著作的钞本。后者并非孤本，因为我们知道莱歇瑙（距康斯坦茨较近）有一钞本，还有一种存于阿维尼翁的教廷图书馆[ Müntz，《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史》Histoire de l’Art pendant la Renaissance，i 238。]。 （3）第二次考察圣高尔，是在1417年1月的一次寒冬大雪中[ 巴尔托洛梅奥在1月21日致信特拉威萨利（《书信集》，p. 984）；在随后巴尔巴罗写给博乔的信中提到了vis hyemis【于冬日】与nives【雪】（p. 2），时在1417年7月6日。]。得到了官方的批准，巴尔托洛梅奥与博乔被定为同样级别与权威的考察员[ 巴尔巴罗，《书信集》，pp. 4，6。这次考察的发起人是枢机主教布兰达Branda（Sabbadini，《拉丁与希腊文钞本的发现》，79，注释33）。]。此次访察未限于圣高尔一家修道院。其他修道院，巴尔托洛梅奥称其一为“于阿尔卑斯之中心”，可能是指埃因歇德伦，另外还有三家，可确定包括莱歇瑙那家著名的本笃会隐修院，724年建立于下湖区【译按，Untersee即属于康斯坦茨湖，该岛即名莱歇瑙，见中译本**卷第458页】的岛上，还有康斯坦茨湖北岸不足16英里处建于稍晚时期的魏恩加滕Weingarten隐修院。在圣高尔他们找到了一部维哲修斯和一部庞贝乌斯·费斯多（实为助祭保罗的摘要），两者均由巴尔托洛梅奥加以誊抄。维哲修斯存于彼特拉克图书馆，而所谓的“庞贝乌斯·费斯多”则下落不明[ Sabbadini，80，注释36。]。其他的新发现，有卢克莱修、曼尼琉斯、西利乌斯·伊塔利库斯、阿米安·马赛理努斯，以及卡珀尔、攸提珂斯和普洛布斯这几位语法学家。卢克莱修是在一家“僻远”的修道院中重见天日的，由博乔命人誊抄副本[ 博乔致信巴尔巴罗，在1418年初，“Lucretius mihi nondum redditus est, cum sit scriptus: locus est satis longinquus, neque unde aliqui veniant【卢克莱修还未返回我手，尽管已经抄完：彼地甚为偏远，鲜有人来】”。（A. C. Clark，《古典学评论》，xiii 125）。Lehnerdt认为可能是指阿尔萨斯的米尔巴克Murbach im Elsass（《文艺复兴时期的卢克莱修》Lucretius in der Renaissance，5），他主张博乔或许是在考察朗格勒期间来此的。]。可能在1418年夏，此副本被寄给了尼科利，由其保存至1434年[ 博乔致信尼科利，《书信集》，ii 26（1425年6月），iv 2（1429年12月；Munro，《卢克莱修》，p. 33；Lehnerdt，5）。]，并与此同时制作了一部书法精美的誊录本，今藏洛伦佐图书馆，乃是卢克莱修著作钞本整个族系中的祖本。曼尼琉斯著作，今以马德里的一部誊录本为代表[ R. Ellis，在《赫尔墨斯与雅典娜》，viii（1893）261－286，以及《古典学评论》，vii 310，356，406。马德里钞本（M 31）包括了曼尼琉斯和《诗草集》，原本与另外一部有阿斯柯尼乌斯和瓦勒理乌斯?? 弗拉库斯著作的钞本（X 81）捆扎在一起。在**部的卷首题录了全部的内容：Manilii Astronomicon Statii Papinii sylvae et Asconius Pedianus in Ciceronem et Valerii Flacci nonnulla【曼尼琉斯《天文学家》、帕丕尼乌斯· 斯塔提乌斯《诗草集》、阿斯柯尼乌斯· 佩甸努斯之西塞罗注疏、瓦勒理乌斯?? 弗拉库斯著作数卷】；第二部的篇末，见上文第24页的摹本，又参看Clark，《古典学评论》，xiii 119。]，其中包含若干处校读文字，这不见于冉布卢斯Gembloux的那部*早*完善的手稿之中。关于西利乌斯·伊塔利库斯的《布匿战纪》Punica这部为中古人所不知晓的著作，其副本是为了巴尔托洛梅奥与博乔而誊写的[ Clark，《古典学评论》，xiii 126－9；xv 166。]，其文本今日得以传世，全赖这四个钞本，其中两部藏于佛罗伦萨的[ L本（Laur. xxxvii 16）与F本。]，可能代表了为博乔而制的副本，另两部则是为巴尔托洛梅奥而制[ O本（牛津王后学院）与V本（梵蒂冈，Vat. 1652）。]。阿米安·马赛理努斯著作第14至31卷之钞本，虽无明证，但可知是来自富尔达，或许是该修道院院长本人带至康斯坦茨的[ Ziegelbauer（转引自Urlichs，在《莱茵博物馆》，xxvi 638），lectissima de sua bibliotheca exportari volumina iussit, quae magnam vero partem deinceps non sunt restituta.【他要求将图书馆精选之书卷拿去展示，不过大多数原本未能归还】。博乔，《书信集》，ii p. 375，Ammianum Marcellinum ego latinis musis restitui cum illum eruissem e bibliotecis ne dicam ergastulis Germanorum. Cardinalis de Columna habet eum codicem, quem portavi, litteris antiquis, sed ita mendosum, ut nil corruptius esse possit. Nicolaus Nicolus illum manu sua transcripsit in chartis papyri. Is est in bibliotheca Cosmi.【随着我从图书馆发掘出这部钞本，我就要重新建立对阿米安·马赛理努斯之拉丁文的研究，更不消说日耳曼的工作坊了。科隆纳家的枢机主教得我转赠拥有这部古典文学的钞本，但是谬误甚多，简直无从损坏。尼科洛·尼科利亲手将之誊抄于纸上。此本今存于科西莫之书室】。前揭由Clark在《古典学评论》xiii 125所刊印之书信，De Ammiano Marcellino non reperio, qui symbolum conferat【我未寻得谁人能够对于阿米安·马赛理努斯加以点校】（“在辨读或解释上予以援助”）。]。*终则周转至梵蒂冈图书馆[ No. 1873，10世纪；摹本见Chatelain，《古典拉丁语的古文书法》，no. 195。]。博乔后来煞费苦心，也未能从赫斯费德获得该史家著作的另一钞本[ 《书信集》，ii 7，iii 12（1423－7）。赫斯费德钞本的文本，刊行于1533年，原本则亡佚了，唯有6页残卷，于1876年在马尔堡重见天日。参看Schanz，§ 809。]。至于普洛布斯（与另两位语法学家一并被提及）的著作，是指被冠以其名的那部《小学末艺》Ars minor，或作《艺学门径》Institutio Artium【译按，即**卷提及的《组句析文之艺》Instituta Artium】。 （4）1417年夏，或许是在马恩河畔的朗格勒，博乔发现了《为凯基纳辩》pro Caecina[ 《为凯基纳辩》题记；hanc orationem ... cum eam ... in silvis Lingonum adinvenisset ...【当我去往朗格勒，在林间发现了这部演说词】。]；他又在法国或德国一家不知名的修道院中，发现了另外七部演说词，即三篇《论土地权》、两篇《为剌比理乌斯辩》pro Rabirio，还有《为喜剧演员罗斯基乌斯辩》pro Roscio Comoedo与《斥皮索》[ 《斥皮索》题记；has septem ... orationes ... perquisitis plurimis Galliae Germaniaeque ... bibliothecis cum latentes comperisset【此演说词七篇，乃高卢与日耳曼所得之大收获，尽是举世未闻之书籍】（A. C. Clark，《牛津遗书考》，p. 11；Sabbadini，《拉丁与希腊文钞本的发现》，81）]。1418年初，在康斯坦茨，博乔仍持有这些演说词的誊录本，但他随后将之寄往威尼斯，由弗朗切斯科·巴尔巴罗保管至1436年[ 书信，转引自A. C. Clark，《古典学评论》，xiii 125－6。]。惟有通过这个誊录本及其副本，两篇《为剌比理乌斯辩》才得以传诸后世，而博乔**次考察时发现的克吕尼本之誊录本，则是《为墨列那辩》及《为塞克图斯·罗斯基乌斯辩》的绝世之权威来源。